听到这里，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你应该劝陈志皋，为了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这一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一定要忍辱负重，勉为其难，继续努力，任劳任怨地坚守这个重要的岗位。白区工作既艰苦复杂又很危险，调动干部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去计较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所散 布的流言蜚语呢？我们希望陈志皋在曲江这个重要岗位上，进一步发挥报国的才干，千万不要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就打退堂鼓，不干了。我们要学习大禹闻善言则拜之的精神，虚怀若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忍人之不能忍，容人之不能容。我们的党和军队，不就是在敌人无数次诬蔑、谩骂屠杀、 ‘围剿’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吗？”
我说：“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四位爱国民主人士要联合发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宣言时，还有人说我附和杜月笙要去阻拦他们发表。”
恩来同志说：“宋庆龄还在香港时，小超（邓大姐）去香港向那些支持我们党团结抗日主张的朋友们道谢，杜月笙也请过她的客，当时你还做过陪客。
这些帮会头子只要坚持抗日，也是我们争取团结的对象。你是互济会的营救部长，宋庆龄先生等要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呼吁营救新四军叶挺军长，慰问受难同志的家属，你怎么会去阻挠他们呢？
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完全知道的，你有什么必要听信这些谣言而生气呢？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曲江方面我们不想再增派干部，有你在那里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李汉魂夫妇那里，我们已派有专人在那里工作着，你们仍以现在的工作方式同他们团结合作为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即使个人感到委屈，也要勉为其难，尽快返回曲江，对内传达党的嘉奖表彰，勉励我们的同志，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对外呢，一定要说服陈志皋打消辞职的念头，坚守现在的岗位。
交通银行那里也不一定能发挥他的才干，我估计中赈委的许世英、屈映光他们也不会同意他辞职的。而我们的人已经占领的岗位，也决不允许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否则岂不等于做逃兵了吗？你现在的工作位置这么重要，谁能去接替你呢？
一切服从工作需要，这是党的纪律，你是懂得的。中央对你们是深信不疑的，总是不断地鼓励、表扬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安心于白区工作呢？”
我欲言又止地嗫嚅着说：“我想去延安，不仅是想离开白区，换个工作环境，还因为我想离开陈家，觉得还是跟陈志皋分手为好。”恩来同志关切地问：“陈志皋不是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我流着泪说：“虽然在这抗日国难期间，陈家这个大家庭的各位成员，都能摒弃政见的分歧，和衷共济地团结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但这些年来，我在他家中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难安。我并不要求陈志皋专心爱我……”
在恩来同志追问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后，我终于支支吾地说出传闻陈志皋跟某某女士有较为亲密关系的事。恩来同志说：“对旁人传说的风言风语你不可随便轻信。”还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说：“姑奶奶，难道你也会为这种事吃醋了吗？我们共产党员的肚量要放得大一点，眼光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民主人士即使有过那么一段罗曼史，有时恐怕也是出于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在这方面对党外人士不应苛求。
你一直在特殊的岗位上独立自主地工作，陈志皋对你十分尊重，言听计从，从不干预你的活动，你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你的心是一定要开阔一些，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去计较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在恩来同志亲切耐心的谆谆教诲下，我终于不得不心服口服了。
蔡叔厚本是共产国际情报系统下的一个共产党员，我在 上海时就知道了他的身份。他在上海跟刘少文、李南香等搞白区工作时，知道我和刘少文可以通过单线联系的渠道向周恩来同志反映情况。
有一次闲谈，他就跟我讲，他是国阮支部的人，想转为中国支部的成员。这次在曾家岩见到恩来同志，我就有机会替他反映了这一愿望。恩来同志说：现在还是维持原状，保持单线联系比较好。
提到蔡叔厚的问题，我就想 到了自己的问题：现在除了仅有的几位上级领导同志以外的中共党员身份未公开，又加上有这么多的流言蜚语，将来我的党籍、党龄会不会成问题呢？于是就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这顾虑。恩来同志当即明确地回答我说：“等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我会负责给你证明的！”听了他这的担 保，长期以来盘旋在我心中的疑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要谈的话很多，恩来同志想了解的事情也很多，我惊异 他对许多事情记忆之清晰细致。欢愉中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中午，在小餐厅吃饭，餐厅中只有一个八仙桌，就和他们的书房兼卧室一样简单、朴素，但是整洁、大方，全无一样多余的装饰。
席间，廖梦醒同志也在座作陪。菜肴中有一尾大鲤鱼，邓大姐说：“慕兰啊，今天这是特地为你准备的呀！你知道在重庆我们是很难吃到的。”
恩来同志慈祥地让孩子们称他为舅舅，摸了摸允中的头说：“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长大以后一定很聪明。慕兰，你的种子是优质的，你生的孩子一定个个都是很聪明的。”餐后水果是西瓜，恩来“舅舅”见孩子们很爱吃，又让人拿来个大西瓜，给孩子们带回去。还风趣地对我说：“慕兰，你可不要丢了西瓜拣芝麻啊！”我知道他是一语双关，提醒我不能因个人委屈而放弃重要工作岗位，连忙称谢。
二女大中那时年岁还小，对当时情景已记不清楚了；允中对那次荣幸的觐见，至今仍留有很深的印象。
席间，廖梦醒一再向我道谢，感谢我们迎救其母亲回到大后方。我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你的妈妈不就是我的妈妈吗？”从那以后，我对何香凝老人就尊称为廖妈妈了。
从曾家岩“八办”归来，我思绪万千。曾有多少次，我向组织上提出要求，要到我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战斗，但总是未获批准，总是说服我安心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经过周恩来同志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我对党的指示进一步理解了。正如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启示我说的：“难道只有调到延安 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同在延安工作一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由于岗位的不同，更需要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党组织把我放在这样一个特殊岗位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我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任务也是很光荣的。我不畏做地下工作的困难和艰险，又何必计较个人的得失呢？
在隐蔽战线上做营救工作、情报工作、统战工作，接触的工作对象极其广泛，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相互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兴起。我们共产党员为了孤立敌人，掩护革命活动，就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抗日，就要把公开的活动和秘密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灵活机智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党交代的任务。
基于这种特殊情况，对于一些流言蜚语，一些人包括同 志的误解，我只要深知自己是本着对党忠诚的信念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在工作，就会问心无愧，就会不予计较，就会从以大局为重的思想认识高度忍受顶住，把个人的委屈默默咽下。
想通了这一点，我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升华。我打消了来时的念头，带了两个女儿回到屈映光家里后，当然绝口不提去曾家岩的事。
我跟屈映光说了志皋想辞职 到交通银行去工作的事。屈说：“你们在曲江的工作做得很好，许世英委员长还准备替你们庆功呢！陈志皋何必跑到重庆来，去交通银行当一个副处长呢？重庆也整天在敌机轰炸的威胁下，人心惶惶的。这里不一定比在江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呢！”
过了几天是许世英的六十大寿，我跟着屈映光到歌乐山 参加为许世英祝寿的宴会，许世英已从屈映光那里得知志皋想辞职的事，特意当众表扬了志皋在曲江的工作成绩，并且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辞职，希望我回去劝劝他。果然不出恩来同志之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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