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六十年代初出生在湘中较偏僻的小山村，从小学到初中，都在老家就读。那时，读书条件艰苦，我一边上学读书，一边还要帮着做家务，放学后要外出扯猪草，上山捡柴或砍柴，年龄稍大后，还要到生产队出集体工，帮着家里挣工分。
尽管这般辛勤劳动，家里的经济状况仍不是很好，因为父亲是乡村教师，常年在外，母亲体弱多病，长期不能干重活，我们家属于半边户家庭，只有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到生产队去投资，才会分得一些粮食勉强过日子，如果投资不及时到位，只能看着别人在队上的仓库挑谷回去，而自家颗粒无收。
1977年秋季，我初中毕业后，来到县第一中学读高中。此时，父亲也刚好调到县城工作。高中两年，我与父亲同吃同住，吃在父亲单位食堂，住就与父亲睡一个床。
那个时代，城乡差别很大，如果是城镇户口，就有油米供应，长大后就有工作安排，而农村户口，只有永远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庆幸的是，我赶上了好时代，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城乡学生都可以参加高考，都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可以通过高考跳出农门。
两年的高中生活，是我人生最紧张的阶段，两年分了三次班，先是文科和理科分班，当时是重理轻文，说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绩稍微好一点的都会读理科，我也选读了理科。后是分快班和慢班，把同年级的学生进行一次考试，根据分数决定你读哪个班。到了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又把两个快班的学生进行一次考试，分出了一个尖子班。这个尖子班，除一名学生外，都上了高考分数线。
感谢时代，也感谢命运，经过两年的苦读，在1979年的高考中，我终于榜上有名。最为高兴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希望的是望子成龙，一代更比一代强，那几天，父亲的脸上笑开了花，不爱喝酒的他，在吃饭时也端起了酒杯，直夸我有出息。
从内心来说，我确实是别人口中的好孩子。为了缓解家中经济压力，在星期天和寒暑假，我都会在父亲单位做小工，打零工。假期中，我多次在全县师资培训班的食堂洗过碗，扫过地。
高中毕业后的这个暑假，我没有休息，照例去做小工挣钱。我记得是在离县城五公里处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工地，每天都是骑着单车去劳动，不顾天气炎热，任劳任怨地做小工。正是这次小工工资，我家帮我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毛线衣，让我带去上大学。
当时不是买的毛线成品衣，而是先买的毛线绳，记得是买了一斤多，20多元钱，是红色的，家里又请了一个亲戚帮我手工编织。这件毛衣，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它不仅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穿毛线衣，而且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收入为自己购买。
上学报到时，父亲高兴地把我送到了学校。在父亲离开学校回家时，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无助和孤独之感，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又回来安慰了我，说我是一个男子汉了，应该自己闯世界了，并用手帮我轻轻地擦去泪花。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底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感激，越来越强烈。感谢父亲给了我生命，感谢父亲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感谢父亲给予我的点点滴滴，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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