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对于更好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命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命题，是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
自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现代以来，对“谁来治理国家、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得怎么样”等问题的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思考，并作了广泛的社会实验。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是对未来国家治理模式及治理状态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探索和实验经验。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是新型的国家。通过这一论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也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天然的领导地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国家建立中的使命。尽管没有经历具体实践，但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产生的方式，以及无产阶级国家产生以后的国家职能，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命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即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即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但仍有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抱有幻想，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可利用性，认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革命目的。列宁曾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指出：“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恩格斯对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直接驳斥，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同持有此类观点的理论家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对此类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但未能彻底根除此种错误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式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政体，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转变为成功实践，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之后，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的不断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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