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少年学子
一、故乡
我，柳青，1946年农历11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县上高镇夫子村。
夫子村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交界处的一个古村落，具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村中主要有三大姓，村东梁家，土地多，家景富裕；村北陆家，自给自足，殷实人家；村西柳家，地少，大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苦人家。
我的祖父柳昭，1932年去世，享年40岁。父亲柳坤，终生务农，成份下中农，建国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村干部。
二、小学（1954—1958年、8—12岁）
1954年农村实行“互助组”，提出“解放小割草的、扫除儿童文盲”的口号，让年龄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儿童，统统上学受教育。那年我8岁，同时上一年级的31人，最大的16岁。有兄弟、姐妹、叔侄、姑侄同在一班，甚至一桌一起学习。
我的启蒙老师是张一申先生，前师毕业，年龄19岁，1953年分到我们村。一口三间屋的教室，前后墙上各修一块黑板，一、三年级朝前，二、四年级朝后。全村51名学生，四个年级，所有课程全有二十岁的张老师讲授。
张老师年青有为，治学严谨，教导有方，管理近似于严苛。不管与己年龄相仿的大学生，还是已近成年的女学生，只要不遵规守纪、扰乱课堂秩序，一视同仁，轻者罚站写检查，重者叫家长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这让家长和学生同时对他产生了敬畏之心、感激之情。他让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记得那时计分是百分制，评级按甲、乙、丙、丁四级，85分以上为甲等。有一次，我仅以半分之差由甲落乙，自感羞愧难忍，发誓一辈子奋发图强，决不再当乙等生。
1958年春，李老师为送我们小学毕业升完小，累得吐了血。我班同学也不负老师的辛劳，20人参加考试，录取17人，录取率85%,名列全乡第一。
张一申先生在夫子村村执教近十年，为我村基础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培养了一批人才。六十八年后的今年暑假，我去看望他，告诉他，至今我村老人怀念他。
三、完小（1958—1960年、12—14岁）
1958年暑假后，我考入丰台村完小学习，备受教地理课的班主任梁介渝老师垂爱，学习上经常给予指导和鼓励。自己心情好、干劲足、成绩优秀。由于自己写字比较工整，梁老师经常安排我，利用同学们帮生产队劳动时间，帮他刻蜡板、印讲义和学习材料。有时，在小煤油灯下刻到很晚。由于受到老师器重，自己格外高兴，越干越有劲，一学期下来，有一天，忽然发现煤油灯的火光变成了火球，忙问老师原因，老师说：“坏了，你的眼睛出毛病了。”于是，他赶紧给我换了一个玻璃罩子灯，仍然坚持刻版。当时，我们都没有医学知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上初三，眼睛已经坏到看不清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时，我才不得已到济南省立二院配戴近视镜。
1958年秋是全国大跃进、全民大炼钢的年头，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班还利用课余时间，养了一窝个个生龙活虎、招人喜爱的小兔子。有一天，班长对我说：“老师家有个小姑娘，咱给她送对兔子去吧。”于是，放学后，我们带着两只小兔子，跑了八里路，送到安驾庄老师家中。进门见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开口就说了一声“奶奶好！”老师立即就给我们纠正：“叫婶子！”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师娘啊！她比老师大十来岁呢！
有一天，在家吃罢晚饭，我到学校驻地丰台村看电影，告诉家长，看完电影就不回家了，免得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学校上早操。并随手拿了条被单就出了门。散电影后，一个人走进教室，躺在课桌上就睡了。夜里，梁老师巡视教室时发现了我。问明原委，就把自己的床单拿来，给我铺在桌面上。无奈我年龄小，体弱多病，有时梦中遗尿。第二天，当他把床单挂在院子里晒干时，有位老师开玩笑地说：“梁老师，你这地理课教的不错呀，地图画的还挺好呢！”他嘿嘿苦笑着：“学生、学生”。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
从此，在他面前，我总有一种没脸见人的羞愧感。可梁老师依然热情待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从未提及此事。直到半个世纪过去后，我去看他，提及此事，他仍笑嘻嘻地说：“小孩子很正常，我还担心挫伤自尊心，影响你的学习呢！”这就是在完小阶段爱我护我的梁介渝先生。
四、我也成了大炼钢铁的一分子（1958年、12岁）
下午五点放学后，急急忙忙往家跑，怕的是食堂开过饭，我要饿肚子。刚到村东头，撞到焦急万分的堂兄柳庆蒿，他说：“兄弟，你回来得正好，我正愁凑不够30个人呢！”原来，他接到前寨子炼铁工地指挥部的命令，派30个人去泰安大汶口火车站运回上级分配的2吨煤，工地急用。当时生产队仅有一辆独轮车，其余靠肩挑。
于是，刚上完小，不足12岁的我，从食堂领了9斤窝头（3天的干粮），从家中带上一条扁担，两个箩筐，随挑煤大军，急行军90多里，到大汶口火车站去挑煤。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农历八月十四一早出发，晌午赶到汶阳公社的马庄村，当地大队领导听说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为支援大炼钢铁去汶口火车站挑煤，急令食堂准备稀饭和炒菜。饭后，继续赶路40多里。速度比原来慢得多，一是人已疲惫；二是汶阳田的路，土质松软，一走一扑透，尘粉没过脚面，每走一步都很吃力；直到深夜一点多，才赶到大汶口火车站。
在火车站围栏外的垃圾场边倒头便睡。天明一看，原来睡在附近农民晒大粪的大粪场边，怪不得臭气熏天。在火车站候车室内，喝着不开的水，吃罢干粮，开始装煤，启程回返。两个箩筐装了约40斤煤，外加干粮，压在我稚嫩的肩上，没走10里路，就被压磨得肩肿臂疼，走不动了。
长辈们只好把我的负荷全部放到推车上，让我空着手在后面跟着。我哪里追的上呢？只好跑。跑着，跑着，看到路边地里有一片蓖麻子棵，就进去小解。出来一看，后面随行的人流，已经湮没了他们的身影，再也看不到同村的人群了，慌乱不知所措，竟然不知道往哪里去追，却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布满灰尘的面颊上，泪流成河……不知过了多久，当同村的运煤人员吃罢午饭清点人数时，才发现少了我。带队的大伯柳仲，不知从哪里借了一辆除铃铛不响外，快散架的自行车，按原路找回来。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他听到我的哭声，我也等来了救星。等我们回到安驾庄卸完煤时，已是深夜。
那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月当空，月圆如镜。来回180里路程已让我精疲力竭，实在无心赏月。但大炼钢铁的工地上，炉火正旺，钢花飞溅。一场以钢为纲的全大炼钢铁运动，十五年超过英国的大跃进，使中国大地遍地烽烟。我也成了大炼钢铁的一分子。
五、一波三折上初中（1960年、14岁）
1958年农业因忙于大炼钢铁没有丰收。1959年春因灾荒缺粮，食堂被迫停办。全国大面积干旱，庄稼欠收甚至绝产，至1960年全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加中苏关系反目，赫鲁晓夫追讨债务。使全国人民进入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期。
1960年，考入肥城十中，真可谓一波三折，莫名其妙地创造了奇迹。
我们班小学入学时七大八小31人，小学毕业考完小，除失学转学的、留级的，最后还剩20人，考取17人，落榜3人。按当时划片招生，我们应当去南坞山完小上学。不知什么原因，通知我和柳庆泉两人去丰台村完小报到。其余15人，去南坞山完小报到。完小毕业考初中，在丰台村完小上学的只有我被录取，在南坞山完小上学的有6个同学被录取。
我接到的第一张录取书是县幼儿师范，在冬瓜店公社驻地，全家喜出望外，毕业后当小学教师就能给家里挣钱啦！没过几天，幼儿师范下马改为肥城十一中，我接到了第二张录取通知书，肥城十中，在丰台公社驻地。其余6名同学也接到了新建八中的录取通知书，在柏孙公社驻地。大家都很高兴，祝贺我们小学同班有7名同学升入初中。
开学前的一星期。学校通知：原录取通知书作废，等新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张录取通知书终于等到了，肥城十中还是我。肥城八中的录取通知书变了，凡15岁（属鸡）的学生一律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国家困难，减少开支；只剩14岁的柳富旺、梁湖仔二人被录取。这样我们小学同班升入初中的还剩下3人。
天有不测风云，开学不到一学期，十四中下马停办，可怜的2名同学只好回家务农。
这样，1954年入小学的31名同学至1960年只有我一人顺利的升入初中。其他被耽搁。有志于走考学之路的同学，在国民经济稍有好转的1961年，又重新报考了学校，才如愿以偿地上了初中。时势啊！
六、初中（1960—1963年、14—17岁）
我拿着全村唯一的一张录取通知书走进了肥城十中的校门，抬头看到墙上这届学生录取名单，由上次张榜的第12名变成了第3名，两个班88名学生，排在我前面有9名学生，因15岁被挡在了学校大门外。15岁下学，这是建国史上仅有的一次，足见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是何等艰难！
入校后，回想起同村一起上学的同学，回想起邻村考取第一名的孙聪同学，我是多么的幸运啊！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绝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认真学习，积极表现，很快就被学校推选为肥城十中少先队大队长，并兼任班干部生活委员。
快乐的学校生活，美好的少年时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尽管国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老师们每月定量27斤，3斤细粮，24斤粗粮，还要捐出3斤支援灾区人民。为了渡过难关，学校发动全体同学大积干菜，把地瓜叶、萝卜缨、槐树叶、柳叶、榆树叶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晒干交到学校。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以班为单位，挑菜、泡菜、洗菜，并在案板上剁碎，放在蒸笼上，由伙房工人蒸熟。开饭时，有两个同学把蒸笼抬到讲台上，由生活委员负责分发，每人一碗，并委派课代表给任课老师送一碗，老师们也很高兴，并抱以感激的微笑，我是生活委员，这是每天必做的工作。饿呀！
那时为降低体耗，体育课停上。可以唱歌、讲故事。学校聘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聘请老红军讲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向革命前辈学习。革命传统、延安精神鼓舞着我们，大家一点也没有苦的感觉，精神世界依然快乐无比！
教学秩序依然很好，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晨读、晚自习一节也不缺，当天作业当天完成，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大家都沉浸在紧张快乐的学习生活中。
我们遇到的班主任是教语文课的孙元顺老师，他出身地主成分，早年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学养丰富，知识渊博。语文教学，生动幽默，妙趣横生，深受学生喜爱，十中语文教研组无人与他匹敌。班级管理上严格有序，同学对他多生敬畏，不敢僭越。他相貌端正，腰杆笔直，步履舒缓沉稳，说话面带微笑，形象儒雅，但气场坚毅宏大，骨子里透着傲气。做事干练，做人率真，不媚上，不欺下。俨然一副：我不犯人，别人也休想犯我的气质神韵。
他爱才，也很会培养人才。在他培养下，不少学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
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教育，使自己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在做人做事等方面深受他的教育和影响，提高了自己多方面的认知能力，顺利地完成了初中阶段的学习任务；养成了自身为人处事的品学修养，为以后的人生成长打了坚实基础。
肥城十中，永远是我美好的回忆。孙元顺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敬爱的班主任。
七、两段小插曲
在这段美好的时光里，家中发生了两段小插曲，“退婚风波”、“定阴亲”。
解放初期的农村有一种习俗，定“娃娃亲”。我父亲勤劳节俭，治家有方，生活过的殷实。庄乡邻居及亲朋好友无不尊重和羡慕，8岁给我定了娃娃亲。
初中刚开学，邻村一个同学指着我对他的同桌说：“他是夫子村的俺表姐夫！”天啊！晴天一声炸雷，羞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待头脑清醒后，立即下定了刻不容缓退婚，自己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把握的决心。当天回家，给父亲严正声明：娃娃亲立即马上退掉，我不承认。
这一声明，激起了千层浪，整个家族炸了锅。从小定的娃娃亲，是媒人保媒，算命先生查了生辰八字，亲朋好友坐席祝贺，换了庚贴，履行了全套手续，哪能说退就退的呀！家长的尊严，家族的声誉，亲朋关系的处理，不是一个声明就能解决的，我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不给父母造成心理负担，最后我表态，一、以“当不了孩子的家”为由，先断绝双方家庭来往；二、退婚的问题由我出面解决，以后婚事不再用家里管，自行解决。从初中到高中，历经多次面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在同学的陪伴下，双方和平分手。
初二上学期，我12岁的大妹妹因病不幸夭折，家中来人把我从学校叫回送亲。原来妹妹死后，父母经人介绍给她定了门“阴亲”，20岁的男方已去世三年，让他们合葬。我的职责是打着幡、领着棺材送到临村武姓人家坟地里下葬。我明知这是封建陋习，还是顺从了父亲的心愿，这是父亲对已逝女儿的一片慈爱之心啊！全家已够悲痛的了，何苦因我的不服从更伤父母的心呢？我是家中长子啊！这门亲事一直维持了45年之久，直到母亲去世，我离开故乡。
第二章、高中困惑（1963—1966年、17—20岁）
一、考场失意
1963年，我17岁。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在丰台二中进行。
前几科考试都很顺利，自我感觉良好。最后一科，政治考试出现意外。老师为我们准备的205道背诵题，仅考中一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只占5分，其他题只能靠自己的理解进行杜撰，对错心中全然没有把握。
一腔怒火胸中燃烧。对任课老师的怨气、怒气无处发泄。大家认为，因政治考砸了，上高中的梦想破灭了。面临着回家种地，各奔东西。有同学提议，咱们爬泰山去吧！大家赞同。爬泰山成了我们共同的出气口，释放胸中的郁闷。
下午四点多，我们七个好朋友（五男两女），四辆自行车，自边院学校驻地出发，骑行70里，天黑以后，到达泰山“一天门”。寻一客店寄放自行车，背上干粮水壶，连夜攀登，目的是明天一早看“日出”。
万万想不到，中途变天，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漆黑的夜，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没有其他人影，只有我们一行。借着闪电才能看见前行的道路，险要处，四肢爬行，手足并用，摸攀台阶，冒雨前行。至中天门，全身湿透，雨水从头顶淌到脚后跟。只好男女分开，各找避身处，脱下衣服，拧干雨水，继续前行。泰山七千六百多个台阶踩在脚下。在那风雨之夜，我们终于攀越十八盘，登上南天门，走上天街，到达极顶。
大雨停了，雨雾弥漫山顶，狂风挟裹着水雾，呼啸着向我们扑来，早已湿透的衣服，更加寒凉。直冻得我们双臂紧缩，牙骨打颤，状如寒蝉。还想登顶看日出呢，到哪里寻找太阳？
只好到“碧霞元君祠”避风处，稍作休息，吃点干粮。哎，干粮已被雨水浸泡，变成了浆糊。饥寒交迫，看日出的美梦破灭，只好打道回府了。
下至中天门，沿泰山西路，奔黑龙潭方向而下。忽见一片苹果园，急忙采摘充饥。此时，山涧已爆发洪水，守看果园的老汉被山洪阻隔，只能在对岸对我们呼喊；“少摘点，少摘点，够吃就行了”。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天天在田野中放牛放羊，打草喂猪，凡吃食之物，拿来解馋冲饥是不受谴责的。我们乐在其事，饱饱享用了一顿苹果大餐，身上有了力气。下山，骑车70里回到学校，各自再回到家中，告别同学生涯。
二、意外录取
泰山之行，身心俱疲。一腔怒火被暴雨浇透，内火外寒相击，高烧不退，回到家就倒下了。持续几天，臀部出现红肿，滚烫巨疼，血瘀成疾，变成了痈疽。奶奶责怪我，没给泰山老奶奶磕头惹下的祸端。父亲只好筹措100元押金，让我住院治疗。最后还是做了手术，切口破脓，再让它慢慢癒合。
在医院里，我收到了丰台二中高中录取通知书，十分意外。
随即向学校写信请假，说明不能按时报到，出院后即可入学。
到我入校时，学校已上课一个多月了。
丰台二中校风极好，入学即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的同桌王英同学是团支部干部，学习优秀，热情大方，乐于助人。每天利用课余时间给我补课，特别是数学中的“对数”一节，我总是在“乘方”拐不过弯来。她不厌其烦，耐心讲解，直到我掌握为止。五六门功课，一个多月的课程，都是她一节一节给我补上的。使我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仍能排在本班前列。我一辈子对她心怀感激。
三、申请入团
高一下学期，本班开始第一批发展团员，王英同学主动介绍我入团。
初中阶段，我就是十中少先队大队长，只是我们那届学生，年龄都小，学校没有发展团员。进入高中，加入团组织顺理成章，也是我的心愿。所以，我立即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团支部让我填写了入团申请表。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二中团委负责政审的汪顺卿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们村正在搞“四清”，你父亲任大队保管，查出他贪污100多元。这样，我的入团问题就被搁置了。
周六回家，我才知道，我村是“四清”试点单位，父亲和大队书记、大队长、会计四个主要村干部在公社办学习班，学习“四清”文件，交代前三年的问题。
我骑自行车去公社学习班，找到父亲，问个究竟。只见他满面愁容，满腹委屈地给我讲，那一年那个事是怎么回事。我一句也听不进，只是愤愤地告诉他：“你把我的入团耽误了”！
临出门，四清组把我的自行车扣留了，我只好徒步行25里走回学校。
回到学校，我自知成了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子女”，要想取得政治平等的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改造好”。于是，表现更加积极。凡是学校、班级组织的集体劳动踊跃参加。作为班里的生活委员，每天把教室后面，土台子上同学们摆放的餐具，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凡值日生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总会用自己的行动加以弥补。过去做好事是助人为乐，现在做好事，有一种赎罪的感觉。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和认可。
高二第二批入团政审调查时，村里出具的证明，父亲的贪污变成了300多元，入团又一次耽搁了，一颗火热的心，由此开始变凉。
高三上学期，第三批发展团员，支部仍然推荐了我。这次政审外调的结果，父亲贪污数目变成了600多元。我很困惑，为什么贪污数字一直在变呢？
我只能对政审老师说：“父亲的事情我说不清，你们调查多少是多少，我没意见，接受团组织的审查。”我知道，入团的希望越来越小，与其在政治条件是不是团员上纠结，不如在学习成绩上突破。暗下决心，高考成绩突破录取分数线20分以上。上大学，谁也挡不住。
于是，我卯足了劲，放下包袱，奋力拼搏，冲刺高考。想不到，丰台二中团委却批准了我的申请，吸收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恢冷的心并没有沸腾。
直到1973年，我父亲的“四清”问题彻底予以平反，我才知道了事情真相。
四、父亲沉冤
1964年春，肥城县四清工作组进驻我村，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最初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到后来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步步深入。
斗争的对象，村支部和村大队四个主要干部：支书梁海洋，队长柳宪旺、会计沈玉庚和保管柳宪坤。
斗争的方式，采用土改时期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先定罪名，后清理家产财物（包括资金、粮食生产工具和树木），再把清理的物品摆到大街上贬卖或做低价分发给全体社员。
根据当时四清原始档案（现存于我处），将我父亲的有关资料抄录如下：
我父亲涉贪共三项，总计666.73元。
（一）替沈泉水还账223.87元
沈泉，大队支书堂弟，时任柏孙供销社采购员。61年大队借他工作之便，委托他为大队购买化肥，支付他一笔现款。化肥没买到，钱也没退还。四清运动一开始，他害怕，就喝药自杀了。经四清组查账，他共欠款1299.48元。
他死后，四清组将他家产全部处理，合价退赔572.88元，下欠726.20元，决定由大队干部替他偿还，我父亲分摊223.87元。
（二）与会计沈玉庚分帐316.36元
61年大队卖了16斤花椒皮，收款632.72元。四清组查账，账面没有此项收入。我父亲说，当时交给沈玉庚下帐了，沈玉庚拒不承认。四清组决定二人分摊退赔，我父亲分摊223.36元。
（三）只涉及本人的款项98.7元
1、拖欠生产队口粮款23.62元
2、常年骑自己的自行车为大队采购，报销修车费16.8元
3、大队采购分给社员的焦炭，未及时收缴上来的欠款43元
4、大队干部用公款买的染布的颜料0.5斤，2.45元，煤油18斤，9元
5、经管的现金欠4.95元
五项合计98.7元
以上三项共计666.73元，四清组认定贪污，必须全部退赔。
（四）四清柳坤退赔清单
1、生姜800斤计款144元
2、玉米105.5斤计款23.96元
3、四队拨帐小麦319.5斤98.33元
4、瓜干217斤计款17.36元
5、杨树3棵、枣树1棵计款60元
6、檩2根计款22元
7、三寸棺材板计款60元
8、一次交现金计款30.53元
9、二次交现金计款60元
10、四清家属应分粮未发，折款4.18元
11、小麦105.5斤37.36元
12、四清家属应分款未发 8.58元
以上物资共计款624.3元，下欠款42.43元
以上物资决不收回，立字为证。
贫协会代表 柳庆
兑现人 柳坤
这份清单，从账面上看好像没有瑕疵，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欺诈问题。“定性”与事实不符，“债务偿还”使用“双重标准”。
且不说与沈玉庚分账，替沈泉水还账是否符合政策，是否等同“贪污”，连生产队普遍存在的“口粮欠款”定为贪污，也是混淆是非。
再看债务偿还中的“双重标准”，完全是陷阱黑洞。
1961年生产队扩种生姜，向社员们购买姜种，每斤3.5元。生产队买父亲姜种319.5斤，作价1118.25元，拖欠未还。
1964年四清工作组让父亲退赔生产队的全部涉款共计666.73元。按理说，双方抵债后，生产队还欠父亲451.52元。
四清工作组以1961年通货膨胀，姜价太高，单方决定，生产队欠的姜种钱，用一斤小麦顶一斤姜，再把小麦折算成现金偿还。退赔清单中的第三款：“四队拨帐小麦319.5斤，计款98.33元，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请看事实：1961年生产队买的姜种319.5斤，1964年还账时变成了小麦319.5斤，再把小麦折成现金98.33元。1961年欠账1118.25元，1964年还账98.33元，这是生产队还社员帐的标准。
同样是1961年生产队卖的花椒皮子16斤，每斤40元，共计632.71元。父亲与沈玉庚分账316.36元，8斤花椒皮子款，为什么不用生产队还社员帐这样的标准，一视同仁对待呢？四清工作组却让父亲用1200（800+319.5）斤生姜242.33元，外加全家口粮：小麦120.5斤，37.36元；玉米105.5斤，23.96元；瓜干217斤，17.36元；才偿还了1961年的8斤花椒皮子款。这还没有完，又清理了全部家产：杨树三棵，枣树一棵，檩2根，自行车一辆，锄刀一面，连给奶奶准备的棺材板一并贬卖处理，替沈泉水还了账。
四清工作组这一反一正的双重标准，让我们家倾家荡产，一贫如洗。
1965年1月26日，肥城县监委书记李嘉正来我们村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纠正“四清”错误，但仍留有尾巴；直到1973年彻底平反。父亲整整戴了近十年的“四不清干部”的帽子。我这个“四不清干部子女”也被牵连了整整十年。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231169@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wuxingwenku.com/2304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