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长华 配音: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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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归来回故里
文:贾长华 配音:魏节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父亲曹禺去了一趟天津。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坐在汽车里,窗外街景掠过,我一点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司机说,这就是过去的意租界了。我看到路边是一幢幢小楼,已经很陈旧,看得出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是这里!”
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汽车停在路边,我们向他的“小白楼”走近。他手指着街道两旁,“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不问价钱,上去就走。”他又指着一座很旧的小楼,“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妓女,我忘记是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他顿了顿,“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原来周金子是他给这个女人起的名字。他说那时候他特别想看看周金子是什么样子,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在他少年的眼睛里觉得她长得很美,像仙女似的。
童年之乡的印象大量地涌进脑子里,我爸爸显得又激动又迷惑。他站在那里,望着四周,说:“奇怪,一点也没变。就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这家是一座两层小楼,颜色灰突突的,里面住的人家不多,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老人在。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而我爸爸已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这在他极为少有,急匆匆地迈步上台阶走进楼门。
“真是奇怪啊!”他继续沉浸在惊异的情感之中,“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啊,就是这里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学时也在这里温功课,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我的眼睛看到的不过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房子,摆着普普通通的桌椅,可他看到的和我完全不同,在他眼里房间奇异地活起来,有人在里面出人。
“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果然他的先生来了,“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爸爸迈过门坎,差点绊倒,幸亏身边的人扶住他。“啊,这是小客厅……”他立在那里不动,如烟的往事笼罩着他。“有一个李补耕,穿着长袍马褂,在这里等父亲下楼见他。每次他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父亲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行三拜九叩礼,每个动作都那么认真。我觉得可笑极了。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他来了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他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 我们走上楼,楼梯很窄,光线更加昏暗。“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
听着爸爸的回忆,我心头生出一种景象:每一天,他放学回家,屋子里一片死寂,没有一点人声。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做自己的事情。他是个干干净净的孩子,可他还能一直这样干干净净吗?不。伴随着那股淡淡弥漫的鸦片味道,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说压抑也好,愤懑也好,总之他在大干世界上不能平平常常地过活下去,他一天天地苏醒,要有所作为。
我爸爸想起一条叫来福的狗,“那是只小狗,我和他一起睡一起玩,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忽然不见了,再没有回来,那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想起它的样子。”
我们在楼上停留了一阵,又下了楼。经过一间屋子,他在门口站下,沉默,然后说:“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大街,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我哥哥的腿踢断了。”事实上,很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雷雨》里周朴园这个人物有爷爷的影子。我爸爸的哥哥抽大烟,我爷爷曾经跪下求他,求他不要再抽了,虽然他自己整天大烟不断。这些都是我爸爸断断续续讲出来的,而那些往事对他始终是非常痛苦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父亲很爱他,他十几岁了,父亲还背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父亲做诗,也让他做诗,还爱带他去澡堂子洗澡。
我们又经过一间小屋,爸爸说那是放东西的地方。他记得里面放着很多箱子,一打开门就是一股霉味。我们走出小楼,在台阶上他指给我看旁边一处王傻子的家。王傻子就是陪他读书的书童,不用交学费,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他和王傻子一起乘电车去光明影院看无声电影,看惊险片《马瑞匹克弗》。他们俩还一起在院子里演戏,文戏武戏都演,说着说着他还不由自主地比画起来。我想象出两个男孩,身穿长衫扮作老生,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或是手拿竹竿当马骑,再来上一段武打。他们像两个小大人似的,脑子里充满想像力。
当我们终于要离开时,爸爸要求在楼前照相,并且说:“我要把照片寄给巴金,他会高兴的。”
这就是我陪爸爸回天津旧居的情形。
文学界上有一句俗语:“鲁巴茅,郭老曹”,其中曹是指曹禺,他是这些大家中年纪最小、作品数量最少、唯一一位以话剧见长的作家。他并非出身于“戏剧世家”,可他一生都与戏剧缠绕连绵,结下不解之缘。
曹禺的童年 处在苦闷阴郁之下
1910年,曹禺出生在天津小白楼,后来举家搬到意租界二马路二十八号,(现为曹禺故居纪念馆)。曹禺从小锦衣玉食,出入前呼后拥,但这样的家庭并没有给他幸福,反而成为了他笔下悲剧的灵感源泉。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曾任黎元洪秘书,后来仕途上不得志,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易怒,哥哥与强势严厉的父亲十分不合,简直到了仇恨的地步,曹禺曾说过,《雷雨》中周朴园和周萍父子身上,就有他自己父兄的影子。后来曹禺父亲沾染上鸦片,整夜躺在大烟榻上吸食,家里沉静得像坟墓,陷入死一般的迷茫中。年纪尚小的曹禺便整日把自己关在卧室中读书,逃避家庭一切,但总是一脸落寞,忧心忡忡。
曹禺故居纪念馆
与南开结缘 从戏剧中寻快乐
因为曹禺继母酷爱戏剧,于是常携他观看戏曲和文明戏,同时这也在他心灵播下了戏剧的种子。1922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并加入南开新剧团成为骨干。平日沉默忧郁的他,一旦站在话剧舞台就像换了个人。有人甚至认为“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戏如人生 当年海上惊雷雨
后来曹禺进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他几乎整日在图书馆中写作,在23岁那年他利用暑假写出的《雷雨》,更是中国话剧提早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是曹禺一鸣惊人的处女作,更是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雷雨》话剧剧照
曹禺是写戏人,同时也是看戏人、戏中人。在《雷雨》中,你可以看到那个布满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20年代中国,他用笔触将那个时代不同阶级人民的生活、思想与矛盾对立刻画地入木三分,《雷雨》中周公馆原型就是曹禺童年生活的家(如今位于天津意风区的曹禺故居纪念馆)。
在曹禺的戏剧人生中,《雷雨》《日出》和《原野》三者被统称为他的“命运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代表了他的戏剧成就和戏剧高度,也使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拥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2008年总政话剧团话剧《日出》剧照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是《日出》的结尾,陈白露最后的台词,也是曹禺创作《日出》时最先想出的一句话,它仿佛谶语,概括了曹禺后半生的遭遇和苦闷。
如今,我们走进曹禺故居,一切都让人感觉恍如隔世,却又仿佛能真切的看到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话剧,听到这幢小洋楼诉说着这里发生过的故事。
本期故事讲述者
魏节
柒玖(北京)艺考培训中心创始人
原央视传媒项目经理人
曾任央视财经频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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