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玮 来源：《党史纵览》2022年1、2、4期，《旧报刊剪辑》

来到江西

1969年10月，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也被疏散到了江西。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还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月18日上午，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北京专线电话响了。出于职业本能，工作人员赵子昌预感到这一定是重要的电话。果然，话筒中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赵子昌曾在庐山陪同周恩来游过泳，因此周恩来认识他。于是，周恩来直接问赵子昌：“省里哪位领导在家？或者哪位领导离电话机最近？”赵子昌答道：“省里领导都下乡去了，离省城最近的是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他也在50公里外的安义县，无法转接电话。”

随后，赵子昌开始认真记录周恩来传达的中央指示：陈云同志将到江西“蹲点”搞调查研究，随员有秘书、警卫员和厨师，江西省革委会要尽快给陈云同志安排好住房和选好“蹲点”的地方：要在市郊选一座单独的房屋，要有暖气设备，房租适当收一点；要派一辆专车，选一个好司机；调研时要妥当安全……周恩来反复强调：陈云同志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干不了重体力活，要让他多搞些调查，多到底下走走。还指示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好，要特别照顾好。

放下电话，赵子昌立即向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作了汇报。当天下午，赵子昌又驱车赶到婺源县，向在那里的江西省革委会主要领导进行汇报。省里经研究确定，该事项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负责落实。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最终选择福州军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为陈云的住地，又选择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为其“蹲点”调研的地方。

不多久，青云谱干部休养所所长沈玉贵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省军区通知：一位名叫“陈元方”的北京客人将到干休所居住，要求干休所做好接待准备工作。末了还特地叮嘱，务必保密，出了问题后果自负。翌日，省军区派人来到干休所布置接待工作，确定陈云一行住干休所中区8号楼，并要求尽快将房子整修好。

10月20日，陈云由秘书萧华光、警卫员李奇和厨师老汪等陪同，乘火车途经上海，于22日上午到达南昌，同车到达的还有王震。

对于江西，陈云并不陌生。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战斗的足迹：当年，他从上海西行前来时，身份是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在抵达后不久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时年不到30岁。

程惠远主任时隔35个春秋，他又一次踏上了江西的土地。一行迎了上去，一一向陈云和王震敬礼、握手。随后，陈云被安排在省革委会滨江招待所1号楼下榻。这里紧靠着滔滔赣江，风景优美，是一座园林式宾馆。

到达南昌的第二天上午，江西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负责同志到招待所看望陈云，由陈昌奉一一向陈云做介绍。当介绍到省革委会副主任郭光洲时，陈云拍拍额头，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还记得吗？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认识了。”并说：“第一次见面是1934年在瑞金吧？”郭光洲惊讶地说：“您的记性真好！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开会，还多次听过您的报告哩！”

于是，整个接待室的气氛活跃了起来，笑声朗朗。随后，江西省革委会、省军区负责人汇报了江西的情况。陈云谦虚地说：“江西是革命老区呀！我曾多次到过这里，这次奉令来‘蹲点’搞调查研究，是来向江西人民学习的。”

因青云谱干休所住房尚未准备好，陈云便暂住在滨江招待所。这段时间，赵子昌随同陈昌奉多次去看望陈云。长征时，陈昌奉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与陈云是老相识。赵子昌晚年回忆说：“他俩既谈工作又叙友情。陈云同志很关心江西的工农业生产和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问得很细。”

青云谱地处南昌市区南部，西临抚河故道。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末清初中国画坛“四大高僧”之一的朱耷改僧皈道，更名“八大山人”，在此建造青云谱道馆。这里古树参天、修竹摇曳、流水潺潺，风景秀美、幽雅寂静，是南昌一处游览的名胜。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西南约300米处就是青云谱干休所。陈云之所以被安排在青云谱干休所居住，主要是因为这里与他所“蹲点”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相邻，仅隔一狭长的小湖——青云湖。从干休所住地乘车前往该厂，只有约3分钟的路程，往返方便。此外，干休所离市区不远，生活也比较便利。

为了尽快将“北京客人”的住房整修好，青云谱干休所副所长兼管理员沈玉贵请了几名瓦木工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任务。

8号楼坐落在干休所大院中区一高坡的顶部，20世纪50年代初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文化速成中学校长韩梅村的宿舍，为砖木结构，坐北向南。在正房的背后，有一排小平房，两房之间由一条篷式走廊连接着。东、西、南面砌有青砖围墙。正房后中间至小平房中间隔有一道砖墙，形成东西两个独立小院。房前修有“T”字形道路，车辆通行便利。房屋正前方设有一个花坛，房屋周围花木扶疏。

一切布置妥当，沈玉贵松了一口气，同时心中的好奇也越发强烈：这位“北京客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秘书萧华光回忆说：“在准备搬到干休所住以前，我们去看了一下。当时，干休所已在每个房间准备了木床、木椅和桌子，还在陈云同志的屋里放了两个旧的单人沙发，厨房有一个砖泥做的灶台，还有一张旧的小木桌和一只木条凳，但别的东西就没有了。我们把看到的情况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并说，今后要在那里长期单独生活，还要购置一些日常生活用具，如锅、碗、盘、勺、刀等等，这些东西按制度规定是可以报销的。陈云同志听后说：‘不必到机关报销了，我看买这些东西也用不了多少钱，我还出得起，就由我出好了。’他又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是被疏散到江西来的，你们是随我来的，再说我们何时能回北京还很难说，买东西的钱就由我出，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说什么了。’说完就从提包内取出100元钱交给我们，又问我们钱够不够，不够再到他那里拿。我们拿了钱，从机关借了一辆三轮车，到南昌街上跑了好几家商店，总算买齐了这些东西，一共用了80多元。这笔钱我们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一直都没有报销。”

11月3日晚，陈云乘坐的轿车驶至干休所8号楼前缓缓停下。陈云走下车来，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沈玉贵迎上前去表示欢迎。他觉得这位北京客人很面熟，但一时没有想起来，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啊！这位北京客人不是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吗？！上级怎么通知称是一位名叫‘陈元方’的北京客人呢？”沈玉贵几乎喊了出来，但碍于上级有通知，才没有作声，只是激动地握住了陈云的手。

此时的陈云头发已有些斑白，面庞显得有些清瘦，但步履稳健、和蔼可亲。他亲切地握着沈玉贵的手，微笑着说：“副所长同志，给你添麻烦了。”沈玉贵连声说：“欢迎，欢迎！”

第二天上午，沈玉贵去看望陈云，问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当他满面笑容地走进门时，陈云觉得有点奇怪，便问道：“今天你这么高兴，笑什么呀？”沈玉贵有点不好意思地用手抓抓头皮，说：“您好，我认得您。”陈云没有多说，只应了句：“哦。”

沈玉贵笑了笑，又进一步说：“我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怎么把名字都改了，叫‘陈元方’？”陈云沉思片刻之后，略带幽默地回答道：“上头叫改的，说是为了保密，要我起个化名。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姓陈嘛！”沈玉贵好奇地问：“那为什么不叫别的，叫‘陈元方’呢？”陈云笑着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元，一个叫陈方，把两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就叫陈元方。我现在不叫陈云，叫陈元方。对此，要保密，这是纪律！”

“好，好，请首长放心。”沈玉贵顿了顿，接着问道：“首长怎么来我们这个小地方？”陈云答道：“上头叫来的！”接着又说：“我到这里来要麻烦你们。”沈玉贵说：“首长，这不是麻烦，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有什么事就让我们去办。”话说到这里，沈玉贵心中的疑团也算解开了。

当沈玉贵第三次去看望陈云时，陈云热情地边打手势边说：“请坐，请坐！”当两人坐定后，陈云亲切地问：“小沈，听你的口音，你是江苏人。”沈玉贵答：“首长，我是江苏射阳人。”陈云听后说：“啊，我们还算是老乡哩。你工作生活怎么样？”沈玉贵说：“首长，我是1947年参军的，南下到福建，在守备十三师七十三团工作了16年，1963年11月调来干休所工作，现在行政18级，月工资82块钱。家里7口人吃饭，4个孩子，老家有一个老岳母，爱人没有工作，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还可以。”听到这里，陈云说：“啊，你生活很困难的！你可要注意身体啊！”沈玉贵感激地连连点头。

南昌的冬天寒气袭人，室内外气温几乎一样。在北方生活惯了的陈云，要一下子适应室内没有暖气的生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解决这一难题，地方领导决定在干休所临时安装一台小锅炉。

陈云没有从北京带司机，江西省革委会给他配了一辆破旧的华沙牌轿车和司机徐广勤。轿车的废气排放管严重破损，后经修理将就着用。一天，徐广勤对陈云说：“首长，这辆车太旧了，坏了难修，换一辆吧！”陈云听后笑了，说：“配给我们什么车，我们就用什么车。”徐广勤了解陈云一贯俭朴的作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徐广勤想办法从省革委会车队换来一辆稍微好一点的伏尔加轿车，一直用到陈云离开江西回北京之时。

住房、生活和交通等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陈云从此在青云谱住了下来，住了两年又七个月之久，直到1972年返回北京。

如今，这个简单的小院作为陈云旧居纪念馆，屋内一切恢复原状。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兼餐厅，右手为陈云书房，左手为秘书、警卫员卧室。入内，为两间卧室以及卫生间。院内还有一排平房，分别为伙房、锅炉房及司机、厨师、司炉工住处。小院内栽着葡萄藤和桂树，当年陈云常常在葡萄架下或绕着桂树慢慢散步。

性格内向、喜爱散散步、看些书或思考问题的陈云对这里还是比较满意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曾对一位老部下讲：“我被‘疏散’到江西时，军区的同志见我来了，知道我身体不好，给我安排到军区招待所，找了间房子住下来。哎，你还不知道吧，还有暖气呢！”

初入机械厂

当时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背靠浙赣铁路，面向滔滔赣江，北有江南名楼“滕王阁”遗址，南有“八大山人纪念馆”，一湖碧水点缀其侧，一脉青山隔江相望。

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的前身为南昌新生汽车修理厂，1953年由南昌市公安局创办，原厂址位于南昌市邮政路2号。1958年，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经江西省经济计划委员会的批准，该厂被迁往青云谱区现址。1959年6月，改名为江西新生通用机械厂，同年12月，江西省经济计划委员会报国家计委批准，将其定名为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1968年，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江西省革委会派人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布置接待陈云“蹲点”的任务，要求指定专人负责接待，搞好保密工作和安全工作，不许暴露陈云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由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是江西省劳改部门所属企业，厂里除国家职工外，还有不少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刑满就业人员分散在各个车间。这些人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政治情况复杂。过去，这个厂属于保密单位，从不对外开放，更没有接待过党政军要员。厂领导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按照上级要求，对陈云来厂“蹲点”信息实行严格保密，要求全厂职工不得向厂外泄露，违者严加惩处。当时厂里对如何称呼陈云有些犯愁，如称“陈云”或“陈云同志”，会暴露其真实姓名，纪律上不允许；称呼“首长”，人们也会猜测，不利安全。经再三斟酌，最后确定称呼陈云为“客人”。

11月12日上午8时，一辆米黄色华沙牌轿车从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东大门驶入，在办公楼门前缓缓停稳后，警卫员李奇迅速下车拉开后车门，“客人”从车里走了出来。他面带笑容，向前来迎接的人们挥手致意。只见他身穿一套半旧的深灰色咔叽布中山装，脚蹬一双黑布鞋，头戴一顶深灰色帽子，外面披一件缀着咖啡色海虎绒衣领的军大衣，脸上平静自若，衣着整洁朴素，没有一点中央首长的架子，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此时，团长黑志高、政委刘素文（该厂当时采用部队编制，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八团，车间实行营、连、排建制）迎上前去向“客人”敬军礼、握手，表示欢迎。出于保密要求，他们不便直呼其名，可按规定面对面称其“客人”又实在别扭——大家嗫嚅着，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最后，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的黑志高首先打破沉默，高声招呼道：“欢迎首长来我们厂蹲点。”陈云听后笑了，用慈祥的目光望着面前这位穿军装的现役军人，随后用浓重的上海口音爽朗地说：“同志们好，我到你们厂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大家上楼落座后，陈云十分肯定地对黑志高说：“听你的口音，你是山西人！”黑志高笑着作答：“不错，我是山西人。”陈云听后，风趣地说：“山西人喜欢吃醋啊！”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一开始的那种尴尬和沉闷的气氛也随之消散。

陈云是主管工业经济的专家，对化工、炼油工业，尤其是化肥工业十分熟悉。当听到黑志高介绍厂里可生产出小化肥厂的成套设备时，他高兴地说：“你们厂不错啊！是个大有可为的厂子。”之后，他又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的化肥工业还很薄弱，发展比较慢，化肥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像你们这样能生产化肥成套设备的厂子，从全国来看，不是很多，国家很需要这样的厂子。”陈云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在座的人备受鼓舞。

黑志高汇报完后，请陈云讲话。陈云谦虚地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搞点调查研究。现在我还没有发言权，还是请在座的各位多给我讲点厂里的情况。”在陈云的要求下，政委刘素文、副团长张守信分别补充介绍了厂里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情况。陈云边听边记，偶尔插话询问企业管理、流动资金的使用、勤俭办厂、职工生产等问题。在听取厂情汇报之后，他再三说：“我过去下基层不多，这次到你们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搞点调查研究，希望你们多帮助！”边说边起身告辞。

这时，黑志高向陈云介绍说：“首长，您到厂里来有什么要办的事情，由这位同志负责。他叫马骏，去年7月下放到我厂任办公室主任。”陈云应声答道：“好啊！”他转向身边的马骏，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骏马跑得快！”快要走出会客门时，陈云又回转身对马骏说：“老马，我明天上午来，请你找几个技术员和老工人开个座谈会。”虽说自己不过30多岁，陈云却称自己“老马”，马骏怔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但随即表示：“好！首长请放心，一定安排好。”

马骏，1935年7月出生于江西赣州，参加过土改工作队，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他作为调干生进入武汉钢铁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回到江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马骏是江西省委组织部干部，于1968年被下放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担任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厂方指定由马骏负责接待来厂“蹲点”的陈云——一方面这正是厂办主任的工作范围，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马骏过去干过机要工作，又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过，办事干练、稳健、可靠。就这样，历史的机遇使一名普通的工厂干部与中央首长有了密切的接触，并从此结下了深情厚谊……

第二天的座谈会结束后，陈云便径直深入车间、班组，到最基层了解情况。他先来到铸工车间。走进车间内，一派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呈现在眼前：行车吊着笨重的砂箱在头顶上隆隆地横空驶过；碾砂机、筛砂机有节奏地轰鸣着；造型师傅们操着冷泵枪“哒哒”作响，像急促的鼓点震撼人心；高亢的锯木声、铿锵的砸铁声、嗡嗡的车床转动声，汇成了一首雄壮的迎宾曲，仿佛在欢迎陈云的到来。

在铸工车间办公室，陈云向车间领导详细询问了车间生产的全过程，以及产量、质量等情况。随后，他在车间领导的陪同下，到每个班组看望工人。在木模班组，陈云与在场的工人一一握手，并愉快地和工人们攀谈起来。他对工人们说：“我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做木工，我也曾在东北的一家木工厂蹲点过。我对木工这个工作是有感情的。”

在熔化炉前，工人们正在抡着榔头砸生铁。小伙子们个个生龙活虎，一大块一大块的生铁在榔头的重击下碎成了小块。陈云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被工人们饱满的生产热情所感染。

过了一会儿，陈云转身问站在旁边的一名青年工人：“你知道铸铁有哪几种牌号吗？”不等对方回答，他便随口说出了铸铁的各种牌号、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周围的工人们见陈云这么内行，都投来敬佩的目光。

熔化炉对面的造型班正在配箱。20多只刚从烘炉内拖出来的大型铸件砂箱，烟灰滚滚、热气腾腾。造型工人们钻进里面配箱，个个挥汗如雨，人人脸上被烟灰涂料熏染得像黑包公一样。陈云时而弯着腰，时而蹲在地上仔细观看工人们操作。他见工人们的劳动环境这样艰苦，禁不住上前紧握着他们的双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当得知当天晚上车间还要开炉浇注铸件时，他就对车间负责人说：“工人同志工作很辛苦，我晚上一定来看他们。”

随后，陈云又陆续到金工车间中车班、划线班、钳工班，容器车间划线班、装配班，机修车间机电班，锻工车间锻工班等许多班组走访，现场查看工人操作，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促膝交谈。

在机修车间，一名青年女工正在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床。她戴着工作帽，从帽子里露出两根乌黑的齐肩短辫。陈云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伸出右手，在她的脑后做了个剪辫子的动作。青年女工察觉后，转过身，不好意思地冲陈云笑了，赶紧把两根小辫子塞进了帽子里。

在厂保管室门口，保管负责人汪坤见陈云来了，忙迎到门口，请他到里面去坐坐。陈云赶紧摆摆手，笑着说：“这里我可不能进去，你看门上不是挂了块牌子吗？我能进去吗？”说着，他伸出手，指着那块小木牌，一字一顿地念着：“仓库重地，闲人莫入。”大家都被陈云这种严于律己的态度所感动。汪坤不太好意思地说：“首长例外，首长例外，请进，请进！”

“好！你批准了，我就进去啰！”陈云笑嘻嘻地说。于是，他在汪坤带领下进入仓库，在一间一间的库房里仔细察看库存物资的情况。看完后，他用略带肯定的口吻对汪坤说：“这可真是仓库重地！库房内物资价值有两三百万元吧！”

汪坤钦佩地说：“首长，您真是个有眼力的行家。”并告诉陈云“总共有200多万元”。陈云沉思片刻后，说：“仓库物资积压多，生产流动资金周转就困难，要靠银行贷款吧！”当年工厂的确如此，购买原材料扩大生产的资金，有不少都要靠银行贷款解决。

陈云第一次进厂，人们便一眼就认出了他。“陈云来了”这消息不胫而走，先见着的人急切地把信息和感受传给别人，尚未见着的人则盼望能早点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碍于上级规定，大家没有公开称呼陈云的职衔和姓名。但在厂内谁也没有按规定称呼他为“客人”，而是以尊敬的口吻称呼他“首长”或“老首长”。同时，对外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谁也没有泄露陈云在厂里“蹲点”的消息。

深入车间“蹲点”

1969年11月下旬至1970年2月，陈云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铸工车间木模二班“蹲点”。一到车间，他便与每一名工人握手，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参加工作时间。并要求车间班长给自己安排工作，陈云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就只听你班长的指挥了。”年轻憨厚的班长望着满头银发的陈云，不知所措地搓着双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半晌之后才说出一句话：“欢迎，欢迎老首长到我们班来参加学习。”工人们看着这位全国人民深深爱戴的老人，心里已是感慨万千，都愿意帮助他，谁也不让他干体力活。于是，陈云以后每天上午准时来木模二班参加学习，风雨无阻。

陈云衣着朴素，冬天穿一件棉布军大衣，春天着一身深灰卡其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布鞋。他平易近人，说话实在，语言幽默风趣，和他在一起，工人们如沐春风，心情轻松愉快。初到一个班组，陈云总是要求工人们随便一些，不要把气氛弄得太紧张。一次，他问福建籍工人林久珍是哪里人，小林心情紧张，竟错答成“江西莆田人”。陈云听后哈哈大笑，拍着小林的肩膀，说：“如果你是江西莆田人，那这里就是福建南昌市了。”出现几次类似的情形之后，工人们不再拘谨了，和陈云亲密无间，无话不说。他到哪个班组，哪个班组就笑声不断，气氛热烈。

一次，一名青年女工在发言时讲南昌话，声音又小，这下可难住了陈云。他站起身，坐到这名女工的身旁，笑着用手拉着自己的耳朵，风趣地说：“南昌话比上海话难听懂，请你讲慢点啊！”大家都被陈云逗得哄堂大笑起来，那名青年女工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还有一次，陈云在一个班组参加会议，组里有一名老工人身材健壮、面色红润，发言时声音洪亮，天生长得一副笑脸。会议结束后，陈云走上前去，握着这名老工人的手，朗声说道：“老师傅，你满脸红光，见人总是笑呵呵的，一定可以活到100岁！”老师傅一听，兴奋得面色更红，一时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同志见此情景，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一天，木模二班开展学习活动，要求每人介绍自己的情况。于是，陈云以班组普通一员的身份，先讲述了自己少年时在商务印书馆的学徒生活；又讲了自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讲了35年前在江西中央苏区的工作；还讲了红军长征，讲了张国焘危害革命、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如何挽救革命；讲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工作，并详细介绍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建历程……在叙述这段壮阔的革命历程时，他从不提自己的贡献，把功绩都归功于党。

陈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不论到哪个班，他都会先要班长写一份全班人员的名单，然后逐个对照着问对方是哪里人，哪年参加工作，第二次见面时，他就能一个个叫出名字。有一次，离开锻工班一个多月后，他回到锻工班来看望大家，还能一个一个叫出工人的名字，最后问还有哪两人没在。大家都非常惊讶：65岁的老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于是赶忙把这两名工人的去向告诉他。

“您的记性真好！”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办公室主任马骏很佩服地说。“我像你这样的年龄时，能记2000人的名字。”陈云笑道，“这大概是过去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为了保密，很多事，特别是人名都只能用脑子记。另外，要做群众工作，带领队伍，叫不出人家的名字怎么行呢？”

锻工班学习的地方是集体宿舍，每逢学习，大家分坐在4张单人床上。工人们听说陈云要来参加学习，特地找来一把旧木沙发，修好后给他坐……陈云每到一个班组，这个班组的工人们就无比骄傲。在大家心目中，陈云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人，又是一位豁达、开朗、慈祥、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诲人不倦、胸襟开阔的长者。

一次，陈云发现一名老工人突然不爱说话了，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就走到他身边问他：“老师傅，最近有什么心事吗？”老工人看到陈云这么关心他，就说：“最近，厂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有人诬告是我写的，我说不是，可别人不相信。厂里要我反省，还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办。”陈云听后对他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最后问题总会弄清楚的。”老工人听后，心里感到踏实多了。不久，厂里查明“反动标语”不是这名老工人写的，是厂里一个小孩写着玩的。当这个老工人再次见到陈云时，满含热泪地向他表示感谢。

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容器车间参加班组工人学习会的地方 下载原图

有时，班组里有的工人在陈云面前抱怨工资低，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加工资。陈云开导大家说：“加工资要根据国家财力，要看生产有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了。比如一只茶杯5角钱，如果加了工资，在同样的时间里还是生产一只茶杯，那这只茶杯就要涨价了。所以加工资后只有在同样的时间生产出2只、3只、4只、5只同样的茶杯，钱才不会贬值。”

对企业里存在的大手大脚的浪费现象，陈云很重视。一次，他在容器车间看到地上撒了很多电焊条头，便对陪同的人员说：“这太可惜了。能不能把这些电焊头收集起来，加工成铁链头？农村需要这些。”在机修车间机电班，他看到许多废弃的旧漆包铜线，很心痛。他问：“能不能造一台机器，将报废的旧漆包铜线一根根地接好，拉细拉长重用？”听到否定的回答之后，他仍不甘心，为此还专门到江西电机厂去了解情况。他多次对工人们说：“小偷小摸、贪污，法律都可以管，铺张浪费几千几万法律却管不了。要通过立法把浪费管起来。”“我们国家大，底子薄，要处处注意节约。”

没多久,陈云就熟悉了厂里的生产流程，还能够一口气报出各车间负责人的名字。他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除了参加班组的政治学习外，其余时间就到各生产班组了解生产情况与产品质量情况，一有空就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工厂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陈云的足迹，每个车间班组都闪动着他的身影。

一天下午，铸工车间正在开炉。熔化炉上的鼓风机雷鸣般地轰响着，通红的铁水不断被注入铸件型腔中。车间到处铁花飞溅、烟雾弥漫。这时，陈云又来到车间，他坐在工人们为他专门准备的帆布折叠椅上，兴致勃勃地观看浇注的全过程。

空闲的工人们见陈云来了，都围了过来，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的坐在地上，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着。陈云兴致很高，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陈云见围在四周的工人中有一名女青年个子特别高，便笑着用手在自己的头顶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你的个子比我高得多。当得知这名女青年来自上海、还是厂女篮队主力时，他高兴地伸出右手，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工人中顿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不一会儿，他又看见通红的浇冒口上放着几只搪瓷茶杯，觉得很奇怪。工人们告诉他，因为劳动强度大、汗出得多，易口渴，便用浇冒口的余热来烧开水喝。陈云听后，把右手握成杯状，送到嘴边，头一仰、眼一闭，做了个喝水的动作。他的幽默动作逗得身边的工人们笑得前俯后仰，陈云也开怀地笑着，笑声在车间上空久久回荡……

马骏是厂里指定负责接待陈云的专职干部，陈云每天来去厂里都由他迎送，并由他具体安排在厂内的活动。厂里有什么事要与陈云联络，也都由马骏具体负责，有时还要到陈云的住所去商谈、汇报。马骏晚年回忆说：“陈云同志除到工厂各车间视察外，还经常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等，计200次。会上，陈云同志习惯静静地听人发言，几乎不说什么，偶尔提出一些问题。在参加各种会议的同时，他还分别找原厂级、中层、一般干部，新老工人，退伍兵，现役军人，技术员，老师，医务人员及炊事员等个别交谈，约100余人次。无论是参加会议还是找人个别交谈，他都是亲自记录。”

在厂“蹲点”期间，陈云每次会议都准时到。唯独1970年4月间有一次食堂炊事班政治学习会，他因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参加，便亲手写了一张请假条，由警卫员送到厂里来请假。这张珍贵的请假条被保存至今，成为陈云严谨工作作风的见证。

有一天下午，铸工车间安排大扫除，木模二班就没有安排学习，可是陈云不知道，下午还是赶来了。当班长怀着歉意请他第二天下午再来参加学习时，陈云让班长伸出右手，自己也伸出右手按在班长的手心上，两人翻手对拍了3下，然后陈云笑着对班长说：“一言为定，明天学习时间不变。”

在困境中仍关注生产和学习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只能谈运动、谈革命、谈路线、谈政治，因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抓生产却要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学文化、钻技术要冒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的风险。然而，陈云每到一处，都要讲生产，要大家研究生产，还经常提出生产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找两位同志谈话，疑惑地问：“你们这里是否研究生产？我参加了73次会，没听你们讨论过生产问题。”在金工车间，他问车间一个负责人：“你们什么时候开生产会？”这个负责人明白陈云问话的含意，为了不令他失望，只好含糊地回答：“我们一般晚上开会研究生产。”陈云马上认真地对他说：“你们哪天晚上开生产会，通知我一声，我一定来。”

1970年初夏的一天，陈云在参加完厂生产会议后，对生产指挥部参谋曹文威说：“你们什么时候开生产调度会，你通知我参加好吗？”曹文威说：“这种会是扯皮会、吵架会，扯个没完没了，首长您最好不要参加。”但陈云坚持一定要参加。于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逢厂里开生产调度会，曹文威都提前通知陈云，他几乎是每会必到。

令曹文威印象最深的是陈云在一天晚上参加容器车间全厂生产调度会的情景。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检查当月生产进度和零部件交接日期，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会上，几千个零件要对进度，找出未按进度交接的原因，定下必须最迟交付的时间，经常出现车间调度员为零件加工的衔接问题互相推诿、争论不休的场面。这样一来，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12时多。当时针指向晚上10时后，曹文威对坐在旁边的陈云轻声说：“会还要开很久，首长回去休息吧。”可陈云摇摇头，仍然静心认真地听下去。到了晚11时，曹文威又说：“会一时还完不了，您老还是回去休息吧。”陈云还是不肯走。

半夜12时半，会议终于结束了，曹文威习惯地说请首长作指示。平时，陈云参加会议，是只听不讲话的，而这次他却破例了。他严肃地说：“现在已是深夜，很晚了，今天我要讲几句。曹参谋跟我说过，生产调度会是扯皮会、吵架会。我也主持过生产调度会，那是全国性的，也是扯皮会、吵架会。不过没有像你们这样，扯皮扯得这样厉害。你们这次调度会本来两个小时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开这么长的时间？我看，就是缺少了点政治。抓生产要讲政治，要有政治头脑，要有全局观念。全局观念就是政治，你们这个会就是全局观念少了些，本位主义多了点，强调局部困难多了些。这样，全厂一盘棋的思想就淡薄了，讲全局、讲风格的气氛不浓了。我常讲，工厂的主要任务是抓好生产，但是，抓生产要讲政治，不能就生产抓生产，政治挂帅就是要体现在我们这些具体的生产实际活动中，不然的话，那就是口头革命派啦。我的这些话，供你们参考。”听了这些话，在座的人都面带愧色，深感内疚，从此以后生产调度会开起来就顺当多了。

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陈云又来到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同曹文威谈起生产问题。他说：“我看工人同志们整天很辛苦，经常加班加点，干劲也很大，可是，厂里每月的生产任务不是完不成，就是要留个‘尾巴’。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曹文威听后笑着摸了摸后脑勺，不知怎么回答是好。接着，陈云又说：“搞生产光是苦干还不行，还要苦干加巧干。指挥生产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攻难关。你们这个厂的生产特点是品种多、单台非标件多，不像汽车厂那样批量生产。要学会在生产中抓主要矛盾、抓关键，这就像打仗一样，集中力量攻难点、攻碉堡，只要主要矛盾抓住了，其他的就好办了。”

这一席话，曹文威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只是低头沉思，哪些是当月生产的关键呢？从生产调度方面讲，应找出哪些关键零部件？陈云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说：“你可以找老工人、老技师和技术人员他们来商量商量，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简短的几句话，顿时使曹文威心里亮起来。

按照陈云的建议，当天晚上，曹文威找来老技师和生产技术组的同志一起座谈讨论。经过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把加工复杂的零件、工序周期长的零件、需要设计夹具加工的零件，以及需要外协加工的零部件列为当月关键零部件。然后，在这些零部件的工号上进行标记，在布置生产任务时请各车间重点去抓，同时落实专人跟踪负责到底；平时到车间和开调度会也重点查问这些关键件的生产进度和存在的问题。曹文威后来回忆说：“这样一来，从机关到车间，大家心中明确了当月的重点和关键，齐心协力去抓，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也感到忙而比较有序了。”

在金工车间“蹲点”时，陈云发现金工技术要求比较高，而班组却不安排技术学习，他就公开建议：每周至少安排两次生产技术课，让工人自学规定的技术课本，请厂里技术人员讲课。金工班班长欣然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1970年5月24日，在参加容器车间划线班学习后，陈云说：“你们班的会开得很好，大家既谈革命又谈生产，既谈成绩又讲缺点。这样的学习会，我不是95%，也不是98%，而是100%赞成。”他每到一个车间，总要了解生产组织、工艺，产品材质、牌号、性能以及操作时要注意的问题。他常对工人说：“不研究生产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不能一天停止生产。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只谈革命，不搞生产，那我们吃什么？”他认为要摆正政治与生产的位置，在金工车间强调指出：“职工学习结合业务太少。大破大立，要破也要立。立就是要搞生产，发展国民经济。”

一次，陈云了解到生产的小化肥成套设备出厂以后，用户要求派人去返修的情况，便找到生产指挥部说：“工厂抓生产要讲质量，你们厂里是生产化工、炼油设备的，质量第一。讲究质量须从加工每个零件抓起，不合格的零件不能转到下个工位，不合格的部件不能组装，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接着又说，“厂里生产任务这么紧张，老工人又不是很多，现在还要派人去返修设备，这样既耽误了生产，又影响了厂子的声誉，加上差旅费、材料费、工时费等等，损失可大了。如果平时生产重视了质量，对每个零件、每台产品把住了质量关，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要经常教育大家，脑子里时时要有质量这根弦，在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要严把质量关。这不能说是‘管、卡、压’，这是对人民负责、对工厂负责的表现。出了质量问题，要组织大家分析找原因，从中汲取教训，召开质量现场分析会，这是一种活生生的质量教育。还可以举办车间废品展览会，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嘛！”

同时，陈云还强调：“搞生产没有制度不行，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管、卡、压’，不能破除。毛主席说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说要破除所有的规章制度！现在把厂里的规章都说成‘管、卡、压’，统统废除，那怎么搞生产？一个工厂没有章法，怎成方圆？我14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那时馆里有个规定，裁纸要将两手的手指弯曲，手背向前推纸，不能平伸着手去推纸，否则机器就会将手指头截断。”陈云一边说，一边用手势比划着，“这可是老工人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安全操作规程，像这样的制度能破除吗？你们厂现在一些安全生产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工艺操作规程都废除了，这怎么能搞好生产呢？”

这些话，尽管在当时难以得到有力贯彻，但在工厂以后的生产中，还是渐渐得到了重视。

还有一回，陈云在一个车间看到有的工人在上月已“完工”的产品上作业，便随口问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这些产品上月不是已完成了吗？怎么工人还在上面干？”身边的负责人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每月生产统计报表的截止日是当月最后一天的12点，如果超过了这个截止时间就该统计在下个月的报表里。这几台产品只剩下个尾巴，要不了半天就完工了，上个月不统计报上，月计划任务就没有完成。”

陈云听到这里，严肃地说：“搞生产是硬任务、硬指标，统计数字要准确无误，不能带水分，1吨也不能虚假。我们国家1958年的浮夸风，教训十分惨重。不要以为下面基层虚报一点没关系，可到了上面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这会害死人的。”

看到这名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低头不语，陈云稍稍放轻自己的语气：“定生产计划，工人们加班加点完不成，这就要考虑计划定得是否合理！我们定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就像一个人摘桃子，站着伸出手就摘到了，说明计划指标定低了；伸着手跳起来能摘到，说明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如果跳起来都摘不到，说明计划指标过高。他费了很大力气还摘不到，他就不会去摘了。这样，就会挫伤干部、工人的积极性。我们定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比如1个月可以完成100吨任务，订计划时，指标定在90吨或95吨，留有5至10吨的余地，让下面有产可超，这样的计划是鼓劲的计划，是鼓舞士气的计划。”一番话，说得这位负责人连连称是。

1971年7月的一天，厂里的李赤接到厂部电话，被告知陈云要找他谈话。李赤原是管生产的副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走资派”下放车间劳动，后来在一个连里当副连长。听到陈云找自己谈话的消息，李赤又惊又喜，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见面后，陈云高兴地握着李赤的手，示意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落座后，李赤问：“首长找我有什么事？”陈云笑着说“不急”，接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纸扇递给李赤。李赤接过纸扇，一股暖流涌上的心头，紧张的心情迅速得以缓解。

少顷，陈云问李赤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在工厂干了多少年等等。李赤一一作答后，又补充说：“我在东北就认识您。”陈云不由得问了一句：“哦，你也到过东北？”

“我原在新四军三师，在黄克诚同志身边任警卫员。抗战胜利后，我们部队开赴东北，成立西满分局，我又被调到李富春同志身边当警卫员。我随李富春同志到哈尔滨东北局开会时，见过您多次……”陈云一听，乐呵呵地笑了：“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接着，陈云话锋一转：“你认为工厂实行军事建制行不行？好不好？”李赤听后心里一怔，这是一个触及政治的大问题，讨论这样的问题需要胆识，还要有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的勇气。但既然陈云提出来了，李赤觉得作为一名党员，应该说真话。于是，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工厂搞军事建制不行，更谈不上好。”

陈云又说：“为什么不好？你详细说说你的理由。”随后，李赤根据自己在工厂工作10多年的体会，谈了个人的想法：“最大的坏处是在实行军事建制后，把完整的生产车间等改为营、连、班组织形式，把企业管理、规章制度、生产秩序都打乱了，生产指挥系统失灵，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混乱。一个工厂企业的好坏，主要是靠科学管理、严格的规章制度、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靠命令、压力和喊政治口号所能代替的。”

陈云“哦”了一声，随后鼓励道：“你讲得好，那你讲讲企业管理怎么搞。”对此，李赤又讲了一通。听完后，陈云高兴地说：“你讲得不错，尤其是敢讲真话，你真是个搞生产的行家。”接着，陈云指出，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内容包括很多，简单地把军队那一套搬到工厂是行不通的，工厂的生产组织，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工种要互相配合；工厂就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才能改善职工的生活，既要强国，也要富民。陈云这些精辟的见解，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遗憾的是，他的正确意见在那种环境下无法得到采纳。

在关心工厂生产的同时，陈云也十分关注工人的学习情况，尤其是对年轻人，时常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技术。

一次，在铸工车间木模二班学习会上，陈云说：“我到你们班参加学习以来，对班里的情况作了一些了解，知道班里有青年学生、有退伍军人、有下放干部，还有老工人，但是班里的老工人少，青年工人多。”说着，他用慈祥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青年工人，并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青年工人文化程度都很高，你们知道国家培养一个初中生、高中生要花多少钱吗？”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陈云见没人出声，便伸出手指头，说：“要花数千元钱呢！”稍停，他又加重语气说，“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是管过经济的，我两手空空。”

说到这里，陈云站起来，拍拍自己的大衣口袋，说：“这些钱都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来之不易啊！”同时，他勉励青年工人，“你们要学好技术，要热爱本职工作。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办工厂，也是从木模、翻砂、加工这样一道道工序干起的。人家工业发达了，国家就富裕，我们要努力赶上和超过他们啊！”

陈云的这番话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去了长期积压在人们心头上的阴云，听后让人感到鼓舞，感到精神振奋……

对子女严格要求

1969年10月，陈云由北京来到江西时，几乎没带什么个人用品，行李里最引人注目的是30个木箱，每个箱子都装着满满的书。

陈云平时话不多，也从不下象棋、打麻将、打扑克牌，读书看报是他唯一的爱好。住在青云谱干休所的那段日子里，他孜孜不倦地重读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等经典著作，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1—4卷。他还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同时，也读了不少鲁迅的作品。

陈云的子女们曾集体撰文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又身处逆境之中，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象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陈云与妻子于若木生有5个孩子：两男三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陈云的家庭和许多普通家庭一样，一家7口人被分散于全国各地。陈云化名“陈元方”南下江西，而于若木先是被下放到湖南衡东“五七”干校；后又被迫害关押；他们的5个孩子分别去了干校、农村、工厂、部队。在此期间，这些孩子都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幸运的是，他们被当成“可教育好的子女”对待，没有受到太多歧视，最后，被地方和部队保送到大学学习，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

1970年12月8日，在北京怀柔农村任教的二女儿陈伟华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陈云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女儿回信。在信中，他要求女儿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女儿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要求女儿每天阅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此外，为了使陈伟华能更好地理解马列著作，陈云还要求她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她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告诉陈伟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要求女儿重点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和文章。这封信看似是父亲给女儿的一封普通家书，但更是一本指导青年如何学习理论的教科书，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1971年春节，陈云的长子陈元带着未婚妻来到青云谱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聘礼嫁妆，也没有举行仪式。新房里陈设的是干休所配发的旧床架、铺板，床上盖的是从干休所借的军用草绿色被子。陈元这次办喜事，陈云只给了200块钱（据了解，陈云给每个孩子结婚用的钱数都是一样）。

陈元结婚，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一天，陈云的警卫员李奇找到干休所政委尤云儒、副所长沈玉贵，说：“首长找两位领导有事。”尤云儒、沈玉贵两人听说陈云有事，就急忙前往陈云的住所。

客厅里已聚集了一群人，两人向陈云敬礼问好。陈云微笑着招呼大家：“坐下！坐下！”随后说：“今天，我儿子陈元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在一起玩玩。你们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

“喜烟喜糖，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嘛，一定要吃的。”陈云一边散发烟与糖，一边高兴地说。沈玉贵环顾四周，发现除了墙上贴着的大红双喜字以外，整个房间真看不出一点新房的样子。尽管如此，新郎新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沈玉贵不禁心里感慨：这就是一位老革命家为自己孩子办的婚礼呀！

第二天，陈云嘱咐秘书萧华光将两斤水果糖、一包前门烟送到干休所值班室，请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吃喜糖、抽喜烟。大家这才知道陈云大儿子结婚的事，纷纷感叹说：“没有想到，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孩子婚礼办得这么简朴！”

这年4月，陈伟华到南昌看望父亲。一天，吃过晚饭后，陈云把她叫到身边，说：“你要多了解世界大事，爸爸送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陈伟华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陈伟华回忆说：“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以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

有一次，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办公室主任马骏来到干休所，陈云笑着对他说：“老马，今天来了新炊事员！”马骏闻言步入厨房，看见一个姑娘围着围裙，正在那里忙碌。姑娘见到马骏，幽默地问道：“我像不像炊事员？”原来，她是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

陈云的厨师老汪是江苏镇江人，跟随陈云多年，知道他的口味，不时给他做点如豆板酥、清蒸鱼之类爱吃的菜。有一段时间，老汪生病，为让他安心养病，陈云把在干校下放的女儿陈伟力叫来帮助做饭。后来，老汪的家人病故，需要回家奔丧，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厨师，陈伟力便继续留了下来。陈伟力那时每月工资是56元，陈云觉得她离开了干校，到这里代替老汪做饭，就不能再拿干校的那份工资了。于是，他与陈伟力商量：“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没有去上班，没有工作，就不能白拿工资。”陈云硬是把女儿在干校的那份工资退了，改由自己按月给女儿发。

在江西的日子里，陈云分散于各地的子女们都先后来到青云谱看望、陪伴过他，这多少给了这位老人一些安慰。尽管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还享受着和子女们在一起读书学习的生活。他告诉子女们，学好理论是政治上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更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陈云非常平易近人，日常生活中，他很愿意深入百姓之中，与他们谈心，向他们了解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每逢建军节、国庆节、元旦和春节等节日，干休所都会组织工休人员会餐。大家自然忘不了陈云，每次会餐前夕，干休所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上门邀请陈云与大家一道会餐。可陈云总是说：“谢谢大家，我不参加，我不参加。等你们会完餐，我去看看你们。”等到会餐快要结束时，陈云才会来到餐厅。一进餐厅门，他就拱着双手对大家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在此，祝大家节日愉快！”陈云的出现，立即把会餐的喜庆气氛又推向高潮。

1969年12月的一天，陈云参加金工车间车工班学习会后，问工友龚火生：“火生，你家住在哪里呀？”龚火生回答说：“住在厂里生活区第六栋。”陈云又问：“离这里不远吧？”龚火生回答：“不远，很近。”

陈云听说不远，便笑着问：“那我到你家里去看看，好吗？”龚火生一听这话，既感荣幸又有些紧张，急忙说：“欢迎，欢迎！”

于是，龚火生陪同陈云慢慢地步行到自己家里。进屋后，龚火生端了条木板凳请陈云坐下，又忙着给陈云倒茶水。陈云摆摆手，示意不要倒茶，随后便跟龚火生聊起家常，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陈云环顾四周，看到龚火生的家里陈设很简陋，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一张睡觉的架子床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便问龚火生夫妻俩一个月工资收入多少。

在得知“不到100元，还要供养老人”后，陈云又问：“你几个孩子？”龚火生说：“两个。”这时，陈云站起来，神情有些严肃，似乎在沉思。过了良久，他才说：“有两个孩子就可以了，不要再生了。”龚火生点了点头。

陈云走到米缸前，掀起米缸的盖子，弯下腰去用手掏了把米看了看，对龚火生说：“你家的粮食如果不够吃，我送给你一些粮票。”龚火生连忙摆手谢绝，说自己一个月定量13公斤，吃不完，每个月都能余下点。

临别时，陈云握着龚火生的手，深情地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玩。”若干年后，陈云在给工厂负责人写信时还特地问起龚火生的情况。

1970年春节前夕，江西省军区政委张志勇受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托到青云谱看望陈云。张志勇说：“首长，我刚从福州开会回来，春节快到了，来看望首长，首长有什么事要我办的，请吩咐。”陈云说：“我什么都很好，谢谢你们的关心。”这时，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还有没有（意指草绿色军帽）？”

张志勇一时没明白陈云的意思，便问：“首长，您刚才讲什么有没有？”陈云说：“解放军军帽。”张志勇立即说：“有，有，我帮您解决。”当天下午，张志勇就派人送来了一顶草绿色军帽，陈云十分高兴。

不几天，老红军罗维道少将上门看望陈云，在交谈中，陈云说：“罗维道哇，你看我这顶帽子好不好呀？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都戴过军帽。过去，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戴着军帽，武装夺取政权成功了。现在戴上这种帽子，心里觉得很舒服。我要把这顶帽子戴回北京去。”

后来，陈云无意中听说罗维道生病了，于是回到住处找来厨师老汪交代说：“罗维道同志生病了，我们水池里养的那两条鳊鱼（武昌鱼）我不吃了，你快把鱼给罗维道同志送去，让他调剂一下生活。”当罗维道从老汪手中接过两条活蹦乱跳的鱼时，不禁落下了热泪。

当年，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拥有1600余名职工，下设10个连队（车间）、100个班组，却只有一个食堂。食堂办得不算太好，职工意见较多。陈云到厂后不久就听到相关反映，并引起了他的关注。1970年4月间，他特意在食堂蹲点了半个多月，召开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座谈会，参加食堂班组政治学习会，找人个别交谈，发现突出的问题是部分炊事员不安心工作。在座谈会上，炊事员们说：“车间发工作服，食堂只发一条白布围裙，不合理；炊事员起早摸黑，吃力不讨好，还常挨人骂，谁愿意在食堂工作。”陈云听后，幽默地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关键是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叫谁来也干不好炊事工作。不要嫌炊事员工作是侍候人的工作，这种炊事手工劳动，一千年以后还是要的嘛。”陈云认为，办好食堂，人的因素很重要，不安心食堂工作，是思想认识问题。座谈会后，他立即把炊事员反映的待遇问题及时转告厂领导，并建议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厂里采纳了陈云的建议，立即给炊事员发了工作服，改善了待遇。炊事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安心工作，食堂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

一次，陈云从车间出来又转到食堂，正好赶上开饭。工人们看见陈云来了，都争着说：“首长，请尝尝我们食堂的饭菜。”陈云笑了，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回去吃。”这时，一名来自北方的工人说：“我们食堂天天都是大米饭，想吃面条和水饺，没有。”“噢！”陈云沉思片刻，又同几名工人聊了聊，询问了一些情况后，便离开了。

过了几天，陈云见到厂负责人时，向他们反映了工人想吃面条和水饺的问题。陈云说：“这么大个机械厂，做一台面条加工机和包饺机不会有困难的。”厂政委刘素文很重视这个问题，组织几名技术员和老工人，很快就设计、制造好一台包饺机，一个小时大约可包1000只饺子。就这样，增加了主食品种，满足了爱吃水饺的职工的需要。工人们高兴地说：“多亏首长的关心，我们才吃上水饺。”

陈云对工人的劳动条件、身体健康、家庭生活也非常关心。他在金工车间装配班看到工人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很大，便提出：“你们这种装配方法太落后了，要改进，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在锻工车间，他提出：“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部行车，解决车间内的搬运问题。”后来看到锻工车间的工人把落地行车造出来了，他非常高兴。看到车间的烟尘很大，对健康不利，他便建议工人们把加热炉搞好，改善劳动环境。

陈云关怀基层群众，群众也非常敬爱陈云。一次，青年工人陈天赋听说陈云要下农村考察工作，便连夜制作了一个帆布小折椅，这个小折椅后来成了陈云的“专座”。陈云动情地对陈天赋说：“我要把这个小椅子带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这是江西的工人师傅给我做的。”

在与陈云的朝夕相处中，工人们也多了一份心事：老首长现在只是暂时遭受冤屈，相信党早晚会将情况搞得一清二楚的，他迟早会离开这里。工人们舍不得陈云走，能不能请他留下一点纪念呢？大家左思右想，却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

然而，在一次政治学习中，这个“难题”被解决了。讨论正在进行之中，有一名工人突然灵机一动，拿着手上的那本《毛泽东选集》恭恭敬敬地走到陈云面前，双眼满含希望，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问陈云，能不能在这本《毛泽东选集》上留一个签名。

顿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有些紧张地看着陈云。陈云见此情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对那名工人说：“我可是犯错误的干部哟。”工人质朴地回答：“我们不相信，签字留念没关系的。”说完，高高兴兴地拿着书回到座位上。

其他工人见状也纷纷走上前来希望“享受一样的待遇”。陈云情绪特别高，来者不拒，在一本本《毛泽东选集》上留下了自己潇洒的字体，同时还写上了签字日期。就这样，为难大家多日的“难题”被豁然解开了。

（待续）

【作者：余玮 来源：《党史纵览》2022年1、2、4期，《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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