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清华学校辛酉级学生的中等科毕业级刊《辛酉镜》印行，闻一多任总编辑并撰写了《发刊辞》，序言为林纾所作。
林纾在这一简短的序言中回顾了他曾两次来清华讲《论语》时对清华学风的观感：“余尝再至清华园讲论语，见学者彬彬然，部署井井然，司其事者温温而有礼。余太息，以为此校讲新学，乃一本于礼衷，古道一线，其犹存于斯矣。”赞扬清华古道犹存的学风之余，林纾又称赏《辛酉镜》中的诗文“文咸通赡，不悖于理”。
林纾由《辛酉镜》中这些文理俱通的文字，转而慨叹时下每况愈下的世风与学风，并对这些清华学子提出了鼓励和表扬：“方今学者东涂西抹，鲜能专心致志以崇实际，而诸君乃能聿自濯励，勤学不懈。兹植中学毕业复辑其四年来之成绩著于篇，此固有志之所为，而未可数数觏者也。”
此序言是闻一多转托同级好友薛祖康从林纾处求得，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借此既可管窥闻一多早年的文学趣味和文章质色，也可透视清华校园国学风气的流转。闻一多主编的《辛酉镜》为清华毕业班的留念性刊物，其中收录了闻一多自己创作的若干篇古体诗文。一直到1920年1月，当以清华学生会（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代表之一）为代表的出版委员会决议改良《清华周刊》，决定“不取陈古文”之前，闻一多依旧沉浸于“古文辞”的趣味中，他陆续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诗文以及1919年1月的《仪老日记》等，仍是旧体诗文。
从总体上看，清华学生时代的闻一多对于传统诗文并没有刻意学习或者执着于学习某派某家，虽有偏好但大致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在《〈辛酉镜〉发刊辞》中对“艺林”栏目的诠释正代表了他博取的姿态：“韩欧徐庾，骈散异体，各擅厥趣，未可偏诋；茹古含今，我心则取，幼稚不揣，操觚喜试。”
这是对刊物栏目的一种概括和说明。但涉及闻一多本人，我们仍能从他广泛的研读中理出他的个人偏好和古文辞创作的模仿蓝本，从这些古文辞的色调中清晰地辨别出他与桐城派及林纾古文的精神关联。闻一多自己对此也坦然承认，他在《古瓦集》序中说：“这几篇文章都是一番钻研揣摩底结果。于今姚选、黎选两部《类纂》里红的圈，黄的、绿的点，仿佛珊瑚、翡翠、琥珀嵌排在纸上似的——便是当时底成绩。”
据闻一多1919年1月至4月初《仪老日记》中所载读书、作文所示，上至《诗经》《史记》《文选》，下至《清诗别裁》，都在他的研读系列，而记录条目最多的则是读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在此前一年，闻一多致闻家驷的信中即提及对《类纂》的研读状况和计划：“此外自修功课，去岁寒假前已阅毕黎（莼斋）选《续古文辞类纂》，本学期正阅姚选本，未毕。近以大考在即，中文自习功课多未照格履行。”
《仪老日记》所载显然是继续完成1918年5月因课业繁忙而未竟的阅读计划，尤其对于姚选本《古文辞类纂》更是“兴趣盎然，不忍释卷也”。
在日记中，闻一多还大段节录了《姚姬传复鲁宾书》中所谈“专一”和“涵养”的治学之道，联想起自己因参与学生会等事务性工作而影响了课业和读书，更生痛自悔悟之心：“因思吾自侧身会事，日课尽荒。继此以往，神扰志乱，其何以读书，况众手所指，群飞刺天，果何裨哉！今犹不悟，后悔何追。”
闻一多正是通过文字而与桐城派古文家产生了跨越时空的精神沟通。实际上，从经典桐城派的选本到同时代的桐城派文家诸如严复和林纾，都在闻一多的阅读兴趣之列。《仪老日记》中有多天连续读严复《天演论》的记载，并对严复的译笔甚表佩服：“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迻译之能事也。”
由对严复文笔的佩服，闻一多转而也就《新潮》杂志对严复译文的讥讽大不以为然，进而替严复的译文进行辩护：
《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译书不仅当译意，必肖其词气、笔法而后精，中文造句破碎，不能达蝉联妙邃之思，欲革是病，必摹西文云云。要之严氏之文，虽难以上追诸子，方之苏氏，不多让矣。必谓西文胜于中文，此又蛣蜣丸转，癖之所锺，性使然也。吾何辩哉！
由上文可见，闻一多是把严复的译笔放在诸子以来的整体文章脉络上进行评判的，指出严复文笔的足与不足，确实是一种比较中肯的评价。
对严复文笔颇为佩服的闻一多也是林纾的爱读者。但是与稍前或同时代诸多文人学者如鲁迅、胡适、冰心等在青少年时期痴迷甚至模仿林译小说不同，闻一多更偏爱林纾的古文。
据《闻一多年谱》所载闻家驷的访谈所讲：“先生亦喜爱林纾著述，某年暑假返乡，在武汉买了《畏庐集》及续集，在家认真披阅，还让闻家驷也共读。”
闻家驷在访谈中虽然没有明确标明阅读林纾著作的时间，但《畏庐续集》在1916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本，由此也可以大致推断闻一多阅读林纾的文章应该在1916年4月至1919年4月之间。
据《清华周刊》记载，1917年2月3日、4月14日，林纾两次受清华孔教会邀请来清华讲授“信”“知耻近乎勇”等儒家讲义，想必闻一多也是学生听众中的一员，而《清华周刊》中更是时常刊登林纾的诗文。
因此，闻一多在1917年5月中旬筹备主编《辛酉镜》时，转托好友请林纾作序，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喜好并研读某人或某派的文字，一方面是从这些文字中获得了情感共鸣或者精神契合，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之为范本进行摹仿，最终由摹仿到出新，形成自己的文笔风格。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曾以林纾自作的《冷红生传》为例，高度评价林纾的文章风格：“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
《冷红生》实际是林纾为自己做的一篇小传，讲述自己屡拒奔女、为同侪嘲笑而不改初心的故事。寥寥200多字即生动地描摹出冷红生“家贫而貌寝，木强而多怒”的个性，尤其是看似无情实乃深情的真性情。
无独有偶，闻一多所作自传《闻多》中，同样也以简约有趣的文字呈现出一个乐于做事、强于自信的少年闻多形象：“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性简易而康爽，历落自喜，不与人较短长。”闻多在暑期酷嗜读书的情形更是栩栩如生：“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嗜读书而恨人扰的少年闻多跃然纸上。
文章出于性情，如果向深处探寻，我们还能从性情上找出林纾与闻一多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闻一多简易康爽、乐于助人的品性就与林纾的仗义疏财有共通之处。朱羲胄记陈衍评价林纾：“其友陈衍尝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然纾颇疏财，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
闻一多则在自传中称自己“待人以诚，有以缓急告者，虽无赀，必称贷以应”。正所谓“文如其人”，性情往往浇铸为文字，反过来，风格也常常是人格的外在表现。林纾友人张僖在《畏庐文集》序中称其人与文：“畏庐忠孝人也，为文出之血性。”
林纾早年把小说翻译视为自己的报国之举，自称“叫旦之鸡”，期冀“同胞警醒”。晚年的林纾更是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选择沉默避让的情势下，孤身挑群雄，与五四《新青年》派展开论战，虽是逆潮而动，被讥为螳臂当车，但其誓死卫道的热忱与孤勇也可见一斑。林纾一些怀人叙事的文字往往渗透着这种至情至性，诸如怀念祖母的《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悼念妻子的《亡室刘孺人哀辞》、悼念友人的《告王薇庵文》《告周辛仲先生文》等，都是从叙写日常琐事出发，字里行间渗透出真情和深情，哀婉动人。
对于闻一多而言，热烈的诗人性情和激昂的斗士精神显然是他人格和诗文风格的原生底色，这种风格越到后来越被动荡的时代激发出火山爆发般的力量。正如木强多怒和婉媚诙谐同为林纾的性格并影响了他的文字一样，闻一多在热烈、刚正的性情及文字中也有哀婉深情的一面，这在他早期诸多古文辞篇什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闻一多祭悼清华病亡同学的《招亡友赋》，即把夜里恍惚间梦到同学来访的欣喜以及梦醒后的怅惘、四顾茫然仰空而泣的哀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凄婉动人：“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树高；巡宇而呼，仰空而泣……”
包括此时闻一多的一些译诗，经他本人的情绪点染，更加凄楚动人。如他所译《马赋》，写一匹与主人征战沙场、屡立战功的老马，在战后却被沉溺于醇酒妇人的主人抛弃的凄婉状态：“朝徘徊兮阡陌，夕躅踟兮阑干；食萑芃兮嗓破，吸燥埃兮鼻酸；鬣焦萧兮罽敝，脊伶俜兮卦刊，麾蚊蝇兮尾秃，舐疮疥兮舌干。将翘足以惊陆兮，忽跚蹒而欲颠；渴饮水于明溪兮，对枯影而自怜。”老马食不果腹、徘徊无依、老迈无力、顾影自怜的凄凉场景历历在目，情辞凄切动人。
此一时期，闻一多还用古文辞翻译了另一首《点兵之歌》，叙写军官在一场战役后再次集合残部，清点人数时亲见或者耳闻兵士们在战场上或伤或亡的惨状：有的是兄弟近在咫尺未能相救，有的是身中流矢，喃喃呼唤着母亲伏尸道旁……闻一多把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场面生动地呈现出来。这首《点兵之歌》也曾被闻一多的国文老师评为“悱恻动人”。
与清末民初已成古文大家并逐渐退居为“遗老”和“卫道士”的林纾相比，学生时代的闻一多更处于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期，而清华的现代教育更赋予了闻一多现代青年的思想和情感，虽是古文辞虽言古人事，但处处关涉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字里行间充溢着现代学子的家国之忧。《〈史记·曹相国世家〉书后》谈及古人皆以“曹参以饮酒不当事事称贤”一事，闻一多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贤”的结果是不敢改革弊政，无视人民疾苦，最终只能导致“国日削，民日弊”，这不但不是贤，而且是只考虑自身的自私之徒：“如参者，苟且媮媠，容悦骫琐，先其身而后国家，是吝之类与。”
同样，人人称道陶渊明以及魏晋时期以高尚自持、隐居为乐、不问世事的诸贤，闻一多同样发出了质疑和批评：“观夫波兰、印度之所以为国，不将有以惕其诗酒之闲心乎？今忽忽经载，国事益不可问，不知虽有靖节者，亦能为力邪？”
即便是流连于清华园工字厅后的荷花池畔，闻一多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国家的时代处境：“呜呼！国贫，邻人悯而助之资以兴学。邻之惠我洵厚，当之者诚亦可耻而可悲矣！”而由荷池远眺圆明园的废墟，更是“凄怆弥目，则悲亦益甚，不知泪之何自也”。
闻一多热烈而深沉的家国情怀渗透于字里行间，使这些古文辞呈现出热烈而沉郁的色调。闻一多早年的古文辞虽然还达不到林纾古文的境界和功力，但也已展露出“风骚中后起之秀”的才华和自身独有的文采。
尽管目前还未发现确切史料显示闻一多和林纾有过直接的文字或者人际交往，更恰当地说，清华学生时期的闻一多是在学习和研读林纾的文章（或许还有聆听林纾的演讲）中，与这位曾经声名远播，如今却不合时宜、备受攻击的古文家有了精神上的交集。
闻一多编辑《辛酉镜》请林纾作序，固然出于他“闲为古文辞”的文学趣味，以及对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的心存崇敬，但背后也许还有对《新青年》派以不尊不敬的态度攻击林纾所产生的些许不满，正与他对《新潮》讥嘲严复的态度相一致。五四《新青年》派为了打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局面，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进行抨击，固然有时代的正义性，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偏激之处。
正如闻一多注意到《新潮》对严复的批评一样，他时刻关注着已经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青年》派与林纾越来越激烈的文白之争。而闻一多能在这种情势下转托同学请林纾为毕业留念文集作序，既展示了闻一多“独不与人同”的殊异个性，也透露出他对林纾文章的一种偏爱，当然，也与整个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之前偏于保守的学风有关。
欧阳军喜在全面考察清华学校五四前后的国文教学时也谈到了文白之争在清华的反响，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清华的风气总体上倾向保守，对白话文表现出抵制的态度：“一些学生认为‘吾国文学，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文明之所寄。白话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无能读古书矣。今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文明’。直到1919年3月，裴庆彪、刘聪强几位同学受文学革命的影响，成立白话文学研究会，仍然遭到《清华周刊》编辑罗隆基、沈榦、杨荫溥等人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
有趣味的是，在这场文白争论中，主张白话文者援引胡适的主张，而反对白话文、捍卫文言文的罗隆基等则援引林纾等保守派的观点进行反驳，杨荫溥还以“石湖”的笔名在《清华周刊》1919年第164期发表了小说《否否》，模仿林纾的口吻讽刺新文学，足见林纾与《新青年》派的文白之争对清华所产生的影响。闻一多虽然并没有切身参与清华学校的这场“文白之争”，但在1919年的《仪老日记》中也隐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余不愿随流俗以来讥毁。”
1919年夏的闻一多正处于新旧诗文的过渡期：“这时已经作了白话散文，文言诗却还舍不得丢掉。”但是新文学的潮流已经在闻一多心中激荡，正如清华五四前夕偏于保守的学风被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所打破，闻一多也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五四之子，连带着其“古文辞”的创作兴味也迅速消解。到1920年1月，清华学生会决定改新闻科为出版委员会，对《清华周刊》实施改良：“一改封面，二改门类，三不取陈古文，四用标点，五采横写法，六改编辑制为集稿制。”
闻一多和潘光旦合编了改版后的《清华周刊》第5期。至此，闻一多舍弃了“古文辞”，一变而成为白话文的忠实信徒。闻一多于1919年底开始了白话诗文的尝试，并创作出了白话新诗《雨夜》《月亮和人》以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的白话文《建设的美术》。闻一多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应了对白话文运动的赞同和支持。
从根本上讲，置身于清华学校的闻一多，本身就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新式学生，他所接受的现代课程教育，他在课余热心从事的美术、讲演以及中英文话剧的编、导、演活动，都与稍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有着形、质上的相通。五四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发了闻一多身为“新青年”的色彩。由古文辞转入白话诗文的创作，成为新文学的坚定支持者，对于闻一多而言几乎是一个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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