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农村已经33年了，我始终保存着一本工分本，舍不得丢掉。它详细记载着我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两年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情况。包括日期、劳动内容、劳动时间、累计工时、总计工分等等，都写的一清二楚。每次翻开它，当年劳动的场面，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
我们下乡的晁峪公社地处秦岭山脉北麓的一条山沟里。这里群山环绕，有些山坡已经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改造成了体贴，其余的山上，随处可见裸露着的灰色岩石，偶尔有一片片柏树林点缀着长满荒草的山麓。村头、小河边上长着几棵高大的柿子树。我们去的时候是1968年11月，秋风已将大部分树叶扫净，只剩下金黄色的柿子星星点点挂在枝头，煞是好看。前来迎接我们的乡亲们，不管男女老幼，都穿着清一色自家织染的黑色土布棉衣。这种着装的单调让我们感觉到了山区的贫困。
我们小队有二十几户人家，分别居住在3个自然村里。当时是集体所有制，土地、牲畜和大一点的农机具都归队上所有，粮食、棉花、油料等生活必需品都是按劳分配。这是参照当时农业的先进旗帜——大寨的方法进行分配的。
每天由队长根据季节、劳动力的情况派工。大部分农活都在山上干，因此，爬山成了我们的必修课。在那两年中，队里的三座山头，我们不知爬了多少回!早上天刚蒙蒙亮，队长敲钟为号，集合上工。大约干2—3小时，回家吃早饭，过一个小时，再次敲钟出工，这次时间较长，干到下午1—2点，回家吃“晌午”（午饭），下午3点左右继续上工，直至天黑。真可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员们没有表就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到了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天才黑下来。每天下工后，知青们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好在都是年轻人，休息一夜，体力就恢复了。每隔3天到队部集合，由记工员将3天出工的内容、时间记在个人的工分本上。全天出满3次工，记10小时，早上为2小时，上午、下午各记4小时。
每到月底，全队社员开会评工分。根据每个人的体力、劳动表现评出基本分，再和本月的工时相乘，得出当月的总工分，由会计登记入账。为了体现多劳多得、区别对待的原则，选拔几名特别优秀的（当然是男的）为标兵，基本分为10.5分，一般男壮劳力为10分。女壮劳力却只有4分，把我们这些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思想教育的女生搞糊涂了。山区的妇女孩子多，拖累大，还要从事织布做衣、养鸡、喂猪等家务劳动，一般不出工。只有到农忙时才干几天，连工分本都没有。和我们女知青一起干活的大都是20岁以下的“姐姐娃”（特指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再就是几个刚结婚的新媳妇，家里有婆婆照顾，暂时没有拖累。这些人不管在队上，还是在家里，地位都不高。我们队的男知青一开始都被评为7.5分，女知青4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女知青全月出满勤，挣的工分也不足男壮劳力的一半!这就是山区农村的现状。
过了半年左右，除了犁地、撒种等技术要求较高的活路外，基本的农活我们都能掌握了。这时男知青的工分上升到10分，而女知青最高升到6分。到了年底，队里将所得的收获，以及瓜果、蔬菜等副业收入都折合成钱，根据全队劳力的工分进行分配。第一年，我们队每个劳动日（10分）价值0.13元。当时玉米每斤8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起早贪黑干一天，挣到1.6斤左右的玉米，而我们女知青，只挣到9两多，还不够自己吃。长在山地上的仅有四五粒的麦穗，社员称为“蝇子头”麦。我曾经把这样的麦穗夹在家信里寄给父母，向他们证实这里土地的贫瘠。
一开始，我们认为由于村里的女劳力地位不高，没有发言权，基本分才那么低。后来经过实际劳动才发现，在当时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很多农活都凭的是体力，这种近似于原始的劳动方式，使男女在体力上的差别变成了工分高低的决定性因素。男社员可以扛起装有一百二三十斤重的粮袋爬上仓库的楼上装卸粮食。上山背粪、下山背粮都比女社员背得多，跑得快。他们可以担上七八十斤的蔬菜和水果担子，一大早走几十里的盘山公路赶到宝鸡市里去卖。在修建战备公路、修梯田的劳动中，男社员开山劈石，二三百斤重的大石头两个人一抬就走。男知青们压肿了肩膀，磨破了脊梁，经受了种种磨砺，在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都挺过来了。我们几个女知青也不甘落后，争着干男社员才能干的农活。我们和男知青一起上山砍柴、背粪，到深山里背扫帚。咬着牙坚持着，但是和男社员相比，不能不承认在体力和耐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受到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启发，我朦胧地感觉到只有改变落后的生产力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正确途径。可惜想法还没有考虑成熟，我们就被招工回城了。
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村不管男女老幼，每个人都有基本口粮。劳动力又有額外增加的劳动粮，这些都是定额，但并不等于可以白给，是要用工分去换的。这就造成大多数社员家，一年四季忙到头还买不回自己家的定额口粮，要向队里借债，尤其是遇到家里有病人、婚丧嫁娶等需要花钱的大事，就只有向队里伸手了。而这笔借款要在年终结算的时候从分红的钱里扣除，这样就可能出现旧债还未还清，又借新债的现象。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知青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户，都是劳动力。为了保证大家能得到休息，13个知青轮流做饭。我们把大家的生日排了一张表，把好吃的尽量攒起来，留到过生日时吃，每到这一天，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儿乐趣。那段“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日子让我们终生难忘。
如果碰到下雨天，就不用上工了，但是没有工分。我们可以抱着书本享受难得的休息了。这时候社员们就在家里修理农具，干些杂活。他们真正是手脚不闲的人，好像天生就离不开劳动。连老人也不例外，只要还能活动，就会一直坚持劳动。到了寒冷的冬天，因为下雪不能上工的时候，我们就一整天坐在社员家的热炕上，和她们拉家常，听她们讲农村的新鲜事，给她们讲城里的生活，彼此的感情也在这种交流中慢慢加深。
如今，工分本是我和那段生活的惟一联系了，是它告诉我，劳动是农民生活的主题，经济基础是农民的立身之本。虽然离开农村30多年了，但是，因为有了那段农村生活的经历，我自信能理解他们。我一直关注着我们村的变化，关注着他们——我的父老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我总觉得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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