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句子(缅怀先烈的句子集锦)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七·一”前夕访许文藻老人

许文宇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句子(缅怀先烈的句子集锦)

  1991年6月底的石头城,天气格外闷热,偶尔有阵雨骤至。在建党70周年前夕,笔者冒着酷暑专程赶到南京,慕名访问61年前“古邳暴动”的唯一健在者,闻名遐迩的“白手夺枪”勇士、现已年逾八旬的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许文藻老人。

  茂密的林荫道上,笔者寻找到了叫做“石榴园”的市公安局干警宿舍小楼。叩开门扉,身体孱弱而精神矍铄的许文藻老人,热情地展开双臂将家乡来客引至客厅。落座之后,环视四壁,醒目之处就是镶嵌在正壁的一幅尺余相片。这是一个全身戎装英姿勃勃的中年军人,头顶八一军徽,胸配“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炯炯有神的大眼熠熠生辉,透出凛凛豪气。侧处,高悬一幅笔力遒劲的条幅,上书毛泽东的诗《七律·回韶山》。整幅浓笔泼墨,力透纸背。想来书者下笔时,必是意念饱满而又冲动,全身融入创作佳境,形成挥洒兴酣一气呵成之势。笔者凝视着这一早已熟诵的诗句,不禁怦然心动:这一挂在眼前的条幅,岂不正与本次采访的主旨相呼应吗?真是话题未开,氛围已浓啊!

  笔者目视墙上的相片,启口问道:“许老,这张照片是……?” “噢,是我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部队转业到南京市公安局,脱下军装前拍的一张纪念照。

我这个人一生除了当兵就是干警察,最早干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司法警察,算是拧了一辈子枪杆子!”许老朗朗笑答。“您从参加革命起,大半辈子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算是难得的幸存者了。” “是呀,参加革命以来,多少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侥幸未死,前后负过三次伤。这不,今年4月我头昏难支,医生说这是负伤所致的遗症,到现在还没有出医院呢!”听到这里,才知道许老尚在住院中,听说家乡来人,特意中止一天治疗,在家中接待了我。在再次表示过感谢之后,我又紧接着问道:“您三次负伤,是不是包括‘古邳暴动’中的那一次?” “算是吧,不过有意思的是,那次既不是枪伤也不是刀伤,却是咬伤。伤得不重,算是一次小小的‘挂彩’。

最后一次负伤在1946年,在铜山县小孔庄的突围战斗中,后脑勺被敌人的一块黄豆大的弹片击中。解放后才在苏州医院取出。那次负伤后,经常头疼,医生说是脑神经受伤,一直未能痊愈。不管怎么说,算我大难不死。马克思点名时漏掉了,没让我去找他报到。”说到这,老人那乐观的情绪和诙谐的语气,引得笔者也笑了。

  “当年,暴动前后经过怎样?都牺牲了哪些战友?今天还有没有存活着呢?”笔者抓住已开启了的采访主题,急切地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并静静按下微型录音机开关。老人沉思了一会,才表情凝重、语气缓慢地打开了他脑中那扇沉重的记忆闸门。

  “是啊,‘古邳暴动’当场牺牲和被敌人抓住后杀害的有十几名同志,幸存者经过这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如余耀海、王子愚等同志也陆续去世了。我数来数去,直接进入古邳街参加暴动的主要人员,现在,恐怕只有我有幸活着了。”

  “说起话长。我1910年12月20日出生在江苏邳县岠山西许党村(现属占城乡)一个贫苦农家。我在山前的峄阳学校上的小学,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冷启英,教员有李季华、宋绮云、王树璜、李烈曼、王知一等,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对我们的思想教育影响很大。

到了1927年入夏的时候,刚刚在北伐胜利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邳县县政府,为改革旧衙役制度,在县城邳城镇公开招考司法政务警察。我和一些青年同学相约报考。当时,作文考题我还记得,叫做《各述我乡之现状》。我被录取了。那时,邳县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邳城内党的活动很活跃。许多进步青年私下争相传阅一些油印的小册子,也就是最早的马列主义读本。在此期间,我先后认识了共产党员范玉贤、刘俊峨、戴绵泽、戴宗品等。我在这年的秋末冬初,由同事戴宗品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我们在城外山坡上开过多次会,过了一段紧张的组织生活。

1928年夏天,国民党邳县县长兼公安局局长王兰田,逮捕了共产党员冷启英、李烈曼、王知一等人,关押在邳城看守所。党组织在积极进行营救活动中,利用我这个司法警察的职务之便沟通内外联系。有一次,我受花广爱同志委托,将5块银元在提送犯人过堂审问之机,偷偷塞入冷启英手中,轻声鼓励他坚持与敌斗争。

  192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邳县县党部开始大肆‘清党’。县城内,党的活动已很困难,我便在这年入冬的时候回到家乡。那时候我的家乡岠山周围一带,是中共邳县县委和邳南区委的主要活动基地。山前山后的村子建立了好几个党支部,群众基础十分深厚。尤其我们许党村,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土山至古邳的大路从村中穿过。村中还有一个小学校,不仅附近十里八里的学生都到这里上学,而且学校里群集了一批以教书为掩护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有武广春、余耀海、乔庆寰、王子愚、花广爱、许季诺等人。这所校舍的房主,是我的叔父许季诺(原名许守信),他与郭子化、王树璜、戴蔚霞、解慕唐等,是在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

1926年,他和李觉民、李超时、索廷珍等人考入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又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在那里入党。他参加革命活动较早,在1923年的他和其他革命者一起联名状告火案罪魁即他的亲舅父、地主团总宋席珍的斗争中,十分坚决,在当地妇孺皆知,传为一时佳话。他还用‘岠山火案’斗争胜利后所得赔款,盖了这所用于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校舍,享有很高的群众威望。

故而周围群众都乐意来这里,听他和其他教员讲解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革命道理。加上我家在大路边开了个简易客栈,这些教师身份的共产党员经常于此吃、住,因此,我们村比较早地建立了一个拥有10多名党员、战斗力很强的党支部。带动和团结了一大批先进群众,从而成为‘古邳暴动’的主要策源地。

回忆在29年冬至30年夏‘古邳暴动’前的那段岁月里,党在岠山周围的斗争十分活跃。县委领导王树璜、沈献之、刘杰三、王守宽等人,经常在我们村召集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我那时也特别积极,送信、开会,有时,白天带领学生和群众到八路、占城街和附近的集市上搞‘飞行集会’,晚上就印传单、贴标语。

一次夜里,我拎着浆糊,从我们村北大道的第一棵大树贴起,一直将红红绿绿的标语沿路贴到赵墩火车站。来回几十里土路通宵达旦,一点也不觉得困。我印象很深的是,武广春同志从外地搞来一台油印机,交给我藏在家中。多数传单稿子由他写好,我刻写蜡纸,油印。有时,我一人既写又刻又印,分派人员散发出去。

当时,我像初生牛犊一样,有干劲有闯劲。群众渐渐把我因眼大而获得的这一‘许大眼’绰号,依照谐音换成了‘许大胆’了。那一阶段我们搞集会,教唱歌,撒传单,贴标语,办夜校,闹农会……革命活动如火如荼,革命斗争精神十分旺盛。

所以说,我们许党村的贫苦农民,在郭子化、武广春、余耀海、许季诺、乔庆寰、王子愚这些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下,较早地启蒙和提高了阶级觉悟。由于播火者较早地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火种,这一带很快就成为我党群众基础深厚的革命沃土。许党村,也成为‘红色革命堡垒’,被敌人咒骂为‘赤匪老窝’。

许党村之所以成为后来‘古邳暴动’的集结、出发地,之所以老少不到二百人的村子里,就有十多名党员、群众直接参加暴动,之所以暴动失败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抄剿和最惨报复,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全村无一人投入敌人阵营,并且涌现出许伯言、许书白、许醒亚、许守本(即许辛)、许守学、顾新民等七八名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等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深厚的革命渊源。许党村的革命史,应在邳县党的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当将这一光荣丰富的革命传统,很好地树碑立传,传给后人。……”

  “‘古邳暴动’发生在1930年农历六月十三日。那时,我刚到20周岁。为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党组织在岠山顶凤凰窝以及我们村开了好几次秘密会议。我参加了其中一两次,会上争论得比较激烈。多数发言者认为革命力量已经壮大,武装暴动一举胜利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形成了暴动的决议。为贯彻暴动决议,党员们纷纷分头准备。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武器不足。党组织要求,参加暴动者每人手中都要有武器。我便自制了一把匕首掖在身上。我叔父许季诺,因1928年国共合作时期在土山镇当过市政局局长,在周围颇有名气。便以防备土匪为名,向土山镇南包庄一包姓地主借了一条‘套筒子’步枪藏在家中。还在暴动的头一天,他向本村的顾惠堂借了一辆独轮车,预作暴动时运送武器用。

农历六月十二日的晚上,各地参加暴动的人员陆陆续续来到许党村集结待发。多数人我是不认识的。大家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分别聚集在村中央的一块场地上。有的围坐在场上的草垛前,有人蹲在场前的干涸的汪塘中。由于互不认识,除了几个熟人在悄悄说话外,场地一片寂静、肃穆,空气显得十分紧张。黑暗里,有人像点名似的在幢幢人影中来回梭巡,询问着什么。后来有人站起来讲话了,先后有三四个人讲。

我在黑暗中听出有熟悉的王树璜、武广春的声音,其他人的口音很陌生。每个人讲话的声音都很低沉、短促。内容主要是分配任务,注意事项,表示信心,鼓舞斗志。讲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中间还有人陆续地匆匆赶到。讲完话,为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布条,要求暴动开始后扎在臂上以示识别。下半夜,队伍出发了。

为防止暴露,按指挥部的要求,大家装扮成乡下人起早赶集的样子,仨仨俩俩拉开距离走,不致引人注意。从许党村集结和出发的暴动队员约五六十人。后来有人说确切数字是53人,其中包括暴动领导人王树璜、武广春同志。

后来得知,我们村许守才、许华三、许印三、许锡三、许守旺、许守申、许守传、顾小位(乳名)等十多名党员和积极群众,都参加了这次暴动行动。他们中,有的进入古邳镇内参加了暴动,有的担任外围接应任务,支援暴动。总之,他们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许守才、许华三用土车子推着里面裹着枪支的花棉被和秫秸团,佯扮成乡下人接亲戚和赶集卖柴火的样子,把武器运进古邳镇内。我清楚地记得,队伍集结在我们许党村的那天夜里,谁也没有生火做饭吃,大家都空着肚子。多数人特别是邳县北部的同志,都是带着长途跋涉数十里和彻夜未眠的极度疲劳,进入这场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搏斗中的。”

  “那天拂晓出发时,按顺序我是夹在中间的那拨队员中走的。和我一路并行的有两个人,当时问过他们的名字,后来忘记了。许党村距古邳镇12华里,五更天的光景就走到了。到了街西头,天已微明。我和王子愚慢慢踱着步,一边徜徉着一边四下观察街面情况。我明显地感到这天早晨赶集的人中青年人多,空手者多,‘闲溜’的多。

虽然人员很多,但不喧闹。细心的人,也许能够察觉出这一反常现象。我早就把组织上分给我的‘配合内应的同志冲进区公所,解除敌人武装’的任务,牢记在心。随着时间的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紧张得脑子里只存在一个念头:目标——区公所;枪响——就动手!我俩并肩串了几个店铺后,估摸着时间差不多,该动手了,就迳直往镇东头敌人的区公所摸去。就在这时,我似乎听见不知从什么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两人便不觉地加快了脚步。

快到区公所的时候,看见区公所大门口急匆匆地走出来两个敌人,一个矮些的空着手,另一个高个子拎着条长枪。在距区公所大门一二十米远的地方,我们四人迎面碰上了。两个敌人拦住我俩喝问干什么的,我说是‘上俺姑家去’,王子愚说是‘赶集的’。没等我俩再答话,两个家伙就不容分说拽住我们往区公所拉。我想不到,敌人竟先动手抓我们,我们不知道做内应的乔庆寰、张瑞年同志他们怎么样了。

思想一紧张,就想化被动为主动。就在刚进到区公所门口的刹那,我乘那个大个子(后来知道这个门岗的敌兵叫徐贤中,矮个子是带班的班长王占元)一手持枪一手抓住我的空隙,顺势抓住他的枪托往我怀里拽。他赶紧松开我,用两只手去护枪。这样,我抓住下半截枪托以控制扳机,他抓着上半截枪杆,我俩一来一回地争夺。

那个家伙身材魁梧,人马高大,我猛力用劲也卸不下他的枪。那个家伙见我拼死不松手,就一低头咬住我的右手。顿时,我手掌拇指根部的一块肉像张开的小孩嘴,鲜血直流。在这疼痛难忍、体力不支的危急关头,在区公所办公室内正陪着前来以辞行为名的乔庆寰、张瑞年两个老同学闲聊的敌区长卢荫堂,闻声从屋里出来,大声喝问干什么的。

话音未落,乔庆寰同志手持的从挂在卢办公室墙上的枪套里掏出的短枪,砰的一声枪响将其击倒。因为未击中要害,卢连爬带滚地钻入了区公所内的炮楼。乔见敌兵与我搏斗,就一枪将他打倒。我就势拽过长枪,用枪托又狠劲地朝这个家伙歪倒在地的身上砸了几下。回头再看,王子愚和那一高个子敌兵,都不见了。

这时,敌人炮楼上枪声大作。我和乔庆寰同志用缴获的枪支向敌人还击,但火力太弱无济于事。对射一阵后不见更多的增援,且又听敌炮楼上响起了急促的号声。不知谁喊了一声‘撤’!我撤出了区公所,跟着几个暴动队员往东跑,一直跑到‘马号炮楼’,和占领在那里的一部分暴动队员会合一起。坚守在‘马号炮楼’里的同志约一二十人,但没有几条枪。

我在这里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也见不到我所熟悉的王树璜、武广春、乔庆寰、王子愚等领导人,估计是撤退时都跑散了。我环顾了一下,聚集在这里的同志我几乎都不认识。只有一个过去开会时见过好像是姓石的邳城人,是不是后来被敌人抓住杀害的石岐山烈士,我不敢肯定。当时,这个人很勇敢,边射击边不断地高声鼓励大家。

天过了中午,枪声却由疏渐密,炮楼外敌人‘抓活的’喊声越来越高。事已至此,大家心里都知道,暴动已经失败,困在这里不是办法,只有突围出去。在酝酿决定突围时,我身边的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他叫赵安义,是古邳镇东的人,对街里的路很熟,叫我跟他一块走。我俩冲出来,顶着头上嗖嗖的子弹,弓着腰顺着巷子先往南又向东跑。

谁知,钻入一条小巷子,后发现是个死胡同,胡同尽头是用土坯子垒的墙,不怎么结实,我俩一气连蹬带踹几下子,就把土坯墙捣了个洞。钻了出来跑一阵,在拐弯时我俩又跑散了。我孤身一人正在着急时,突然想起附近住有一个姓周的,曾在我叔父许季诺任局长的土山镇市政局干过秘书一类的差事。我到局里找叔父时,一来两往的,便与他熟识了。

印象中此人不坏,我直奔周家。周见到我很吃惊,我说,赶集的路上,碰上了土匪抢劫不敢走了,特来避一避。他见我手上血糊糊一片,就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躲土匪逃跑中跌倒磕破的。他和家人见我这副模样,心中也许明白了几分,就没再多问。只是又问我吃饭了吗?我还没缓过紧张劲儿,肚子也不觉饿,同时也怕麻烦,就坚持说吃过了。

他们也就没再言语,给我简单包了手,让我到偏屋一张软床上休息。到了次日凌晨,天还黑漆漆的,周先生喊起我给我指个方向,叫我出街往东北走。碰人盘问就说是王某某的人(王是当地有名的‘青红帮’大师爷),去八路街找他的。我记住他的叮嘱,出了古邳街一头钻进青纱帐朝东北方向奔去。这样,一气跑了20多里路,见太阳出来了,不敢再走了,便找了一块茂密的庄稼地隐蔽起来。从暴动前到这时,我已经一天两夜没沾水米,饥肠辘辘,又渴又饿。被咬破的手掌肿得老高,浑身软得像面条一样。我掰了几穗青玉米棒子啃了几口,就瘫在地上睡着了。挨到天黑,我又摸到一个亲戚家中,才最后脱离险境。”

  “‘古邳暴动’失败后,敌人像受了伤的野兽,进行疯狂地反扑和报复。暴动中侥幸未死的敌区长卢荫堂及敌县长马振邦亲自带领人马,在岠山一带挨村挨家搜捕暴动队员和革命家属,进行残酷迫害。乔庆寰同志家庭首当其冲,敌人把他老父亲捉去,勒索去10块光洋,算作赔偿卢荫堂被乔庆寰夺走的短枪。乔的妻子被逼得外出讨饭,四处流浪后改嫁他人,不久便悲惨地死去。后来乔庆寰同志在任河南省永城县县委书记时牺牲。我家则被抄了一遍又一遍。敌人把我父亲抓去,逼他把我交出来,后花了不少银元托人说情才被放回。我长期躲避搜捕,不能回家,家人整天提心吊胆,一夕三惊,惶惶不可终日。我妻子生下我二女儿不久,婴儿大腿生了褥疮,得不到及时治疗。长大后成了跛脚,落下终身残疾。妻子由于各种伤痛过度,整天以泪洗面,导致两眼早早失明。

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并没有屈服,在危险、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我的伤口经过聂阁村外号聂聋子的中医先生治好后,被组织调到中共睢宁县委工作。县委当时只有三名成员,我是其中之一。不久,随着睢宁县委书记朱大同和邳县县委组织部长杨俊藻相继叛变,邳睢地区党组织再次受到严重破坏。我在当地已无法藏身,就远潜安徽隐蔽起来。尽管革命转入低潮,但革命火种不灭,我个人的革命信念不变。在被迫中断组织关系期间,我始终不自首、不叛变、不动摇,仍然根据形势的变化积极主动为党工作,终于坚持到迎来了革命的转折点,取得了革命的全国胜利。”

  “‘古邳暴动’的战斗硝烟已飘去了60多年,但当年的一情一景,依然历历在目。‘古邳暴动’虽是党内左倾路线的产物,在政治上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导致斗争策略不当,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如此,但在苏北地区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最早揭开了徐海地区我党武装斗争的第一页,这一革命壮举的历史意义是深远而不可磨灭的。它是我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壮大的标志之一,也是向地方反革命势力勇敢挑战的政治宣言。它使人民看到了自己‘黑手高悬霸主鞭’、拿起枪杆子推翻旧乾坤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斗志。它像我党‘南昌起义’一样,虽然在一时的局部的战斗中失利了,但它清醒了人民大众,激发了革命意志,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归根结底,它仍不失为一次历史性胜利。

尤其是在暴动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先烈们,更是功不可没,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参加暴动并且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多是青年学生,是一代民族精英。他们一旦信仰马列主义就矢志不渝,以年轻人的血肉之躯来实践和追求他们的崇高理想,真正视死如归,死而无憾。一个个烈士和牺牲战友的熟悉面孔,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乔庆寰烈士,自幼与我同学,是我最知心的挚友和最亲密的战友。在‘古邳暴动’中,他一马当先深入虎穴。是他一枪击毙敌兵,将我在危险中解救。暴动后,被组织派往河南省担任永城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不幸牺牲。

解放后,担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郭子化同志,专门深情赋诗一首,悼念这位坚强的战友。前些年,自己不顾眼花手颤,亲笔写了一篇回忆乔庆寰烈士的文章,送给永城县党史工委以及烈士的女儿乔俊峰同志,以为永久的纪念。暴动中与我并肩突围的赵安义烈士,我们虽然是在倥偬战斗中相识,现在早已记不清他的容貌了,但他对我说的名字和沉着机灵的身影,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听说,他突围后,被敌人抓住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和王树璜、石岐山、李敦佑等暴动中牺牲的十几名烈士的英名,将永远彪炳革命青史。”

  “1987年时,我应邳县党史部门邀请,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县委领导会见并宴请了我。在我路过古邳镇时,当时暴动的遗址早已面目全非。花甲岁月,沧海桑田,令人无限感慨。在‘古邳暴动’60周年之际,我曾想重返古战场凭吊战友,但因故未能如愿,迄今甚为遗憾和不安。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英勇奋斗的历史,不能丢掉烈士们鲜血铸成的共产主义信仰。前些年,我们放松了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人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淡化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恶果衍生,教训惨痛。今天,老夫我年届耄耋之年,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告诉家乡父老,传给年轻一代。作为革命后死者,倘以告慰诸多先烈们!”

  老人以慷慨激昂的语句,结束了他长长的回忆。笔者也如迷般地随着他激荡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之中。望着这位当年号称“许大胆”、使敌人丢魂丧胆的革命老人,他那坚毅的目光、执着的神情,顿时化作一股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冲击着我,摇撼着我。辞别前,笔者紧紧握住他那受过伤的手,代表家乡人民再次表示深深地敬佩与无语的感谢!

  (注:此文撰于1991年7月)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句子(缅怀先烈的句子集锦)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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