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与动力机制
发表时间：2020-11-12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刘吕红 薛小平
百年党建，布局为先，一部近百年党建史就是一部党建布局演进史。党建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各方面建设的诸多要素排列而形成的有机系统，通过适时更新党建布局，进而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梳理建党近百年党建布局演进历程，分析党建布局演进的动力机制，得出对创新和发展当代党建布局的启示，这对理解党建布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把握新时代党建布局的历史方位、推动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建设布局演进的历史进程就是党建布局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包括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起点，需要回溯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源起，回答从何开始的问题；关于过程，需要探究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回答如何展开的问题；关于结果，需要总结党建布局产生的影响，回答取得什么成就的问题。
1．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前提和历史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布局演进从何开始，需要追问其历史前提和历史起点，追问之目的在于揭开历史帷幕，认清历史背景，定准历史起点，以实现对党建布局演进历史的总体性把握。
第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及未来走向是历史前提。历史征程的启航必须要有历史前提的存在，党建布局历史演进的叙述背景和前提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境遇。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及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而首要课题是开展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的民主革命。诸多仁人志士因自身阶级局限未能彻底地完成这一首要课题，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革命阶级和先进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帮助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党，这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指导思想和外部条件。由此，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命运与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完成两大历史性课题的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自身建设实践的开启是历史起点。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起点是党建布局的开端所在，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其建设布局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自身建设实践的开启构成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立足于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确立了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谋幸福的奋斗目标，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回答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问题需要明晰党的建设根本目标、确定党的建设基本原则、实施党的建设具体举措，其重要路径就是规划党建布局。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既是党的建设及其布局开启之时，也是中国革命发生新变化之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新”就在于中国革命自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力量，也有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正是基于这个新起点，党建布局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相结合，开启历史新征程。
2．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特征?
党建布局演进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若干基本要素及其内在关联的认识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历经创建开拓、曲折探索、调整重塑和创新发展四大历史阶段，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
第一，创建开拓阶段（1921—1949年）：思想建设为首位的布局形成。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对党的建设作出了一定的部署和规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初步规定了党的政治纲领，又具体部署了吸收和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确定党组织运行原则等内容。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细化了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系列举措，同时专门对党的纪律进行建规立制。这就说明建党初期党建布局包括了组织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基本要素，但由于党的建设实践经验不够，加之对基本国情认识不足，因而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深，此时党建布局发挥作用有限。在党建布局的理论致思和实践探索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他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党的建设实践探索，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三个科学论断，即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的建设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继续配置组织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等基本要素的同时，也将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纳入党建布局之中并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总之，党建布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整体布局结构。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非随着党的成立自然形成，而是有一个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提出—方针确定—深化发展”的演进线索贯穿其中的历史探索过程。具体说来，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当时的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因此在强调党员组织上入党的同时，也注重党员思想教育改造和思想入党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认为应该通过党内出版物和理论书籍来强化党员的思想改造，“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思想建党就是要从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党内最本质的矛盾着手，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35年瓦窑堡会议坚持了思想建党的方针，通过共产主义教育增强党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也突出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首要性。因此，突出思想建党是这一阶段党建布局的鲜明特征。
第二，曲折探索阶段（1949—1978年）：理性与激进交织的布局嬗变。由于革命的不断胜利及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在党员干部队伍中预防精神懈怠、享乐主义等问题成为当时之需，加强作风建设在党建布局中的重要性由此凸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通过一系列运动及时清除了党内的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1950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毛泽东也注重防止党员腐败堕落、当官老爷、脱离群众等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通过加强作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提高，执政地位得到了巩固，这就体现了党在新的内外环境中对党建布局的理性认知。党的八大不仅在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准确认识到首要的任务是更加密切地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
但党建布局的理性探索却受执政经验不够及国内外复杂形势影响，导致长效性的实践机制效能不足。1958年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建布局逐渐由合理状态演变为失衡状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党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组织上的稳定有序和作风上的实干追求都遭受损害，造成党建布局错位失衡，进而党的其他事业也严重受挫。
第三，调整重塑阶段（1978—2012年）：以制度建设为切入点的布局革新。改革开放为党建布局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对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打开了党的建设新局面，由此制度建设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建布局重新调整的切入点。一方面，教育全党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在于革除党和国家现行制度的弊端，使各项工作有序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明确党的制度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其最终目标就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因此党建布局是否合理，关系到能否把党建设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改革开放之后的党代会及中央全会文件对制度建设有不同的定位表述，但都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党建布局的其他基本要素之间的关联。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将制度建设融入整党运动之中以推进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把党的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了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由此形成。党的十七大在继承十六大党建布局基础上“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其中，“反腐倡廉建设”的纳入是制度建设层面的具体展开和细化要求，初步构建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反腐制度体系，在党建布局整体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布局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形势更为严峻，党的建设及其布局任务更为繁重。***总书记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由此可见，管党治党成为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现实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建布局是“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其中，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和根本，党的思想建设是基础和灵魂，党的作风建设是途径，党的组织建设是关键，党的纪律建设是保证，党的制度建设是保障，反腐败斗争是基本要求。各方面内容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共同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之中，从而使党建布局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更加科学、系统、完整，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党建布局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新时代党建布局的鲜明特征。从历史源头来看，中国共产党具有以讲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建设历史经验，在自身建设中形成了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从理论属性来看，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的主要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先进性，“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从现实境遇来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在新时代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迫切需要政治建设来统领党建布局。
3．党建布局演进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影响?
党建布局在近百年演进历程中取得实践与理论上的重大历史成就，是党的建设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现，促进了党的建设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不断跃升。
第一，形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成果，促进党的建设实践形态不断升级。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化的综合体，党建布局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具体化，并为推进其不断升级进行安排部署、规划设计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谋篇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得以塑形与稳固。改革开放之后，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逐步把制度建设纳入党建布局，并强调要将其贯穿在党的各项建设中，在原有党建布局中形成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又在党建布局中纳入反腐倡廉建设新内容，形成了“五大建设”布局。新时代党建布局是将各方面内容进行增补替代和排序调整，把“政治建设”摆在了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位置，并新增“纪律建设”，强调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明确“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坚决性，更加突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针对性，党的建设在新时代的实践形态由此形成。
第二，构建党的建设布局基本框架，促进党的建设理论形态不断飞跃。党建布局在演进历程中取得实践层面显著成就的同时也会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从近百年历程来看，党建布局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构建了党建布局基本框架，它不仅体现为党的建设各方面基本要素的不断丰富完善，也体现在这些基本要素之间的摆位排序及其逻辑关系的变动。党的建设新的基本要素随着不同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历史任务融入党建布局之中，且在新布局中占有突出位置和发挥重要作用，并与其他方面建设内容建立新的关系，进而使党建布局发生结构变化。党建布局的演进历程影响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历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重要载体选择就是党建布局，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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