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清正廉洁的故事
陈立旭
2021年03月02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一生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楷模。他留下许多清正廉洁的故事，仅记几件。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红军长征时，董必武年纪已经年近50，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老年人了，在红军中更是年纪大的长者，但他硬是坚持跟随部队走了过来。
1934年底，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实际上都是年老体弱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有100多人，其中30多人为妇女干部（其中有蔡畅、贺子珍等人，还包括4名孕妇）。中央有关部门选择当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为人慈祥的董必武担任队长。由于董必武年纪大，留着胡子，被大家戏称为“胡子队长”。长征途中，年纪大、身体也不好的董必武严格要求自己，背着和年轻人一样重的东西行军，同时还要照顾妇女干部和伤病员，组织抬60副担架的120多人的担架队的行军和食宿，还要负责收容掉队的战士。每到一个宿营地，他要跑来跑去，安排好筹粮、做饭、睡觉、警戒。夜间他还要起来查铺、查哨。离开驻地时又要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如果有忘记归还的，他要亲自归还，如有损坏群众物品的，他要亲自去赔偿。行军时，董必武总是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大家，往返跑了比别人多很多的路程。年近50的董必武还经常替抬担架的人换肩。一次，他在替抬担架的同志换肩时，由于太累了，脚没有站住，一下子摔在泥坑里，浑身沾满了泥。有个调皮的队员见状，给董必武送了个“泥人董”的外号，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也高兴地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红军新“三人团”很关心董必武等老同志，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但董必武用配给他的那匹马来驮伤病员，驮粮食，驮书，自己则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中央和同行的同志一再劝说董必武骑马，但他依然坚持步行。行军中，为了照顾正在发烧生病的饲养员，董必武把马让给饲养员骑，自己边牵马边手拿木棍拨草探路前进。在一个斜坡外，下面是悬崖，马不肯走。他使劲一拉，马突然朝前一跑，他连人带马滚下坡去，幸好被坡下的小树挡住才躲过一险。
途中住宿，警卫人员考虑董必武年纪大了，总是安排他住相对好一点儿的房子，但董必武坚决不允许，每次都主动住在最破旧的房子里。为此他每次到驻地，都先要察看同志们的住处，一是看大家住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二是看自己住的是不是比别人的好。如果发现比别人的好，他就毫不犹豫地搬到差的房子中去住。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董必武是拄着棍子自己步行走过来的。
1935?年，董必武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党校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等几个人在一个屋子办公。作为校长，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张桌子，可以自己睡一张床铺的，但董必武坚持和教务处长共用一个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和学员吃一样的伙食。他处处以身作则，给党校学员树立了好榜样。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调他去做统战工作。做这个工作，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打交道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上层人士衣服光鲜，脚穿皮鞋或者马靴，吃饭七八个菜，有酒有肉，出入有卫兵前呼后拥，气派得很。董必武却只身穿打着补丁的旧军装，穿着补了又补的旧布鞋和他们打交道。他不卑不亢，有一种沉稳、大气的风度。谈完事，董必武起身就走，从不吃国民党上层高官的请，而是回去和同志们一起吃窝窝头就咸菜。有工作人员提出，董必武和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虽然衣着不与他们一样光鲜，但也应该穿八路军的新衣裳，不应该穿打补丁的衣服，这样显得我们太寒酸。董必武坚定地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比的是什么？是比谁革命，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抗日坚决，比谁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而不是比谁阔气。现在延安条件艰苦，要想到前方战士，想到被日寇占领的地方人民逃荒要饭，不能多花一分钱。”
后来，董必武调至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当年生活十分艰苦，八路军办事处每个人的伙食费一个月只有3元法币。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到这里的同志们吃得非常差，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比延安还差。
由于生活费用少，重庆物价经常波动，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常生活往往难以为继。为了节约用度，保证中共南方局的正常运转，组织决定由董必武兼管后勤方面的工作。董必武身负很多重任，工作千头万绪，每天都忙得很，但他对于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管理和监督得非常严。他自己带头勤俭节约，决不多花一分钱。他对办伙食的同志提出了一个要求：既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经济方面的开支要认真记账，每个月算一次账，决不能透支。办伙食的同志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做了。每个月的开支账，董必武都要核查。有一个月，董必武在核查月底伙食费账目时，发现多支出了6角钱。董必武因为这件事十分自责，他说：“我们党的经费，每一分钱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决不能浪费一分钱。”董必武提出自己要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有同志劝道：“多开支6角钱，也不是你支出的，下次补回来就是了，就不要在大会上检查了。”董必武说：“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责任在我，正人先正己。”他坚持在大会上检查。他不仅在大会上检查了，还亲笔给党中央写了检讨信。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和他们回忆起这件事，万分感慨地说：“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为了改善在重庆红岩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按照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让中共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负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拟订这个生活津贴费名单时，周恩来和董必武二人主动要求不把自己列入其中，他们的开支标准和普通干部一样，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饭菜。
1957年，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组织安排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一个昔日王府里，住房多，院子大，冬季单独烧锅炉取暖，很舒服，家人高兴。按照中央警卫规定，中央警卫局安排一个排住在那里担负警卫任务。董必武上班乘车，汽车要走很远的路。但过了不长时间，董必武却要求搬到当时中南海较为窄旧的房子去住。董必武的考虑是：原来的房子离最高法院很远，每天上班不方便，还需要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自己上班乘车要耗费不少汽油。到中南海住得是窄一些，但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不用很多人来回跑送文件了，不用单独安排一个警卫排了，也不需要单独烧锅炉取暖了。他把这个想法和身边工作人员说后，身边工作人员深为董老的廉洁自律精神所感。他的子女也从中学到了他的好品格。
1964?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5?月8?日去麻城重访他过去教学的地方。当地有一个农场生产龟山茶，有一点儿名气。农场领导同志请董必武去看看，还请他为这个茶叶题名。董必武没有推辞，题写了“龟山茶”三个字。临走时，这个农场工作人员送他两斤龟山茶，董必武马上叫秘书照价付款8?元。农场领导说：“这是送给您的，不要钱！”董必武说：“我收下茶叶，是收下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我必须照价付款，如果不收钱，我就不要茶了。”董必武走时坚决把钱留下。
董必武外出视察，总是坚持吃普通干部的伙食。1964?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吃午饭时，部队上了名菜名酒招待他。董必武走进餐厅一看，立即回到自己休息的房间，拒绝吃饭。他对秘书说：“中央对干部视察吃饭有明文规定，为什么上这么多的酒菜？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饭我就不吃了。”秘书把董必武的意见告诉了海军基地的领导。他们去向董必武解释说：“那是不花钱的。我们有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战士们在进行潜水训练时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带一点海味来改善生活。这不算是浪费。”董必武听后表示：“战士们自己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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