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和条件
孙伟平
2022年1月14日
人工智能是基础性、开放性、革命性和颠覆性的高新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性应用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休闲娱乐方式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成为促进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本文拟立足智能科技对社会的全方位改造和重塑，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扼要分析作为“技术社会形态”的智能社会与作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尝试探讨智能时代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条件。
一、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时代方位和社会性质，可以从不同视角、依据不同理论进行分析和判断。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唯物史观，学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划分方法，其中的根本方法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按此，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历史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断言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
不过，如果我们立足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立足生产力中的革命性因素——科学技术——对时代和社会进行判断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划分社会形态的方法，即“技术社会形态”。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依次大致可以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原始的渔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人使用极其简陋、粗糙的生产工具，如石器、木器、骨器等，以狩猎、捕鱼、采集果实为生，是一种“靠天吃饭”、低水平、欠发达的自然经济形态。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是土地，是以畜力和人自身的自然力为能量，以在土地上种植、养殖以及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工业社会，主要依靠资本和市场驱动，以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原材料、能源）、建设工厂、开动机器，通过专业分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的工业产品为主要生产方式。智能社会是一种“后工业”的技术社会形态，是以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为核心的高科技社会，脑力劳动、知识创新、万物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系统（机器人）是智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典型要素。智能经济加工处理的“原料”主要是信息或知识，通过信息的采集、加工、传播和共享，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的知识创新，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丹尼尔·贝尔指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其中，“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洞察到：“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与不同科技含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相适应，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随着劳动创造人、“人猿相揖别”，人类逐渐学会使用石器、木器之类简陋的生产工具，迈入原始的渔猎社会；随着铁器的使用和农耕技术的发明，人类从渔猎社会逐渐迈入农业社会；以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将人类从农业社会快速推进到工业社会；而信息、智能科技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又正在把人类从工业社会导向智能社会。从时代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总体上处于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阶段。当然，受制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文化、政策取向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极不均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往往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智能社会是一个“新事物”。它因其特有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具有与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迥然不同的基本特征。智能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基础之上，是信息科技、智能科技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重建或“再结构”整个社会的产物。
如果说土地在农业社会、资本在工业社会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那么，信息、知识特别是创新性知识就是智能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智能科技革命催生了新兴的信息产业、智能产业，要求对传统的农业、制造业等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调整，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劳动方式与就业结构。在社会生产方式日趋信息化、智能化的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逐渐让出主导产业的显赫位置，信息产业或智能产业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快速扩张；脑力劳动相比体力劳动的增加值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的“白领”人数早已超过了“蓝领”；劳动主体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或者机械的操作者，知识型劳动者“闪亮登场”，智能系统或智能机器人开始大量承担劳动任务。基于信息加工、知识生产的特点，全日制工作方式正让位于“自由”、弹性的工作方式，但劳动强度越来越高，对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劳动机会竞争日趋激烈。“数字鸿沟”、信息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技术性失业”“社会排斥”等凸显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智能社会是一种“虚实结合”的高科技社会。基于数字技术特别是虚拟技术，人们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虚拟时空”，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虚拟实践和虚拟交往活动；各种智能系统（包括智能机器人）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走进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的主体地位、传统的人机关系都面临冲击；智能机器人的功能日益丰富、强大，甚至开始趋向“生命化”，越来越具有“类人智能”，正在对“什么是人”或人的本质构成挑战……基于智能科技革命，人类正遭遇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场生存方式革命，开始一种前所未闻的“虚实结合”的生活。包括虚拟族群、虚拟家庭、虚拟企业、虚拟社区、虚拟城市、虚拟国家在内的各种虚拟社会组织大量崛起，社会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政府的治理能力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与以上剧烈的社会变迁相适应，智能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正在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的组织形式日益信息化、智能化，在意识形态宣传、道德教化、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越来越多地运用信息、智能技术和手段；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遭受直接冲击，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适应时代变迁进行深层次变革，创新思想文化理论，构建新型的人机文明，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智能社会的表现还不太充分，它的未来也不那么确定，但是，它越来越不像是“工业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是对工业社会的革命性、颠覆性的超越，是比工业社会更先进的一种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新的社会形态，智能社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之中，它将把社会改造、重构成什么样子，还有待其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展开和人们的选择性应用。当然，智能社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技术社会形态的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决裂，并不是要排斥乃至消灭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切。不过，迈入异质性的智能时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切，包括这些社会形态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必须经过暴风骤雨般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洗礼，进行彻底的信息化、智能化改造。这就如同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并没有消除农业部门，但农业必须全面实现机械化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一样。
历史地看，智能社会的全面建构尚“在路上”，它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但很明显，智能科技正在成为塑造社会的基本技术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虽然我们总体上并不认同“技术决定论”，而且深知科学技术的变革力量受制于社会主体等因素，需要依靠相应社会主体的认知、行动和意志力才能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视智能科技范式的“内在逻辑”，无视它相比以往科学技术更为强大的革命性和推动力，无视它对于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的改造、重塑和“再结构”。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虽然技术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决定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技术（或缺少技术）却体现了社会自我转化的能力，以及社会在总是充满冲突的过程里决定运用其技术潜能的方式”。
此外，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往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考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社会建立在渔猎社会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原始的、不发达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建筑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人们有时称之为“封建小农经济”或者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建筑在工业社会的机器生产基础之上，人们也称之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胸怀全局，早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了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他形象地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今天，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是否可以循着马克思的思路，大胆地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智能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是否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在“电子磨”产生的智能社会的基础之上，是否有可能诞生一种崭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这一大胆的假设成立，那么就合理地解决了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共享”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在同一个技术社会形态的层次上“纠缠不休”的问题，从而令共产主义社会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社会形态基础，令共产主义社会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超越性显得理所当然！
二、智能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社会的到来，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立足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对智能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那么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颇具深意的内在联系，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基本特征。
第一，随着智能科技的指数式发展和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产业横空出世，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不断增强，这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以之为基础，人类正在迈入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超级富裕社会。这一切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而且为彻底消除贫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畅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这里所说的“按需分配”，我们不应作出随意、夸张的阐释，而要明确它主要指根据人的“需要”组织订制型生产，依据人的“需要”合理分配产品和服务。人的“需要”作为人的社会本性，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人的“欲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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