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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 3
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的发言 14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
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28
坚定不移地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40
稳中求进 积极有为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48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欢迎辞 55
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的主旨演讲 58
在Shibor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3
在2018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讲话 70
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 77
在外交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媒体吹风会的发言 80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 进一步改进和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84
“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
易纲行长
“十一五”时期是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极为动荡的五年。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及港澳台业务，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全方位展开工作，积极参与危机救助，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参与和引导重大国际金融事务的讨论，不断深化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坚决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以20国集团机制为主要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2009年匹兹堡峰会又把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论坛并实现了峰会机制化。人民银行以G20机制为主要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利益。
2008年11月15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对于稳定金融市场、遏制危机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启动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进程。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危机应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方案，为我国领导人出席峰会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9年4月2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人民银行对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中国的“声音”倍受关注。这次峰会出台了全球经济刺激计划，并积极地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改革。根据峰会共识，我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增强了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性权力。
2009年9月25日，G20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明确了峰会的机制化安排。2010年G20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峰会。多伦多峰会在世界经济开始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焦点是平衡财政整顿和经济复苏关系，要求发达国家就减少财政赤字做出了承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及互评估机制。首尔峰会的主要成果包括启动首尔行动计划，加强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达成共识，加强金融部门改革和金融安全网等。人民银行通过G20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开展G20宏观经济互评估，加强与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对话和协调，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危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框架、金融部门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重大议题的主张和举措,宣传和阐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成就，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争取互利共赢，为我国领导人圆满出席历次峰会做出重要贡献，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议。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开始着手探讨危机根源、总结教训，以在此基础上寻求补救和预防措施。为了揭示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2009年3月底，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发了周小川行长的三篇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和《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推动将该项讨论纳入G20部长会和峰会议题。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评论，对即将举行的G20峰会起到了有效的舆论引导作用，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和改革， 2011年G20主席国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G20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
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的工作，为有关国际金融准则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充分借鉴国际金融改革成果，通过推进实施国际标准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G20领导人伦敦峰会的决定，FSB正式更名，并扩员至G20成员及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机构。人民银行直接参与设计FSB组建工作，并于2009年5月和财政部、银监会共同代表中国加入了FSB。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和财政部李勇副部长作为全会成员出任FSB指导委员会和脆弱性评估、监管合作和标准执行三个常设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与FSB总体战略设计。2009年7月，人民银行又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直接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准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人民银行积极利用
BIS提供的探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重要平台，加强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对话与合作。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一直担任BIS董事会成员。此外，人民银行于2009年先后加入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以及市场委员会（MC），并于2010年1月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ECC），全面、深入地参与总体金融部门改革战略的制定以及强化银行体系资本和流动性、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修改。人民银行于2007年加入欧文.费舍尔中央银行统计委员会（IFC），积极参与IFC各项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不断加强与各国的金融统计合作。
中国在IMF的份额跃居第三。“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2006年、2008年IMF进行了两次特别增资，中国在IMF的份额排名从并列第8位上升到第6位。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设定了IMF份额改革的进一步目标。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做IMF和各主要国家的工作，推动改革取得进展。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达成共识，承诺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个百分点的份额，发达欧洲国家让出两个执董会席位，随后IMF执董会于2010年11月5日通过了改革最终方案。中国在IMF的份额权重将上升2.398个百分点，达到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2010年5月，人民银行朱民副行长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IMF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
深化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中英财政与金融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多项重大机制化活动，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等多项议题与各国进行沟通，宣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
措施，增信释疑，有效地推动了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良好国际环境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积极参加三十人小组（G30）的活动。G30由部分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和国际金融领域知名人士组成，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当局的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周小川行长于2005年应邀成为G30成员，此后定期出席了G30的春季和秋季会议。2007年4月，人民银行协助G30在杭州成功举办了春季全会。通过参与G30的活动，深入了解国际金融问题的最新动向，宣传我国的改革理念，促进了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寻求救助国家的增加，国际社会向IMF增资的呼声高涨。为维护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人民银行积极筹划，慎重研究，提出了我国的出资立场和对策建议，与IMF进行了多轮磋商后，人民银行与IMF签署了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该协议成为IMF历史上首项债券购买协议，有利于提高IMF帮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此外，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分配特别提款权，并参与了特别提款权自愿协议交易，帮助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及时获得可兑换货币来应对危机。上述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
及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人民银行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冰岛、新加坡央行/货币当局签署了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签署互换协议，缓解对方国家的流动性紧张状况、确保双边外贸的正常进行，显著增强了对区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信心。
支持全球贸易融资，促进经济复苏。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多边开发机构、双边等各种渠道支持贸易融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和泛美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了“与泛美行合作联系机制”，以及十家企业参加的“与泛美行合作企业联系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与泛美行开展合作，对于支持企业走出去和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促进地区经济金融稳定
“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区域金融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不断加大，主导地位稳步提升，尤其在外汇储备库、债券市场、区域监督机制、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及与独联体国家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成果。同时不断推进与东新澳央行组织（SEANZA）等区域央行组织的交流与沟通，有力地促进了与区域央行组织之间的合作。积极参加“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各项活动,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友好交流。
积极落实清迈倡议多边化。2009年12月24日，“10+3”(东盟加中、日、韩)各成员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成立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中方份额占到了32%，和日本并列成为最大出资国。外汇储备库的最终建立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清迈倡议多边化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东亚地区的多边救助机制从设想变为现实，在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推动设立亚洲债券基金。为改善储备资产投资和促进区域债券市场发展,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在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框架下积极参与推动设立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ABF2），并成为出资最多的成员之一。ABF2投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地区的债券市场，对活跃区域债券市场，推动产品创新及探索储备多元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导推动区域监督机制。为加强区域监督机制，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于2007年在EMEAP框架下推动成立了货币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并担任了委员会首任主席，这标志着东亚货币与金融稳定建设进入机制化阶段，大大增强了东亚应对危机的集体协作能力。人民银行在担任主席期间，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积极主动协调各方，研究应对措施，并牵头发布了联合声明，向外界传达了EMEAP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合作的意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关注，突出了中国在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的领导形象。此外，人民银行还担任了支付结算工作组主席，积极推动区域清算体系发展。
开创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年底，中日韩三国央行对外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人民银行于2009年主办了第一次行长会议。这一机制是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三国央行合作更为深入，对于促进区域的整体经济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稳步推动与独联体国家金融合作。“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在中俄总理会晤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的框架下积极推动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工作以及人民币和卢布挂牌交易，中俄金融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中哈金融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两国金融领域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促进与独联体有关国家的双边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金融合作，与成员国探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及加强区域内经济金融发展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多边开发机构的事务，增进与非洲及拉美地区的金融交流
为了配合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加强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人民银行积极参与了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开发机构的事务，特别是积极主动参与各多边开发机构的历次增资，努力提高我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利用多边开发机构的重要资源，探索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大力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与各开发机构的合作，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集团。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人民银
行代表中国于2009年1月12日正式加入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泛美开发银行集团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的加入为加强中国与拉美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完善海外业务和投资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后，人民银行积极参与泛美开发银行事务，推动双方在贸易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共同关切的领域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减贫及经济和社会发展。
成功承办非洲开发银行年会。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简称非行）理事会年会于2007年5月16-1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非行首次在亚洲、第二次在区外国家举办年会，是非行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年会。温家宝总理主持欢迎晚宴、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与会代表超过2000人。年会围绕非行改革、亚非合作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非行及其合作伙伴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减贫和发展措施规划了蓝图。同时，通过此次年会我国进一步宣传了我对非政策，增强了非洲国家的认同感。
六、深化与港澳台的金融交流与合作
“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继续加强与港澳的金融合作，积极推动港澳人民币业务稳步发展。截至
2010年11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达2917亿元，比2006年年底增长了9.5倍；澳门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102亿元，比2006年年底增长近11倍,港澳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主要地区。人民银行还积极支持香港人民币债券业务发展,开展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工作。
同时，人民银行积极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在人民银行的积极参与下，2009年4月26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同意加强两岸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合作。特别是在货币合作方面，提出先由商业银行等适当机构，通过适当方式办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流业务。随后，人民银行和台湾、香港的货币管理当局进行了多次沟通和磋商，达成通过香港渠道向台湾提供人民币现钞供应与回流的合作安排。2010年10月18日正式开通有关业务。这一合作安排为海峡两岸人员往来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也为逐步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和加强两岸货币管理合作奠定了基础。
“十二五”时期，人民银行将继续认真贯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金融合作，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为国内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金融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
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的发言
易纲行长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够出席中日论坛。今天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霜降节气。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双降”。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形势，下面我先就此作一介绍。
根据刚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我查了一下过去5年和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折算，另一种是按照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都在做计算。尽管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过去5-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
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将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可能将是最大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的贡献率最大。未来新常态下消费会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今年消费在“三架马车”里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第二，最大的产业将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三，中国将非常强调节能环保。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环保、节能减排、降低单位GDP能耗等方面将作出巨大努力。节能环保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驱动力。第四，中国将更加重视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将越织越牢靠，也就是“兜底线”，包括退休、养老、医疗、农村医疗、低保、对残疾人的照顾，等等。第五，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从过去依赖投资和资源的消耗转变为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创造。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每天注册的企业超过一万个，新产品也大量涌现。
未来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多快呢？我相信仍将是比较快的。我们所说的中高速，7%左右、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把握从何而来？来自两个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目前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才55%左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更低。如果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从55%到70%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动力。另一个非常可靠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改革开放、
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改革开放的措施落实到经济里都会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反映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以效率将提升。因此我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今天开始进行“双降”。“双降”指的是我们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即普遍降准的基础上再加上定向降准。应该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物价比较低的形势，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已经多次降准降息，可以看到，实际上货币政策累积的效果正在显现。中国人民银行非常关注中国实际利率的走势。现在消费物价指数（CPI）比较低，仅1.6%。GDP平减指数在零左右，也是很低的。另外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负增长。所以我们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利率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这样能够更加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在这次出台的政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那么放开上限后利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是怎样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只是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性的倍数要求，并不意味着央行对利率的管理有所减弱，相反央行会加强对
市场利率的调控。放开利率行政管制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利率调控和价格工具将更加重要。虽然数量工具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跟世界连通，整个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外汇市场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兑换更加便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价格杠杆、利率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利率框架。首先，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我们每星期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此引导短期利率。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是隔夜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中国还从2007年开始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这些利率都在逐步成为货币市场定价的基准和基础。同时，近几年中国收益率曲线的进展非常快，也越来越可靠。从隔夜到一年以内再到一年以上，整个收益率曲线逐步健全。最近中国财政部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票据，短期财政债券的利率决定频率提高且交易量增大，使得利率定价更有基础。对于更长期限利率的引导，中央银行有再贷款利率和各种再贷款类工具的利率，比如中期便利借贷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这些再贷款利率也会影响整个利率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隔夜到长期利率的调控体系。当然，国外
央行的经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短期利率上。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已经习惯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供市场和商业银行参考。
接下来，就是市场的利率体系。刚才已经提到，货币市场的利率，是以隔夜和7天回购以及Shibor为基准的一个利率体系，主要管从隔夜到一年期这个时间段的利率。同时，目前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较为完善，在固定收益产品等市场上应用和定价的功能日益明显。过去收益率曲线上有些点没有交易，靠其他有交易的点平滑计算出来。现在收益率曲线各个点上的交易都比过去密集，所以整个收益率曲线更加可靠。在贷款市场上，有一个贷款基础利率（LPR），是指导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定价的基准之一。
总之，现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再到信贷市场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利率体系，从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今天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在新阶段里，利率工具作为全社会融资的价格，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率管制放开后将更加有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更加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效竞争，从而也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利率管制放开也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风险议价和银行的自主定价提供了新的支持，使得资金融通渠道更加畅通，可以更好的支持这些经
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于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存款大战的风险，主要通过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内控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和外部监管来有效监控，目前各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自律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和监管也在不断加强。我们还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这需要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提醒，把风险遏制在苗头阶段，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易纲行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纳入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战略之中，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深刻认识和高瞻远瞩。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全球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联互动十分密切，需要全球合作解决的全球性挑战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亟待进行相应变革，健全和完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通过建设性的意见参与和引导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使之更加平等公正、更加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长久繁荣，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我国自身的发展创造和谐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
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国际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维护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继续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现有全球治理体制中还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也滞后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我们要在维护现有体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完善，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全面参与全球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及标准的调整和制定，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二十国集团是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政策协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国际平台，我们应继续推动二十国集团在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办好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主题设计、成果规划等方面留下中国印记，利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宝贵时机，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国际组织是推动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协助者，我们应加强同经
济金融领域主要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主动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履行国际义务。严肃对待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切实落实减排承诺，为全人类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融入全球经济脉络，对周边国家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做好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利用多边和双边平台进行建设性对话，有利于为我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为此，我们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务实灵活地开展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国际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积极利用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多边平台，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在区域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区域影响力，推进相互理解和交流，促进本地区合作共赢。在双边层面，务实开展重大机制性对话，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一系列双边对话机制，加强双边经济金融合作，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互信与合作，坚持以对话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三、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原本属于全球公域的领域被赋予了国际关系中的“新边疆”概念。各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明显，参与国家不断增多，对有关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建设的需求不断增强。目前我国互联网和信息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中国科学工作者积极开展深海、极地和空天领域考察，同各国科学工作者携手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际社会和平利用深海、极地和空天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阶段，能够参与并主导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活动的仍然是有一定实力的强国，发达国家日益重视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创设来保持其对新领域的主导。同时，这些也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和能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为了实现我国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增强我国在深海、极地和空天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维护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需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积极提出中国方案，争取更多的制度化利益安排。
四、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之后，其特点是通过多边磋商仲裁机制以保护产权、促进贸易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多边贸易体制与规则是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其生命力在于普惠性和非歧视性。我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的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不确定性有所增多。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多边贸易体系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必须充分运用日益上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强研究、抓住机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和现有国际规则的完善，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避免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促进建立均衡、共赢、包容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我国继续深入参与全球经贸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五、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需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客观反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并保护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同时，关注低收入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参与同世界银行、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参与其治理改革和政策制定，推动其在促进减贫和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良好有序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支撑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需要一是推动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推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切实担负应有的责任，加强同各国的政策协调。二是继续全面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一步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增加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促成更多中国人到国际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并发挥积极作用。三是推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代表性，使其构成反映全球交易和金融体系的货币权重变化。在国内政策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成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推动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提升全球应对系统性冲击的能力，完善区域性金融安排，加强对全球和区域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防，抑制危机的发生。扎实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等新机制建设，加强与现有国际机构合作，互相协作，互为补充。
金融体系的稳定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推动和参与金融部门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全面深入参与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各项活动及核心事务决策，充分阐释我国立场和建议，努力推动确保各项改革动议和相关国际标准符合我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完善和巩固全球金融体系，有利于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系统性、根源性问题。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和监测，促进资本有序流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适时引进和落实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稳健标准新规，加强跨境监管合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对普惠金融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分享我国成功经验，推动金融体系造福低收入人群。
六、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支柱。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将重点转向区域合作，纷纷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出现竞争加剧趋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还有助于促进多边问题的解决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完善，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
传统自贸协定的重点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随着服务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迅速发展，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已逐渐成为趋势，涵盖范围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标准和自由化程度更高。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形成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为此，我国应积极发挥建设性和领导者的作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同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协调推进跨区域合作，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实现我国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共赢，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与政治新格局。
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 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易纲行长
“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十一五”规划纲要，紧紧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心任务，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保障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取得显著成就
“十一五”期间，面对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的形势，外汇管理部门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创新管理方式，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
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快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转变，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事项，强化事后监测分析和管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审慎监管的有机统一。
（一）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服务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市场主体，更多地从市场角度考虑问题，便利市场主体对外贸易投资活动，提升外汇管理服务经济发展功能。
积极推动贸易便利化。一是改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充分满足企业保留和灵活使用外汇需求。2007年8月，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有进口支付需求的企业还可提前购汇。二是实施进口核销制度改革，便利企业贸易对外支付。2010年5月，在7个省（市）开展进口付汇核销改革试点，同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合规企业的正常进口付汇业务无需再办理现场核销手续。三是试点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2010年10月，在4个省（市）试点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允许企业在境外开户存放具有真实合法交易背景的出口收入，用于货物贸易、部分服务贸易和经核准的资本项目对外支付。四是简化服务贸易真实性审核程序，便利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付汇。2006年5月大幅简化服务贸易售付汇审核手续，2009年对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证明予以规范和明确。
规范便利个人外汇收支。
2007年2月实施新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将境内外居民个人结汇和境内居民个人购汇年度总额均提高至5万美元，充分满足个人用汇需求。2008年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为个人办理人民币与外币间的货币兑换业务，2009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地区，满足国际旅游中心、部分涉外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兑换需求。
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推进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2006年以来，先后扩大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外汇来源，取消购汇额度限制，在全国推广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改革，扩大境外放款的主体和资金来源，简化相关核准和汇兑手续，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支持；先后允许跨国公司以外币资金池、内部结售汇等方式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放宽企业境外运用限制。2010年7月，完善对外担保管理，满足境外投资企业对信用支持的政策需求。同时，支持企业集团外汇资金集中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此外，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出台包括改进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管理，允许部分企业先结汇后核查，提高预收货款等收结汇比例；提高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指标用于支持贸易融资等多项应对危机措施，有力地支持涉外经济稳定发展。
（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取得新突破。“十一五”期间，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监管能力特别是国际收支基本状况，外汇管理部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以稳妥有序地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提升我国对外金融竞争力。
促进证券投资资金双向流动。一是
有序拓宽对外投资金融渠道。2006年4月，实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有序拓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金融投资渠道。截至2010年12月末，共批准88家QDII机构，境外投资额度共计683.61亿美元。二是有序扩大境内证券市场开放。在2002年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先后提高QFII总额度和单家QFII投资额度，鼓励境外中长期投资者在境内进行证券投资。截至2010年12月末，共批准97家QFII，投资额度共计197.2亿美元。
推动资本项下人民币业务发展。2007年，会同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10年开展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放款、对外担保等跨境资本项目业务试点。
截至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实施严格管制的主要是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其他项目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可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明显提高。
（三）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十一五”期间，针对外汇资金大量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较快增长的情况，外汇管理部门着力构建均衡外汇管理框架，切实加强对异常外汇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管理，有效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
加强和改进货物贸易外汇真实性审核。
2006-2007年，重点加强对贸易收汇与外贸出口明显不符的“关注企业”收汇和结汇管理。2008年7月，实行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和贸易项下债权和债务（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贸易项下资金流入真实性审核。
加强个人分拆购结汇和服务贸易外汇流入管理。2007年2月，对个人超限额的购结汇实行严格真实性审核，年度总额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动态调整。2009年明确银行对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处理方式和处罚依据，规范个人手持外币现钞结汇限额。同时，逐步构建服务贸易外汇收支非现场监管体系，与税务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提高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真实性审核的效率和水平。
规范和加强外资外债管理。一是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并购等外汇管理，严控外资流入房地产市场。2006年，配合建设部、商务部等部门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对外资购买境内房地产严格执行自用和实需原则，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准入。2007年5月，限制返程投资设立或并购房地产企业，严格限制外资房地产企业借用外债。2008年，加强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及转股收入结汇管理，防止异常资金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流入。2010年，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非居民个人境内购房外汇管理，加强房地产项下外汇资金流入的管理。二是完善境内机构外债管理，根据外汇收支形势变化，动态调节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控制外债风险。
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和预警应急体系。一是
完善国际收支申报和统计体系，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数据核查制度，强化银行等主体申报意识，建立境内银行非居民人民币账户统计体系、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统计月报制度及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补充申报制度等，将境外个人经常项目购汇纳入个人结售汇系统管理，完善对个人结售汇业务的统计监测，国际收支统计覆盖面和准确程度明显提高。二是完善国际收支应急机制。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先后运行国际收支风险预警、高频债务监测和市场预期调查等系统。2009年和2010年分别制定了异常跨境资金流出应急预案和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对预案。2010年11月启动跨境资金异常流入应对预案，加强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等七项管理措施，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严厉打击“热钱”等各类违法违规外汇交易活动。开展应对和打击“热钱”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查处重点主体、重点渠道“热钱”的流入。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网络炒汇等违法违规外汇交易，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2006年-2010年10月，共查处案件9509起，累计处罚金额6.65亿元人民币；成功破获235起地下钱庄、32起网络炒汇案件。
（四）在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方面取得新进步。“十一五”期间，外汇管理部门积极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外汇资源中的重要作用。
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满足市场主体多种避险需求。
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推出8个国际主要货币间即期交易、人民币对外汇远期和掉期交易以及交叉货币交易，推出人民币对英镑、卢布及林吉特即期交易。推广银行对客户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增加银行对客户的外汇掉期业务。
扩大外汇市场主体，构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层次。截至2010年12月末，先后核准22家符合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性企业进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允许3家货币经纪公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外汇经纪业务。
完善市场机制，增强交易自主性和灵活性。2006年，引入人民币对外币交易做市商和询价交易制度，提高市场流动性。2007年4月，运行新一代外汇交易系统，为银行间外汇交易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交易平台。2008年7月开展询价交易的净额清算试点工作，2010年将其扩至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2009年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外汇交易集中清算业务，降低市场运行风险。
完善银行结售汇头寸和牌价管理。将银行对客户美元现汇、现钞挂牌汇价改为最大买卖价差分别为1%和4%的非对称管理，允许一日多价，取消银行对客户非美元货币挂牌汇价的价差幅度限制。2006年6月将权责发生制管理原则推行至全部外汇指定银行，允许银行远期交易头寸到即期外汇市场平盘。上述措施大大提高了银行自主定价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基础。
（五）外汇储备实现保值增值且功能有新的扩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期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管理部门以“国际化、规范化、专业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确保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一是在严格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审慎优化货币和资产结构，基本形成适应大规模外汇储备和我国国情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模式，确立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多元化经营格局。二是坚持科学有效的投资基准模式，搭建包括策略研究、投资决策、交易执行、风险管理、业绩评价、清算托管、内部控制等较为完整的业务架构，完善包括北京总部、驻外机构等在内的经营平台，健全外汇储备经营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营水平大幅提高。三是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支持和配合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协助和配合国家发债购汇成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多层次使用渠道和方式。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外汇管理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将保障资产安全放在各项工作首位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采取审慎而果断的应对措施，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安全和国家经济金融稳定。
总的来看，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于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较好地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任务，为更好地实施“十二五”规划奠定良好基础。
二、“十二五”期间外汇管理面临的形势和工作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期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从国内看，尽管我国面临经济结构升级约束增多、社会结构平衡难度加大、传统增长模式面临新挑战、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期待等诸多问题，但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内在优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总的来讲，“十二五”期间，国内外环境有利于外汇管理改革的稳步推进。但同时也应看到，外汇管理改革仍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外汇持续净流入的压力依然较大。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看好，外需稳步增长，我国进出口将维持一定规模顺差。同时，全球直接投资复苏趋势明显，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经济环境稳定等优势将继续成为吸引外资流入的基本因素。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复苏业已巩固，宏观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增强，加上利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不排除少量“热钱”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流入。二是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亟待完善。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不仅受市场容量约束，也受制于东道国的态度，大规模外汇储备资产摆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三是统筹兼顾有效监管与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有效甄别合理投资和投机套利行为，既为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化措施，又对跨境资金的异常流动实施有效监管，已成为外汇管理部门面临的现实课题。
“十二五”时期，外汇管理部门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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