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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云庆, 北京创源智博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信用价值论》的作者蔡定创先生的指导，原载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杂志2018年第9期，文字略有改动。

原 文 摘 要：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是局限于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经济发展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时，必然陷入低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循环，目前东西方国家概莫如此。如果运用创新的宏观经济学《信用价值论》的理论原理，采用三个层次的生产方式即实体价值生产、信用价值生产和社会资本生产，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那么我国经济在未来30年仍可实现10%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第一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是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包括科技进步因素，平均可获得3%的年增长率。第二个层级的信用价值生产循环，包括货币与国债货币、虚拟经济、“印钱消费”三大信用价值生产，可为经济发展提供4%－5%的可持续增长。第三个层级的社会资本生产的循环，即政府组织或由政府的职能派生的为资本生产提供环境的一种生产，每年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贡献3%－4%。

近年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下滑至中速增长，大有进入欧美国家低增长的趋势。国内各专家学者不仅缺乏良策改变这种状况，相反异口同声地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论证这种状况的必然性。欧美国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滞胀危机以来，增长率最高也未超过4%，而起到这种增长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因为采用了货币与股市方面的信用价值生产。但由于信用价值生产方式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盲区，他们看不到这种生产的作用，因此错误地归功于供给侧改革、税收制度方面的调控。

中国的经济体质与欧美国家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股市由于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无法像美国股市那样提供经济效益内增长的动力，无法从股市获得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中国的货币还没有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像美元那样获得国际货币发行价值与印钱消费而来的价值。所以，沿着西方经济学的思路进行改革与宏观调控，就会南橘北枳、南辕北辙，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像西方经济一样陷入到低增长与危机的区间。西方经济学连自身的欧债危机与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萎缩问题都解决不了，如何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增长必然要走西方国家高速增长后进入低增长甚至危机之路，如保罗·罗默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比喻为停止生长的松树林到引进高速增长的红杉树苗的转变以及由此对树林的破坏。欧美各国经济发展走到今天危机重重，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学理论错误指导等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而中国有着与他们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国目前从制度层面与生产方式层面，比较西方国家来说，更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

当前的经济下滑不是客观必然的，是指导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错误，采用的新自由主义调控手段有问题，庸俗化、表面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看不到经济运行的过程、本质和规律。如果依据《资本论续－信用价值论－宏观经济学新原理》（以下简称《信用价值论》）理论来观察、指导、调控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就会有巨大的潜力与空间。

《信用价值论》

一、三层级宏观调控的理论架构——信用价值论

《信用价值论》是一部全面揭示社会价值生产过程与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论著，它主要通过对社会价值生产过程的详细考察，揭示出经济运行的规律。

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是发现了当代经济是一个由信用价值生产所主导的经济体。它由实体价值生产与信用价值生产两个经济体所组成，通过自激平衡的“双轮经济”构架，特别是作为虚拟经济中主体的股市具有放大和湮灭财富的功能，通过对社会生产中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的再调整和再分配，起到促进经济增长或促退经济发展（即经济危机）的作用。而信用价值生产中的国债和国债货币，对社会生产和消费也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国债货币与基础货币同样可直接创造货币发行价值。国债分投资性国债与消费性国债。投资性国债是属于普通的信贷产品；消费性国债由国债货币来承担。国债货币承担着货币储藏功能，当投资货币过剩时，货币退出投资领域进行货币储藏时，就通过购买国债货币来实现。因此，国债货币量等于货币需要储藏的量。

二是发现了当代经济除了资本生产以外，还有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经济发展中创造的“中国奇迹”，其根本原因是在发挥资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更主要地是组织了强大的国有资本生产与社会资本生产。

三是发现了国家税收的本质是社会资本生产的价值转移。与资本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一样，环境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发生价值转移，从而附加到资本生产的新商品中去。国家税收本质是这些资本生产环境价值转移的结果，是社会资本生产的价值，而不是对资本利润的分割。这为正确地设置国家税收、利用税收来调节对资本利润的分配、调节生产周期与经济周期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是在以上这三大发现基础上，发现了当代社会总经济过程包含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循环过程。当代社会经济生产，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悍马越野车四轮驱动理论：信用价值生产是方向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前驱，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生产是后驱，这不是农业文明时代由畜力牵引的四轮马车，而是四轮驱动的现代越野车，掌握得好可以飞速前进，掌握得不好可能就是脱缰的野马乱冲乱撞。国家可依据这三个层次的生产循环，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经济优势，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促使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总经济过程为四大价值生产方式，三个层次的生产循环构成：

当代社会生产，可以分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生产两大类。

1、在资本生产方面，从价值生产的性质上分，可分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下图标明了其相互关系与逻辑位置：

图1: 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关系图

该图表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处于核心的位置，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处于实体价值生产的外层，全包围实体价值生产。如果将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看作是宏观经济的第一层级，那么，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就是属于第二层级生产循环。

2、在非资本生产方面，可分为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两种生产方式。

社会资本生产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为资本生产生产环境产品，通过资本生产过程回收所产生的价值；在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上与资本生产有着相似的过程，但它并不属于资本生产的范围，而是属于非资本生产的范围。

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归结于四大价值生产方式：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社会资本价值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下图标明了四大价值生产方式的逻辑关系：

图2: 四大价值生产方式逻辑关系图

这个图圈层的逻辑关系：实体经济是核心的第一层级，也是最早产生的资本生产方式。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是第二层级，是随着资本生产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后才产生的，起到主导资本生产的作用。非资本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同时产生，与资本生产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生产是第三层级，处在最外层，为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同时提供环境生产。

概言之，社会总生产过程存在三个层级的价值生产循环：

第一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的循环。马克思对这一个层次价值生产过程在《资本论》中描述得最为精彩详尽。这个层次的循环是社会生产中最基础的循环，决定着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与经济产出效益。

第二个层次循环为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与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个循环使当代经济形成“双轮经济”构架。这是一个由基础的核心层级（指第一层级）的经济体与寄生在其外层的虚拟经济体，通过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分配比例这种信用价值生产方式所进行的价值生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着一个由正向反馈所形成的自激关系。在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当代，有化解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功能；如果做法不正确，也有可能扩大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第三个层次循环是将第一、第二个生产循环看作是一个资本生产循环的整体，与社会资本生产与非资本价值生产之间的循环。这是资本生产最外层的循环。其生产方式主要通过生产资本生产的环境条件，实现参与资本价值生产过程，通过国家税收收回转移来的价值，再通过财政分配实现价值循环。

三个层次循环理论为国家宏观调控分三个层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属于表面现象经济学，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依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所做的宏观调控，都是基于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例如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等就属于这个层级。虽然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低层级的。仅有这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即使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对于其他层级的宏观调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是传统人工操作工业织机与数字化智能化大工业织机之前者水平，小巫见大巫，差距大了。

二、三层级宏观调控的路径与可实现目标

宏观经济学的GDP概念，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最终价值，它同时衡量两件事：经济中所有人的总收入和用于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出的总支出，由于这两件事是相同的，所以GDP既衡量总收入又衡量总支出，对一个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与支出、投资与消费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均衡。因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即是解决经济体内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失衡。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调节其分配机制；二是直接用数量调节量比。这里所说的分配并不等同于劳资之间的一次分配。劳动者在获得一次分配后的工资收入，并不是全部都转为消费货币进入消费的，只有部分直接进入消费，还有一部分转为投资货币进入股市。股市在进行“货币放大”后，再行分解为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重新注入实体经济。

1、第一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循环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包括投入产出、初次分配、总供需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科技创新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在这个层级上，由于私人资本生产对利润的追求，通过市场竞争与科技创新，获得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个层级的宏观调控侧重在发展私人资本生产，保持市场竞争活力，提高科技水平与推动技术进步。目前国家管理层正在进行的这些方面的宏观调控是十分正确的，也会产生好效果。

但是，中国有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末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有养老保险的只占16.7%，至少有一半人仍处于低工资水平，而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较低，农村、城市两头不着根的人口约有4亿左右。与此庞大消费人口需求不足形成对照的是，我国有些行业如房地产及其关联行业产能过剩。去产能化的供给侧改革，会使得这些人口的经济状况下降，隐性失业也会增加。这是由于这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属于第一个层级，有很大的局限性，存在着无论怎么调控也调控不到的死角。目前我国生产装备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国民收入与社会贫富差距、教育与科技发展等方面，不但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国内东中西部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有较大发展空间。因此一方面需要继续搞供给侧管理改革，另一方面又需要搞好需求管理。

投资与消费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均衡，一切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都是因投资与消费远离均衡。通过模拟计算，通过两大部类在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分配，社会再生产中的年增长率可稳定在10%－15%。但在实际中，在资本生产中的劳资分配是无法达到该计量模型中的平衡的。国企中劳资分配矛盾比较好解决，民企中的劳资分配比率很难宏观调控。历史证明，只有在短缺经济时代可以达到这种平衡；当经济发展到部分产能过剩阶段，也可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涉增加投资进而增加需求的手段，在一定的区段内实现偏重投资的平衡。但当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的阶段，这种平衡在私人资本生产的范围内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到2∕3，虽然每年都有高达30%以上的年GDP的投资，但消费增长不足，不断的投资过剩，不断的产能灭失，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成为常态。如果这个层级的宏观调控得当，加上科技进步因素的贡献，可获得3%左右的稳定年增长率。

2、第二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可实现的增长目标

第二个层级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信用价值生产手段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生产进行调控。

（1）货币信用价值生产方面。

正确的货币发行方式是可创造价值，获得基础货币量的货币发行价值的。这是一种在实体经济生产之外的额外价值。这部分货币发行价值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来实现，国债利息可通过央行返还财政部。因为实现的是货币发行价值（原被称为铸币税是不对的），可用于补充劳资一次分配中对消费货币分配的不足，增加社会的总需求。

目前，我国基础货币量约30万亿人民币，由外汇占有基础货币发行价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用货币发行价值是一种最不好的货币发行方式，因为货币的发行价值送给了别国。对现有国家持有的外汇，比较好的做法是，央行只存留1/3，用作汇率稳定与调节工具，其余的2/3划归财政部，由财政部已有的国债作抵押，将部分地方债标准化后通过某种统一的口径转为国债。另还有约10万亿非外汇占款的人民币发行价值（如果是采用再贷款的窗口发行了这部分货币，再货款窗口发行货币不仅不能获得货币发行价值，而且会造成产能过剩）。基础货币增速与GDP增速相关，正确的货币发行方式在基础货币增加时可稳定获得货币发行价值。由于网络支付的普及，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货币乘数从2015年的4.5倍左右上升到2017年6月的5.3倍左右，使得这两年基础货币增速减缓，但从中长期来说基础货币增速与GDP的增量是相适应的。

通过对历年来的基础货币增量数据与GDP增速比估算，如果GDP增量在6%－10%之间，基础货币的增量大约是GDP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可知，每年基础货币增量大约在GDP的2%－3%之间。例如，假如2017年GDP增量是6.8%，GDP总值76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量约1.6－2万亿元之间。因此，除了因外汇占款的20万亿人民币，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方法转换运用外，每年还有占GDP的2－3%基础货币增量通过正确的货币发行获取货币的发行价值。这部分获得的货币发行价值，可用于补充社会总消费的不足，支付全民医疗、全民社保等社会总消费，切不可以用于投资，包括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总之，依据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增加总消费即可增加GDP总产出原理，生产过剩条件下只有用于增加社会总消费，才能获得GDP总产出的增加，相反如果用于增加总投资，则不仅不能获得GDP总值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原有的过剩程度，GDP总值反而会减少。在产能过剩条件下，正确地运用基础货币发行价值，不仅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新的基础建设投资与社会资本生产扩展新的空间，而且除原有的外汇占款通过转移到财政部来进行腾挪运用外，每年还可以获得占GDP的2%左右的基础货币增量的发行价值，用于增加社会总消费来促使GDP总量增加2%左右，这在今后30年中是十分稳定的增量。

（2）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方面。

股市是虚拟经济的主体。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股市只有经验性的财富效应理论，并没有解决股市是如何从事价值生产的问题。我国照搬这种股市理论，实际上并不懂得股市的内在运行机制，不懂得股市怎样才会从事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股市的基础制度设置和制度机制存在问题，近些年来我国股市不仅没有对GDP增长做贡献，相反一直在起到拉低GDP增长、抵消GDP增长的作用。

股市如何才能从事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

股市有两个发展阶段：集资性的股市阶段与信用价值生产的阶段。

在资本短缺的阶段，通过股市的新发、增发股票，可解决实体经济的资本金不足问题，这时新发与增发股票对经济增长有推进作用。当经济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与投资货币过剩阶段，经济的增长不再是靠外延扩张，而应靠企业的兼并重组与内部效益的增长，这时如果继续以前的那种新发与增发股票，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我国在2013年期间发生的太阳能产业的严重过剩，就是典型的由股市大发股票人为制造出来的产能过剩。我国股市与欧美股市一样，都已进入到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股市信用价值生产主导实体经济生产的阶段。

与我国股市制度机制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股市经过长达200来年的市场强制分红的选择（早期只有能持续分红的股票才能上市），相比我国来说，其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信托责任。政府对股市的严刑峻法与强力监管，使得股市在产能过剩阶段，通过制度机制就能控制股票的新发与增发，保证股市主要通过效益增长来促使实体经济的效益增长，使得股民投资股市主要通过股票分红获得收益，中小股民收益增加，促进总消费需求增加，上市公司业绩增加，股市的市值再增加。这是一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正向的自激，通过实体经济中消费货币的增加导致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实现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

但是我国的情况，公司上市与增发，并不是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企业效益扩张的需要，而是由于股市企业上市中有股权套现一夜暴富的动机，地方政府也有GDP业绩的需要等，在多种圈钱的动机中，唯独没有产能过剩对新发与增发股票的抑制机制。在产能过剩条件下，股市的发行属于企业外延投资扩展，不仅加剧产能过剩，而且因为发行所引起的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对多数的中小股民的掠夺，会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中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配比，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的减少，与股市下跌所造成的效果一样，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研究表明，2009年至2014年期间，因股市的不适当发行所造成的负价值生产，抵消了国债投资对GDP在4%－6%之间的增量贡献。在股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只有重新调配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分配比率，将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化消费货币制度机制的股市，才能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

必须通过彻底的改革股市，建立一个具有充分的上市公司信用与证券监管信用的、适应全面产能过剩、投资货币过剩条件下的，主要通过上市公司效益增长而不是通过外延扩展投资，实现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的股市（指有中小股民参与的深沪主板市场），这样的股市才能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只有在股市能将实体经济中过剩的投资货币转化为消费货币的时候，才能使经济产生内生的增长动力。如果股市机制转型成功，依据美国股市30多年来财富效应的经验，仅股市每年就可为GDP提供2%左右的增长，至少不会像近些年来对GDP增长的负作用。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在未来的30年中是否能平稳运行实现10%以上高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3）“印钱消费”信用价值生产方面。

“印钱消费”是指对那些一方面有过剩积压的消费类商品或虽然还未成为商品，但涉及到大量就业人口的已形成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由于收入过低但缺乏支付能力但却有强烈需求的人群。此时政府用财政赤字方式，通过成本价收购这些过剩商品，再以降价或补贴的方式，支持这些无支付能力却有需求的人群的消费。

进行“印钱消费”必须三个条件同时具备：一是有产能或商品过剩；二是有消费需求却因收入低而缺乏支付能力；三是整个社会生产已进入投资货币过剩的时代。在这三者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印钱消费”，一方面化解了过剩产能，使得社会已物化了的劳动价值不会白白地损失，提高了GDP产出与社会总消费量，另一方面资本因为“印钱消费”而收回了成本，产生了与财政赤字量相对应的货币资本。但由于此时社会总的投资货币已经过剩，这部分增加的货币仍然只能是过剩的投资货币而进入投资货币过剩池。所谓投资货币过剩是指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已经无利润，不会再投向实体经济，只有投向股市，或者购买国债货币。这些货币既不能形成投资购买，又不进入消费购买，因此也不可能对实体经济的物价产生影响。

在这里显得特别神奇的是，正确的“印钱消费”所增加的货币量，并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关键的因素就是“印钱消费”期间资本所获得的利润，是属于投资货币性质的，而投资货币已经过剩，通过“印钱消费”而再增加的货币也仍然是处于过剩状态的投资货币，不会进入再投资，也不会形成对商品的购买，故而对现实的商品供求不产生改变。如果这部分过剩的投资货币进入股市，参与股市信用价值生产，这时的股市如果是一个能产生正向信用价值生产的股市，那么这时过剩的投资货币反而会转化为一种促进经济内增长的动力，使“印钱消费”产生乘数效应。

“印钱消费”在美国已有大量的成功实例。在近十年来美国利用中国的低汇率政策对中国“印钱消费”。还有美国在自己国内通过QE购买两房次贷债券，从事本国内的“印钱消费”。可见，“印钱消费”已成为一种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有效手段。房地产是“印钱消费”比较理想的标的物。对目前中国有些省市出现的房产过剩，可建立一个专用于此的“印钱消费”的财政赤字池子，用赤字来的货币通过某一标准化的招标程序，用成本价收购特定的房产，再降价配给满足一定条件的需要房子的低收入的劳动者，或者是作为廉租房分配给需要房子的低收入者。这些财政赤字来的钱，是不需要这些消费者偿还的。

当前，我国已开始进入到全面产能过剩阶段与投资货币过剩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如果不启动信用价值生产的手段，重新调配一次分配后所产生的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不平衡，这种分配不平衡对经济发展来说就会形成一道过不去的坎，这就是为何有些国家会因为贫富差距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这种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通过第一个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所能解决的，必须要通过信用价值生产手段才能解决。只有弄清楚四大信用价值的生产内在涵义与理论原理，能动地应用这些规律，在今后的30年中，上述的三种信用价值生产方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合并计算，每年可为经济发展提供4%－5%的有形增长。

三、第三层级的宏观调控手段与可实现目标

社会资本生产是政府组织的、或由政府的职能所产生的一种生产，是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它是当代社会生产三层循环的最外层。

它的产品形式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资本生产提供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社会安全保障环境、交通运输环境、信息传递环境、科教文卫环境、人才保障环境、商品交换环境等等。例如政府对私人资本企业各种扶持的政策、政府的各种经济管理活动，政府所提供的教育、科技环境支持等，使资本企业在一种比较好的环境下从事生产。这是一种由政府与事业单位职员劳动创造的，对企业来说是属于环境的产品。这种环境产品同样是政府公务员与事业单位职员辛勤劳动的结果，包含有劳动价值，不过其价值不是直接体现，而是在资本生产过程中通过参与资本生产（资本生产是离不开一定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它的价值会像资本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一样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国家再通过税收来收回这部分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税收不是资本利润的分割，而是社会资本生产的价值的回收。

二是政府信用产品。通过第二层级的信用价值生产来实现价值。例如：股票交易中的制度建设与监管，就产生政府对股市的信用，这种信用高低影响着股市定价。货币信用来自国家，也是属于政府的信用产品，当政府失去信用时，货币也就失去价值。

三是社会资本直接进行的投资。例如对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进行投资，有商品、半商品、非商品的公益产品等三种产品形式。其中非商品的产品提供社会共享，只有享用价值，没有价格表现，也不能从GDP值中反映出来，却也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部份。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各城市中的免费公园与绿地、安全环境等等，都是政府免费提供给社会的共享产品。

国家财政是这种社会资本生产投入的价值来源。我国这种投入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自税收，税收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环境产品的生产；另一部份来自土地收入与投资性国债，这部分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社会资本生产中的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与项目就是国债投资。

国债分两大类：一类为投资性国债。这类国债特点是投资生产的产品，虽然其内含的价值远大于其价格，但毕竟有部分可形成价格，因此可收回投资。这种投资主要用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类为国债货币，这类国债货币通常支付在科教文卫、或者社会安全产品等等对资本生产起环境支持作用的方面，所形成的产品当然有价值，但却没有价格表现，任何社会成员共享这种产品时不用货币支付，因而也无法有直接的货币收回。其实，对国债货币也是不用收回的，其原因是国债货币承担货币储藏功能，由过剩的投资货币购买后用作货币储藏。因此，国债货币的存量是属于不用偿还的国债，它会像基础货币发行一样，能创造货币发行价值。像美国的国债就是这一类。

我国目前还没有对国债货币的主动发行, 所发行的国债都是属于投资性国债，具有可收回的特点。每年有国债投资，但也有对这种国债投资的收回，这种属于流动性的这一部分国债，就是投资性国债，其特点是有投资，有收回。但是，国债还有存量的部分。这个存量的部分形成事实上的国债货币。还有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支所形成的一些无法偿还的债务，也形成了事实上的被动的国债货币。很多人将中国的国债量与美国的国债量来做比较，是十分错误的，原因就是美国发行的大多是国债货币，而我国主动发行的国债都是属于投资性国债，本质上是属于信贷产品，这些国债中只有部分被动形成了国债货币。投资性国债与国债货币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债。我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组织了强大的社会资本生产，其中包括对投资性国债的运用。

必须正确地认识国债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对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即使是未能收回投资，也不等于是亏损，因为国债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资本生产来说，是一种环境产品，它所产生的价值，只有一部分是通过价格来表现，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价值不通过价格来表现。社会环境价值成为社会共享产品是一种按需分配的国民消费品，同时又能对资本生产提供“聚集生产”的价值支持。必须为国债投资设立一种新的指标，来衡量这种非商品的、只有价值没有价格的提供给社会共享的投资价值。积极运用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越性所在，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能获得较快速度的一个秘密所在。但是，也不是说当前我国的国债投资、地方债没有问题，由于存在各省GDP竞争、国企对投资效益的软约束等，各地争项目、争指标、争政绩，地方债往往一放就乱，一度以来也是造成我国严重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需要分清各种问题的性质，采用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化解，不能将优越性也当作问题而批判。“聚集效应”“聚合反应”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基础，所产生的价值大部分是为全社会提供共享，也包括资本在生产中的共享。这部分在资本生产中的共享，也叫做以环境价值的方式参与资本生产过程。这部分价值会转移到资本生产的商品中去，其中部分可通过国家税收收回。

根据2008年以来我国在国债应用上的经验教训与专项应用研究，在未来30年中，正确地运用国债投资，正常的情况下每年为经济增长贡献3%－4%是不成问题的。其实这还只是可见的部分，还有不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部分，这部分才是在水下的冰山，为国民福利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结论与建议

结论：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来说，能否实现30年的高增长，难免会疑虑重重。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政策带来了30年每年平均10%的高速增长。他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的研究则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鉴：0—1000、1000—1500、1500—1820年中国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0.17、0.41,1820—1950年除了中间四十多年是0.56其他时期都是负增长，1950—1973年5.02, 1973—1998年6.84，而1950-1973年西欧4.81、东欧4.86、苏联4.84、美国3.93、拉美5.33、日本则为9.29。

目前世界经济已发展到信用经济为主导的垄断金融阶段，随着国内和国际全面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的加剧，如果固守经济学传统观念和传统调控做法，中国和世界经济就会有过不去的坎甚至出现危机，如果采用创新的《信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在继续发挥私人资本生产、国有资本生产、社会资本生产、资本条件下的非资本价值生产这四种生产方式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在三大宏观调控手段并用基础上，就可实现第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增长3%左右的目标；第二个宏观调控手段三种信用价值生产手段：货币信用价值生产、股市虚拟经济信用价值生产、印钱消费信用价值生产综合运用，可实现4%左右的增长目标；第三个宏观调控手段社会资本生产与国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综合可实现4%左右的增长目标。

虽然每一个层次的宏观调控不能同时做到最佳，但能产生三个层次宏观调控效果的叠加，中国经济再造30年实现10%以上的增长是一定能做到的。届时，假如美国维持现有速度不变，中国的人均GDP也能超越美国。人类正面临社会生产方式大变革的前夜，中国应该成为领头雁。

建议：

（一）国家综合经济部门要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每年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进行系统追踪研究，建立数据库。同时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韩国等进行同等比较研究，建立主要经济体各国数据库，以期发现规律和问题，学习借鉴。

（二）国家要重视股市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反向自激作用。首先要改变“股市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股市不仅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体，而且对实体经济实体价值生产起引导作用。股市作为虚拟经济的主体，是实体经济的蓄水池、调节器，其正向反馈的自激作用关系到实体经济增长还是危机。其次，赋予股市和股市经营企业对股东和股民的信托责任，对上市公司的圈钱、恶意套现，掠夺中小股东和股民的不法行为要严刑峻法，严厉打击。政府要建立对股市信用的管理机制，严防股市大起大落。必须要建立一个具有正向的信用价值生产的股市，并且作为宏观调控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能否从数量扩展型转化为效益增长型，最关键的因素是股市的转型，而不是其他。

（三）发挥投资性国债和消费性国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投资性国债的角度化解地方债。投资性国债主要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引领而完成的，不能完全地从是否收回投资的角度考察，因为基础性国债投资项目除了一部份是有价值而无价格的对社会经济有重大作用的环境　产品，而且，它的价值作用主要通过“聚集效应”与“聚合反应”的作用方式为社会创造新价值。因此，应该从对社会创造新价值的角度来考察投资性国债项目的投资效益。对确实有重大社会价值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过期的确不能偿还投资，可按照严格制定的标准核消一部分。对于政府因消费而产生的国债（指人员工资发放而产生）的合理部分，可按核定的指标转为国债货币（地方的国债存量实际上已成为国债货币）。国家应继续发挥投资性国债对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应从社会效益的角度上考察，而不能仅从是否收回投资的角度考察，对有社会效益且能发挥较大的“聚集效应”的国债项目敢于投资，按“宏观调控数量模型”中所提供的数据予以投资。

（四）以人民币主权国家和国家信用为基础，以经济增长和民生需求相匹配为目标，发行国债货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人民币发行必须转换发行机制，完全与美元脱钩。目前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机制以美元发行方式为最优。应采用美国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的方式发行货币，再通过国债市场调节方式调节货币与国债货币发行量。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有较大的弹性与灵巧的调控机制。基础货币量由央行购买财政部的国债实现信用价值发行。国家应尽快建立适合国债市场公开操作机制的国债市场，设立长期国债品种，以适合我国即将到来的国债货币(人民币贮藏货币功能)发行的市场需求。

（五）依据社会资本生产理论重新设置税目。《信用价值论》发现税收不是对资本利润的分割，而是对社会资本生产价值的回收。目前，我国税收政策设计存在严重问题。要对承接社会资本生产价值较多的一线演员收入、房地产涨价收入、互联网垄断业务收入、股市原始股东来自股市信用价值生产的收入等等，按照承接社会资本生产价值的大小重新设置收税项目，以化解社会分配不公，平衡投资货币与消费货币的比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