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看“双循环”
所谓循环，就是经济资源、生产要素或产品在供求链条上的各部门之间流动，在循环中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在循环中形成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发展。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构建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使国内外两种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要对以往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格局作出调整和完善，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实践需要。发展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通常是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流动的障碍入手，探索如何通过循环流动来突破各种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高水平均衡。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双循环”，有助于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全面贯彻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中国经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低水平均衡 与量变形式的增长不同，发展意味着新模式的涌现，它肇始于低水平均衡的突破并趋向更高水平的均衡。然而，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突破低水平均衡、跃迁到更高水平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低收入经济体不仅人均收入低，资本匮乏，而且往往市场发育不全，偏重传统的农业经济，各种低水平局部均衡并存，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结构失衡状态。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低收入经济体往往存在“贫困恶性循环”：在供给侧，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低产出—低收入”循环；在需求侧，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低产出—低收入”循环。在供需两侧的恶性循环中，资本形成不足是关键痛点。所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想方设法促进资本形成，扩大投资，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低水平均衡阶段。为此，一方面，要动员和组织资源向城市工业部门集中，优先推进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然后再形成收入和工业品向农村回流，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刘易斯、乔根森、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所刻画的就是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国内市场或曰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太低，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资本品，或引进外资，以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本形成的缺口。钱纳里等人所提出的“双缺口模型”以及随后扩展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所分析的就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何要参与国际市场或曰国际循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83%左右，现代工业中几乎没有重工业。基于当时的经济现实与发展需要，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能在资本极为匮乏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政府以计划经济方式实现了农业剩余的“工业化转移”，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大幅度提高投资率。客观地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向工业和城市集中，在城乡之间、各产业之间并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循环。依靠这种方式，虽然初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失衡，在实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抑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此外，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独立自主的半封闭状态，除了与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援助性的往来之外，几乎不存在国际经贸关系，没有真正参与国际循环。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历史转折。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水平，释放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不断增强，农民以及城市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域的流动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政府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产业政策，推动了资源、要素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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