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黎明：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支撑
法治文化是***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shu记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心理支持力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灵魂和基础。
文化对法律制度有着重要影响和支撑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自始至终都是一部“皇权（或王权）至上”的发展史，历代君主都以法律的形式，划分君臣名分，君是君、臣是臣，不得逾越，等级特权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效力。通过道德这样一个更高阶的规范，形成社会的道德秩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直认为人比法律更重要，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由人来运用的。所以中国的法律制度设计选择贤人来进行审判，这种审判结果才是符合正义的、符合道德标准的，所以，中国的法律传统不太强调规则支配，而强调贤人支配。
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治进程，是由市场经济的内部发展，伴随市民社会的形成缓慢演进的过程，进化的时间很长，动力是内在的。中国法治化道路，则是后发的，动力是外在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法律称为是情理法。中国人传统的生活当中，看重的是人情，天理，也就是说我们有刀制，没有水治。我们的文化土壤缺乏现代意义上法治基因。一直到近代迫于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外部压力，才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刑法、民法、商法。
历史发展表明，蕴含、体现和弘扬法治精神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比如权力至上的传统、以道德为规则的情理法、贤人支配的法文化等等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负向影响。但是，中国也具有诸多可以转化为滋养现代法治建设的优秀文化传统。***总shu记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像儒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刑罪相称，像法家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主张因时制法、事断于法、以法治国等等，在当今法治的崭新制度视野下，都将成为中国特色法治精神的宝贵历史资源。更何况，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辛探索和奋斗，人治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法治国家所需内生动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探索之路，深刻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依法治国方略，并相继作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法治国家建设制度安排，可以说，有利于法治文化培育的资源越来越多。
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正确理论指引和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新中国，同时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再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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