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党课故事素材汇编
(20篇)
目录
1.深藏半世纪，他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现存唯一动态影像
2.“立德树人，勤俭持家”，这是朱德的家风
3.“中国的北斗”如何成为“世界的北斗”？
4.老父亲谎称儿子亡故，将秘密埋进“衣冠冢
5.曲谱手稿微微泛黄，是送给“北马”40岁的生日礼物
6.1929年冬，他们身着红军军服齐聚xx古田
7.八路军用这门迫击炮当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8.这里“十只蚊子一盘菜”，老两口却舍不得走
9.以郝西史、黄公略等人命名的三所军校
10.赓续北大荒精神推进农业现代化
11.是谁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
12.她挎着竹篮送情报，还曾这样智救陈毅
13.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14.白山黑水间，东北抗联精神这样铸就！
15.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的他，把军功章压到了箱底
16.人民大会堂的建成，为何仅用一年时间？
17.焕然“衣”新！第一套红军军装是这样诞生的
18.开国财经首脑陈云
19.他为何“皮靴不穿穿草鞋”，屡次要求加入共产党？
20.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
深藏半世纪，他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现存唯一动态影像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料陈列厅里，陈列着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这架摄影机本是当年教会发给美国牧师约翰·马吉记录工作用的，正是这台摄影机，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在此后长达六个星期的时间里，灭绝人性的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是当时留在南京城内参与救助和保护中国难民的二十多位外籍人士之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亲眼目睹日军暴行的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手中的16毫米摄影机悄悄拍摄了4盘、总时长达105分钟的胶片，秘密记录下日军屠城的血证。他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为了将胶片安全送出南京城，马吉牧师找到了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乔治·费奇。他负责药品和食品的采购，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费奇先生将胶片缝在大衣里，成功躲过了日军的盘查。一到上海，他就立即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柯达公司做了四盘胶片拷贝，并加上英文说明，将侵华日军的暴行公之于世。
在马吉秘密拍摄的镜头中，有日军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场景，也有遭受日军摧残的百姓在鼓楼医院接受救治的画面。这是留存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亦被称为“马吉影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约翰·马吉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传教，曾经拍下日军罪行的16毫米摄影机和胶片被他藏于家中。日本宣布投降后，“马吉影像”曾作为关键证据在南京法庭中当庭播放，成为审判日军战犯和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的关键证据，约翰·马吉本人也作为关键证人，出席了1946年的东京审判。1953年，69岁的马吉于美国匹兹堡去世。
东京审判之后，“马吉影像”几乎不曾在任何公开史料或媒体中出现。因下落不明，日本右翼势力污蔑其为并不存在的“鬼片”，并公开宣扬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这彻底激怒了爱国华人。1991年，为寻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成立，邵子平任总干事。他首先将目光锁定于“马吉影像”，专赴马吉牧师当年所属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圣公会总部寻找线索，寻迹找到华盛顿特区的圣约翰教堂，又赶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万里奔走，几番辗转，邵子平最终问到了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马吉的下落。
当年7月12日，在大卫·马吉家中地下室里堆放的杂物中，邵子平翻找到装有影像胶片的铜盒，盒子上有马吉牧师亲笔标注的镜头说明目录。邵子平逐个查看，“一个中国孕妇被刺了29刀”“一个小男孩被刺”……这正是马吉当年拍下的胶片！
“联合会”迅速将这些珍贵胶片送到影片处理公司翻拍后剪辑，制成两套能直接在电视台播放的时长约37分钟的“一寸盘”。8月2日，邵子平所在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37分05秒的“马吉影像”，引发广泛关注。
2002年10月，在“联合会”的大力推动下，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将摄影机和4盒胶片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xx年，纪念馆再次获赠“37分钟”版马吉珍贵影像，这是目前已发现的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内容最为丰富的版本。20xx年xx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约翰·马吉的这架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20xx年，约翰·马吉先生的孙子克里斯·马吉来到南京，扛起摄影机，沿着祖父当年的足迹，在相同的地点拍摄，与祖父展开了穿越xx年历史的镜头对话，记录这座城市xx年的沧桑巨变，见证今日南京的繁荣景象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立德树人，勤俭持家”，这是朱德的家风
xx月xx日，第x届环球人物年度盛典“百年·启航2022”在人民日报社举行。在活动现场，朱德嫡孙，空军少将朱和平为我们讲述了朱德家风的几个小故事。
今年是我的爷爷朱德诞辰135周年，奶奶康克清诞辰110周年。爷爷奶奶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我从亲人的视角，体会最深的是他们留下的朴素的家风。
我们家的家风是：“立德树人，勤俭持家”。
“立德”不是一句空话，“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既体现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工作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我了解最多的爷爷是日常生活中的爷爷。有两个方面感触至深，难以忘怀。
一是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他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鞭策自己，勉励全家。他强调“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
爷爷既读过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又读过新式中学堂；既上过地方大学，又上过讲武堂；既在德国学习历史、哲学，又在苏联学习军事。他的一生，可谓读万卷书，走几十万里路。延安时期，为了鼓励干部学习，党中央曾规定以马克思的诞辰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他被评为第一届学习节的“模范学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爷爷已经80岁高龄，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我长大后，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陪爷爷读书。1973年以前，他已通读毛选四卷8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9次通读。1975年，89岁高龄的爷爷，亲自赴中央党校，看望成仿吾，切磋《共产党宣言》新译本。
爷爷送给我最多的“礼物”就是书籍。1972年我参军后入了党，爷爷特别高兴，送了我两本书《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我提干后，爷爷对我说：“未来的战争是高技术战争，你一定要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他让秘书给我寄来当时北京市高中的全套课本，鼓励我自学。
为什么爷爷这么重视学习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决定的。共产党追求信仰的过程是追求真理的过程。
爷爷既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
1952年至1966年，爷爷走遍了28个省，进行了130多次专项调研，亲自写调研报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回京后，他一般都召集随行人员开会。他常说：“你们谈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
二是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爷爷当年写诗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只见公仆不见官”，他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
爷爷反复对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好到工农中去了。”
1962年，国家遭遇自然灾害。有一次吃饭，爷爷奶奶专门安排了由马齿菜、野苋菜、和苦苦菜组成的一桌菜，爷爷边吃边对我们说“这菜苦吗？长征时我们连这样的菜都没得吃！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爷爷还决定身边的孩子，能住校的、参加工作的、父母在京的一律离开中南海，到群众中生活。
爷爷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生活却极为简朴。建国后他曾四次主动减薪：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爷爷的工资是649.6元，那时正是我家人口最多的时期。尽管如此，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又连续3次主动减薪。到了1957年1月，变成了579.5元。1959年4月，又变成了460元。从19xx年10月以后，爷爷的工资一直是404.8元。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去世后，将她的稿费95008.30马克交给爷爷处理，爷爷在驻德使馆请示上批示：“买自然冶金新书、化学新书寄回”。爷爷去世后，奶奶让我协助她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按照爷爷的嘱咐，将爷爷的存款2万多元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爷爷奶奶都出身贫寒，勤俭持家是他们从老一辈身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而共产党员之“德”，是他们为我们家风注入的信仰的内涵。
家风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民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识之一。
“中国的北斗”如何成为“世界的北斗”？
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等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书记20xx年7月31日在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时强调
20xx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总书记出席仪式，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标志着我国建成了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北斗从此走向了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时代舞台。
这一刻，亲历了北斗研制的人们无比欢欣鼓舞。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卫星导航系统，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建设者聚力托举，二十六载风雨兼程、九千日夜集智攻关，实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越，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发来贺电，高度肯定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的重大意义和辉煌成就，勉励工程全线大力弘扬“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这是中国航天人在建设科技强国征程上树起的又一座精神丰碑，是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既血脉赓续、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同北斗指路，新时代北斗精神将持续伴随着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勇攀科技高峰。
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
大国重器，惟有自力更生。
“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建设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维护国防安全等，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战略意义。
1994年，研制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这一年做出的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当时，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各发射了20多颗卫星，已完成了全球组网。
给别人指路，自己先要走出一条路。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全线始终坚持从现实国情出发，遵循“自主、开放、兼容、渐进”原则，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先解决有无、满足急需，切实做到“把每个铜板都用在刀刃上”。早在1983年，陈芳允院士就创造性地提出“双星定位”构想。这一方案，能以最小星座、最少投入、最短周期实现“从无到有”。此后，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进一步组织研究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先建试验系统，再建区域系统，最后建成全球系统。
2000年，北斗一号又省又快地构建起兼具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双星定位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但许多人仍未料到，有朝一日中国能独立建成与美俄欧卫星导航系统比肩的世界一流系统。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建设航天强国伟大事业的感召下，在异常艰辛的自主创新过程中，北斗人在世界尖端科技挑战中牢牢握住了北斗导航的“勺柄”，北斗星座在太空的组网更是加快了脚步。
2012年12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北斗系统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供应商之一；20xx年11月，北斗三号系统首组双星发射；2018年12月，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建设完成，向全球提供服务；20xx年12月，北斗三号核心组网星座部署完成；20xx年6月，仅仅不到3年时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和国际搜救等服务。
作为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人民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中国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兑现了承诺，还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年，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圆梦全球，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院士感慨万千：“北斗是党和国家调动千军万马干出来的，是工程全线几十万人团结一心拼出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共同托举起来的。”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认为，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航天领域的生动展示，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科技战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是中国精神极其鲜活、极其真切、极具特色的具体体现，是全体北斗人执着坚守的核心价值。
新时代北斗精神照亮几代北斗人一路的跋涉和跨越
20xx年6月23日9时43分，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搭乘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飞向太空。
图像显示在大屏幕上：卫星徐徐展开太阳翼，翱翔在距地面200多公里的太空中，飞向距地面3.6万公里的太空。
这一幕，北斗三号系统卫星系统总设计师陈忠贵记忆深刻。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给北斗三号星座组网任务画上了圆满句号。
从“灯塔”卫星导航的未竟梦想，到北斗全球圆梦，“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照亮着几代北斗人一路的跋涉和跨越。
“自主创新”是北斗工程的核心价值。北斗系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坚决实践“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这是北斗人应对各种挑战的主动选择。
“国外成熟的导航系统做得很好，也很成功，但北斗决不能照搬照抄。”北斗三号系统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林宝军说，“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追赶和超越。”
北斗系统独创“三步走”发展路径、“混合式”星座构型和“一体化”功能设计，首创全星座星间链路支持自主运行，为全世界发展卫星导航系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创造两年半时间高密度发射18箭30星的世界导航卫星组网奇迹。北斗人先后攻克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器部件百分之百国产化，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开放融合”是北斗工程的世界胸襟。北斗人登高望远，多系统融合是时代的发展趋势，北斗系统自建设之初，就坚持“开放、兼容”的发展原则。
北斗与美国、俄罗斯、欧洲卫星导航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持续深化：与GPS在达成频率兼容共识基础上正式建立合作机制；与伽利略完成卫星导航频率协调工作；与格洛纳斯成功进行两大系统的兼容试验……如今，镶嵌在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标识上的4颗卫星中，有一颗就代表着中国北斗。
“万众一心”是北斗工程的制胜基因。北斗系统按期成功建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全体北斗人协作奉献的具体体现。
“我们常说，北斗是‘五千万’工程，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万户，将造福千秋万代。”杨长风院士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运控、星间链路、应用验证等七大系统组成，为了同一个梦想，30余万名科研人员聚力攻关，超过50万人从事系统应用推广，共同谱写“举国上下一盘棋、千军万马大会战”的动人篇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三号”研制队伍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如果按照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算，几乎每个“北斗人”都相当于一年工作了400多天。这个团队里有老院士、老专家，更多的则是“80后”。
“追求卓越”是北斗工程的目标追求。北斗人对“一流的北斗”始终不懈追求。
北斗三号第九颗卫星某关键单机测试中，总体主任设计师发现了一个关键指标超标，超差小于1纳秒。1纳秒，短到难以想象，比十亿分之一秒还短，用“刹那”“瞬间”都难以形容。尽管排查会平添很多工作量，但这1纳秒背后可能存在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隐患。有问题就绝不忽视，1纳秒再短也不放过，北斗团队的精益求精、严慎细实，为北斗三号任务的全面成功又加了一道保险。
仰望星空，北斗璀璨。围绕地球飞翔的一颗颗北斗导航卫星，见证着北斗事业星空筑梦的历史，也闪耀着熠熠生辉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走向全球的中国北斗大有可为
一段文字这样描述着北斗的作用：
“在城市，它记录着公交车轨迹，提供实时到站预报；在乡间，它精确引导拖拉机；在高原无人区，它守护着藏羚羊迁徙路线；在东南沿海，它像‘保护神’一样陪伴渔民驾船出海……”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北斗系统已逐步应用到各行各业，走进千家万户，如同水和电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港珠澳大桥采用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保障安全运行；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支持北斗；“北斗+”让生活变得更便利、更精彩……北斗系统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综合效益不断显现。
随着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服务，属于北斗的“全球时代”进一步到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北斗系统开放、免费、高质量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每一项功能服务都饱含北斗的特色和中国的情怀。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已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
北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北斗系统正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北斗系统在和平利用外太空、参与联合国空间活动国际合作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得到联合国外空司赞赏。
“北斗应用只受想象力限制。”这句广为流传的话语，生动勾勒出北斗应用发展的无限可能和广阔前景。服务全球、造福人类，走向全球的中国北斗，大有可为。
“北斗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止，创新发展的精神也不会停歇。不论走多远，我们的初心永远不会改变。传承好、弘扬好新时代北斗精神，北斗将永远走在‘为全人类提供导航服务’的路上。”杨长风院士说。
老父亲谎称儿子亡故，将秘密埋进“衣冠冢”
上海静安区繁华的闹市里，一排灰白色的石库门建筑在绿树映衬下显得庄重而静谧，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当年，就是在这里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会后铅印成册，仅200本。
作为早期党员的张静泉也得到了一本。这份被他视若珍宝的册子辗转30年后又回到了这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陈列在纪念馆里。而随着这本册子一起被揭开的，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深夜带回的“遗产”
1898年，张静泉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户普通农家。十五六岁时，为了分担家累，他辍学到上海当学徒。1921年，张静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并改名为“人亚”。
1923至1928年，张静泉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和上海浦东部委书记，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领导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筹备工作。
张静泉喜欢看书，也喜欢藏书。在外漂泊的这几年，他收集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还有一批中共“二大”“三大”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如其来，上海被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张静泉悉心收集的党内文件和书刊极有可能为他引来杀身之祸。这些珍贵资料既不能被国民党搜去，又不忍心烧掉，该怎么办呢？再三考虑后，1928年的一个冬日，张静泉冒险将这些文件、书刊秘密带回宁波乡下，亲手托付给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没有说何时回来，也没有说把这些“违禁品”藏哪儿，因局势紧张，张静泉在家中一刻也未敢多留，当天就趁着夜色返回了上海，父子俩都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面。
空棺里的“秘密”
儿子走后，老父亲一夜未眠，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爵谦编造了一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
接着，老人就在家乡的长山岗上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人本想在墓碑上刻“张静泉”，为了稳妥起见，最终删去“静”字，以“泉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埋骨异乡志传百年
书页秘藏之后，老人始终将这件事深埋心底，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将“原物奉还”。遗憾的是，那之后的20多年里，老人只盼到张静泉捎来的一封信，告知家人他已到了苏区。那么，张静泉去了哪里呢？
实际上，那个冬日的夜晚，张静泉与父亲匆匆一别后，辗转上海、xx芜湖，继续进行共产党地下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静泉前往江西瑞金，但因环境危险、条件艰苦、精神紧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最终于1932年逝世，年仅34岁。
而此时，老家的父亲还在日日盼望儿子回家。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老人登报寻人，却因山河阻隔，战争年代讯息难通，许久未有消息。直到1950年，张静泉还是没有消息。张爵谦亲手从长山岗张静泉衣冠冢的空棺中，取出儿子当年带回的党的文件、书刊，让三儿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交给党组织。张静茂回到上海后，将这些文件、书刊上交给上海有关部门，后又呈交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刊发《追悼张人亚同志》
交还文件后，张家的亲属与后辈们没有放弃找寻，最终于2005年得知张静泉逝世的消息。此时，距张爵谦老人离世，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他在生命的最后，也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
一副空棺埋藏着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财富；一个秘密镌刻着一位共产党人舍身为国的赤子之心；一段故事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复兴民族的伟大梦想。少年不老，初心如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将奋勇向前，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用坚定的信仰捍卫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焰！
曲谱手稿微微泛黄，是送给“北马”40岁的生日礼物
“马拉松，马拉松，全世界的朋友们在青春的跑道上夺取光荣……”这是一份微微泛黄的曲谱手稿，也是北京马拉松40岁的生日礼物。黑色的音符在作曲家谷建芬的串联下，跳跃幻化成这曲《马拉松之歌》，见证着马拉松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
1981年，北京，一场只有86名选手参加的马拉松鸣枪开跑。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场马拉松，意义非凡。
中国是否有能力组织重大赛事？能否为中外体育交流提供新的窗口？这一跑，就是最好的回答。沉寂已久的中国体育，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40年间，作为中国马拉松的开山之作，“北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打磨。
上世纪90年代，“北马”遭遇了一段瓶颈期，甚至一度找不到赞助商。为了吸引人气，主办方曾经不得不在终点处办一场足球赛，才能保证马拉松选手完赛过线时有一些观众。
经历了发展的阵痛之后，通过增设女子比赛、组织“大众跑”等方式，“北马”终于有了起色，民间马拉松爱好者也悄然增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激发了全民健身的热潮，“北马”也获得国际田联金标赛事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拉松运动步入发展快车道，智慧体育助力城市公共体育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跑步、坚持运动，他们是健康中国战略的见证者、受益者、参与者、推动者。
20xx年，新中国xx华诞，“北马”迎来高光时刻——16万人报名，3万人中签，沿途观者如潮。
如今，“北马”已成为首都北京的独特风景线。从天安门出发，跑者们一路向北，感受历史与现代的激情碰撞，用脚步丈量城市发展的速度与力量，最后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撞线完赛。为了赢得属于自己的那枚奖牌，奔跑向前，耳边回响的，正是穿越时代而来的《马拉松之歌》。
作曲家谷建芬和马拉松因作曲结缘。1983年北京马拉松开赛前，谷建芬收到了来自组委会的邀请，为马拉松创作歌曲，这也让她见证了中国马拉松运动的种子生根发芽。今年恰逢北京马拉松40周年，谷建芬把《马拉松之歌》的曲谱手稿赠予赛事组委会，祝愿中国田径事业再创佳绩，再攀高峰。
每一次起跑，都是一程新的开始；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段无悔的奔赴。42.195公里的拼搏之路，不仅属于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也属于热爱跑步的每一位跑者。
1929年冬，他们身着红军军服齐聚xx古田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了一套1929年的红军军服。当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正是身着这套军服，参加日后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服，军服设计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统一服装，只是毛泽东重整红四军的第一步。整个1929年，他都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xx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xx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这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原是xx上杭县古田镇廖家祠堂。
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只是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等思想倾向。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明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
1930年新年伊始，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八路军用这门迫击炮当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
一门中国制造的迫击炮，曾立下特殊功勋。英勇的八路军战士用它击毙了日军旅团长、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他也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这一击杀，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一笔。今晚的夜读，一起回顾这场胜利。
迫击炮结构简单、轻便灵活、易于制造，是抗日战场上我军杀敌的利器。这门迫击炮由太原兵工厂制造，炮管、炮架、方向机、底座等各部分均保存完好。
1939年10月底，日军向晋察冀的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日军第2混成旅团第1、4大队由涞源分三路向银坊、走马驿进犯。八路军在涞源有出色的情报网，准确掌握了日军动向。晋察冀第1军分区司令杨成武指挥所部在雁宿崖伏击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该路500余日军全部被歼灭。杨成武熟知日军遭打击后必来报复的规律，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
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急率1500人从涞源赴雁宿崖救援，11月4日到达雁宿崖时，第1大队已被歼灭。阿部规秀一个月前刚晋升中将，并被任命为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本想带着战场上的军功赴东京上任，结果被打了个响亮的耳光。他恼羞成怒，决定继续向东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
杨成武向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建议再次伏击日军，聂荣臻指示将日军诱至黄土岭，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11月7日前，晋察冀军区1团、2团、3团、25团及120师特务团等部队在黄土岭——上庄子——寨坨一线山谷周围完成设伏。日军在我小股部队诱击下，于6日黄昏进抵黄土岭，在该地宿营。
11月7日上午，阿部规秀率部从黄土岭向上庄子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下午3点左右，日军全部进入我军包围圈中。我军埋伏的各部队从四面展开猛烈攻击，将日军压缩在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谷里。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附近高地，向我军阵地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晋察冀第1军分区的4门迫击炮和120师特务团的3门迫击炮参加了黄土岭战斗。1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山谷中间教场村一个独立院落以南中间的小山头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在用望远镜向我方观察，随即下令用迫击炮轰击。迫击炮连在连长杨九坪率领下，操纵4门迫击炮开炮射击，准确命中目标。
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的炮兵阵地
著名作家魏巍当时任1团1营教育干事，亲眼目睹了炮击：“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当时我军并不知道，被炸死的日军军官中有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3个多小时后，阿部规秀伤重不治毙命。
阿部规秀毙命后，日军失去最高指挥官，陷入慌乱。后方日军紧急派飞机空投军官和补给，勉强稳住阵脚。次日，在日军救援部队即将赶来，对我军形成反包围的不利情况下，我军撤出战斗。雁宿崖、黄土岭两次伏击战，我军共歼敌1500余人。
11月21日，日本广播公布了阿部规秀的死讯。22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阿部规秀部队长壮烈战死”，称此前中日交战中，“未见过中将级军人战死之例”，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xxx上”。
毛泽东在延安从各方广播中得知消息，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对有功部队进行嘉奖。蒋介石也给朱德总司令发来嘉奖电报。
这一胜利在当时震动了中国和日本，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用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再次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日本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注定没有好下场；第二是极大的振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士气、民心，进一步提高了坚持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第三是用铁的事实，有力驳斥了一些顽固分子所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无耻谰言，在国内外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影响。
这里“十只蚊子一盘菜”，老两口却舍不得走
有一位81岁的老人，在新疆塔城地区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境线上，带着妻子儿女和他的100多只羊，住土屋、喝咸水、啃冷馍，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放牧巡边，守护着中哈边境50多公里的无人区。
这位老人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1连退休职工魏德友。放牧为巡边，他被称为边境线上“活界碑”；家在路尽头，他的家被称为“不换防的夫妻哨所”。
年逾80的魏德友老人面容清癯，身形略显佝偻，可能是远离人群太久，话很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但对于57年前的承诺却始终念之于心、践之以行。
牧羊人的承诺
一把旧水壶，一台录音机，一架望远镜，揣上老伴蒸好的馍，吆喝着羊群走出家门，沿着最熟悉牧道开始十几公里的巡边，这段路程，他从青涩走到了暮年。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原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30多名战友一起来到了萨尔布拉克草原第九师161团原兵2连。
位于中哈边境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哈萨克语为“盐泉”，名为草原，实为戈壁滩涂。其位于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小风天天有，大风埋人骨。冬季积雪可深达1米，夏天蚊虫肆虐，“十只蚊子一盘菜”。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魏德友和战友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一边开荒、种树、掏地窝子，一边放牧巡边。三年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接来妻子刘景好，在边境安了家、养育儿女。
1969年，边境事件频发，他带头参加“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xx岸紧握钢枪，与外军对峙三天三夜；他主动请缨担任“牛群组”组长，迎着外军、顶着风险巡边护边……
伴着风吼狼嚎，他们一边守护着边境的安全，一边用手上一层一层的厚茧，让盐碱化严重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开始有了庄稼地、林带、草场，草原变得热闹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队被裁撤。昔日一同来屯垦戍边的战友陆续离开，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追水草而居的牧民渐渐搬离到更好的城镇。
本可以分去离城市更近连队的“外地人”魏德友，却主动留下戍守边境，接过部队的羊群，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和老伴儿刘景好边放牧，边戍边。
“那时候这里更加荒芜，牧民走了之后，可以说就是无人区。当时周围狼很多，经常过来偷羊。我胆大，经常找狼的足迹，骑着马追狼。”魏德友的女儿魏萍提到小时候跟父母在边境线的生活。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开阔，边境前沿缺少天然屏障，春秋两季，牧民转场时节容易发生人畜越境，魏德友要时刻观察是否有人畜抵边，“边境无小事，一头牲口越界就能让国家很被动。”魏德友说。
冬季牧民离开的时候，魏德友则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边防连换了19任连长，20任指导员，其他人一个个离开，魏德友始终吆喝着羊群孤身坚守，靠着养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50多年来，他巡边护边20多万公里，磨破了80多双鞋子，堵截临界牲畜数万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负责的管控区内未发生过一起涉外事件。
“当时如果党不派我过来，就会派别人过来。我答应了守边，就要一辈子做到。”魏德友说道。
军功章的背后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戍边57年的魏德友获得***总书记颁发的“七一勋章”。这枚沉甸甸的七一勋章里面，也有老伴的“一多半”。
寂寞荒凉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因为老伴在，他这个孤独的戍边人有了家，有了志同道合相守一辈子的伴侣和战友。在他心里，她始终是那个当年回乡相亲，他看到的梳着两条辫子，能干会说、做事利落的大眼睛姑娘。
魏德友与妻子刘景好
1967年，刘景好随魏德友火车换汽车、汽车转驴车，从山东老家千里赴疆，一路风餐露宿，越走越荒凉，好不容易到了魏德友在草原的家，却更是傻眼了。
等待她的“婚房”是茫茫戈壁滩上平地挖出的土窝子。“沙暴一来，地窝子里的人就全变成了土猴。”
“牛虻和蚊子也太厉害了，大牲口被叮一口，都疼得直蹦。”她回忆说，“那个芨芨草，一人那么深，狼一群一群嗷嗷地叫。”她当时就被吓哭了。
忍着过了一些日子后，她再也说服不了自己留下了。一天中午干完活儿，刘景好回到家就收拾好东西，打个包袱，准备走了。
魏德友知道后，急忙追上，说，“我们就在这儿待三四年，三四年后跟你一起回家好好过日子。”
只是这一待，就待了一辈子。
越了解魏德友的信念，越了解守边的重要性，刘景好越不忍心离开这片茫茫草原。
部队裁撤后几个月里，面对空旷无人的草原，魏德友也曾产生自我怀疑。刘景好说，“你不是天天说要说话算话，说答应了首长的就要一辈子做到？”
1982年1月，边境线上出现了一架飞机，更是彻底坚定了两人留下来的决心。
在飞机离他一公里的地方，魏德友听见了飞机响，雾很大，他就骑着马飞快地往那边跑，快到附近的时候，魏德友拴好马，走近一看，飞机就在头顶上20米的地方，看到有人来，飞机掉头飞走了。
这让魏德友夫妇愈加意识到，这片土地上需要有人坚守。
“如果我们走了，这地方就没人了，进去的随便进去，出去的随便出去。我在这里，他们肯定传这里还有人，我们俩就坚定留下来。她也说，我们就一辈子留在这儿，哪也不去了，家也不回了。”
日复一日的守边生活，手脚利索的刘景好更逐渐成了魏德友巡边中的得力助手。
察看边情、修复破损的铁丝网，是巡边时的必要任务。在魏德友耐心地手把手教导下，起初经常被铁丝网上的倒刺划伤手臂的刘景好，渐渐地，不仅成为了一名熟练“钳工”，而且还学会了在草原上判断方向、天气及边情，能帮着魏德友巡边。
“当年我家里还有马，我妈年轻时，还是骑马的好手。”魏萍说。
有一段时间，魏德友不慎从马上跌落，摔伤了腰椎，只能卧床休息，刘景好就代替他去巡边。
一次攀爬一处断崖时，她的脚趾被尖锐石块割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仍咬着牙、瘸着腿继续巡逻。巡逻结束回到家，魏德友从床上爬了起来，一把抱住她，眼泪直流。
从一开始被艰苦的条件吓坏，也曾有过逃离的念头，但最终选择了留下，数十年来相濡以沫，一起变老，“哪儿也不去”是她如今说得最多的话。
羊鞭的接力
对边境，魏德友始终有放心不下的惦念，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57年来，草原上朝晖夕阴、日升日落，魏德友的情怀始终不减。
每天早上，魏德友和妻子刘景好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门口升国旗。在屋外的木旗杆前，刘景好拽紧绳索，魏德友奋力挥动右臂，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迎风展开。每当看到鲜艳的国旗，两个人的心中就会升起一阵自豪感。
“不管走多远，看到五星红旗就能找到家。”魏德友说。
魏德友家每日升起的五星红旗
那位于家正西方3公里处的173号界碑，魏德友曾亲眼见证它竖起的那一刻。过去两人路过时，总是会经常细心地擦拭一遍。日子太久，界碑在他们心中已有了温度，“看着它，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
孤零零的土坯房里，坑坑洼洼的泥土地面，歪歪扭扭的木头桌子，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只要守着这片草原，他们就是觉得心里踏实。
巡边的日子并不总是风和日丽，魏德友多次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次因为大雪中迷了路，双脚脚趾被严重冻伤，送去医院后险些被截肢，他仍然说“这没什么”。
多年来，在山东工作的4个孩子不放心父母的身体，多次劝他们回家养老，魏德友始终不肯。儿女们给他们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也一天没去住过，还说服刘景好留在萨尔布拉克草原继续义务巡边。
子女来了又走了，魏德友会因为舍不得潸然泪下，但面对多次调离边境、家人团聚的机会，他却一而再、再而三选择了继续坚守。
如今，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境线已经建起智慧边防，搭起了铁丝网，架上了摄像头。20xx年，二女儿魏萍也辞去山东临沂的工作，选择接过父亲的羊鞭，回到父母为之守护一生的地方，成为161团的一名护边员……
魏德友夫妇却一天一天老了，57年巡边守边，家乡早已成为他乡，边境线上也有了女儿的守护。但他们仍然坚持沿着那条熟悉的牧道一遍遍走着，常挂在嘴边的除了那句承诺“只要我还能走得动”，还有一句由衷的赞叹，“祖国越来越强大了。
以郝西史、黄公略等人命名的三所军校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所以人名命名的军校,它们是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黄公略（1898~1931）
■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
在红军日益壮大的前提下，组建一所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校的任务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红军部队相继成立了随营学校，以解决对部队基层指挥员培养的需求。
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是红军历史上最早又较大的一所军校。军校由萧劲光、何长工、邓萍等负责组建,先后担任校长的有萧劲光(未到职)、叶剑英、刘伯承、何长工、周昆等,校址在江西瑞金。这所军校开设有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随着战争的需要和学校规模的发展,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1932年5月准备开办第三期时,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军学校或红校)。
1933年,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即“扩大红军”)运动,红军又组建了一些新的军团和一些新的兵种,而此时红军部队中的指挥员、特种人才和训练人员却非常缺乏。因此,为了加紧培养红军的各级干部和专门人才,这年10月,中革军委决定把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军校,其中的一所是红军大学校(简称红大)。不久,为了纪念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郝西史,红大改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
1927年12月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共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中共以苏联革命为模式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尝试,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此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国民党军张发奎部三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实力悬殊,起义失败,惨遭杀害者高达5000余人,其中就有郝西史。郝西史是苏共党员,也是一位苏联红军将军。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随即包括郝西史在内的五位苏联人被杀害。
郝西史牺牲后,受到了苏联的褒奖。为了纪念这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红军将军,中国工农红军也将自己的军校——红大,以郝西史的名字来命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当时主要是培训和提高红军的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它也是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所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军校。
■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当年红军学校扩大为五所,其中一所是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它以原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学员为基础扩编而成,其办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红军的初、中级指挥员。为了纪念彭湃烈士和杨殷烈士,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改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杨殷（1892~1929）
彭湃和杨殷都是广东人,也都是大革命洪流中的中共重要领导干部。彭湃曾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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