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的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雨露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的实践”。过去4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大通胀-大缓和-大衰退”的周期考验。现代货币经济学和中央银行政策实践，在理论上历经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再到本轮危机后凯恩斯思潮的回归；在实践上也由相机抉择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从“单一目标、单一工具”政策框架，到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加转轨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我们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更加复杂。人民银行的研究既与世界同行，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特别是，“金融改革目标”始终贯穿于40年来人民银行的理论探讨与政策实践，它既包括现代金融体系由无到有的构建，也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宏观金融调控框架的建立和完善。

实证表明，世界经济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所以，我按照“十年”为一个时间标准，分四个阶段回顾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进展和中国的突破。

第一个十年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胀”时期。为了驯服“通胀野马”，现代货币数量论达到了巅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纷纷从相机抉择，转向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数量目标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多国家开始陷入痛苦的“滞胀”，这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弊端的直接体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77年关于“时间不一致性”的经典论文，对此做了深刻论述，“规则，而非相机抉择”成为共识。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数量目标制，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一个稳定的名义锚。根据货币长期中性判断以及货币和物价水平长期稳定关系而确定的货币数量，相当于一个可置信的货币规则。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逐渐接受了固定货币数量规则，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

在实践上，1979年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后，美联储明确不再关注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而是严格控制M1增速，美国CPI由1979年的11.3%降至1982年的6.2%，1983年更是降至3.2%。可以说，1979～1982年期间，货币数量论达到了政策实践的巅峰，这不仅为沃尔克和美联储赢得了历史性的政策声誉，更为发达经济体进入长达约二十年的“大缓和”时代，奠定了较好的货币开端。

为了全景式地挖掘全球央行过去40年来的研究重点，人民银行研究局建立了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三类国家不同时期央行研究的知识图谱。其中，聚类提取的主题关键词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央行研究的重点所在。在这十年，美联储研究的16个主题关键词、欧洲国家央行研究的13个主题关键词，各自最多的6个关键词都与货币数量论直接相关，表明这十年内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数量目标制的研究主流地位。

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财政和信贷的配合、中央银行职能以及金融体系的重构。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时至今日依然是我国宏观经济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人民银行在1978年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正式履行职能，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标志着我国开始区分财政和金融的功能，着手恢复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在社会资源中独特的配置作用。

1980年7月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银行改革汇报提纲》，研究讨论了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此后，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果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取得了初步成效。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过多方讨论，改革小组提出了建立灵活、高效、多样的金融体制的改革构想。此后，人民银行组织国内外专家和银行界多次讨论，形成了初步意见，并促成金融体制改革内容正式列入国家“七五”计划之中。

第二个十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缓和”时代的头十年，“单一目标、单一工具”货币政策框架逐步确立，以独立性和通胀目标制为典型特征的“第二次中央银行革命”在这一时期渐次展开。

从这一时期开始，主要发达国家进入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较高增长和稳定通胀的“大缓和”时代，货币经济理论的进展对此功不可没。货币数量论隐含着货币外生的假设，但即使是理性预期学派和很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最终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货币短期非中性和内生货币的观点，货币需求并不是稳定的。事实上，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产出、物价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差。因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逐渐放弃了货币数量目标并转向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模式。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以存在市场摩擦和粘性价格等更接近现实的结构特征作为微观基础，并进行长期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获得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认可。在此理论指导下，各国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目标、在泰勒规则指导下调整短端利率工具，也就是“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

由此同时，由于价格调整的前瞻性（Forward-looking），预期成为通胀和实际经济活动均衡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各国中央银行也都意识到政策沟通和透明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