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林:中国政治学70年成就与展望(全文5564字)

中国政治学70年成就与展望
发表时间:2019-11-04?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张桂林

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
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 “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
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
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做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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