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王朝建立后，形成了以“三讲”为基本规制的经筵制度，并成为朝鲜君臣政务处理与政治斗 争的一个重要场域。《大学衍义补》传入朝鲜，正值朝鲜王朝“朋党政治”渐趋激烈化时期。以传统“大学”之教 为学问特色与优势的“勋旧派”，与主要以“小学”为学术根基的“士林派”，围绕经筵主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 而中宗国王出于平衡政局的目的，发动“己卯士祸”，对“士林派”予以打压，“勋旧派”为确保自身经筵主导权的 稳定，在逐步将“小学”之教从经筵讲席清除的同时，也将《大学衍义补》纳入经筵讲读，并占据中宗朝经筵讲席 长达近二十年。
《大学衍义补》是明代丘濬所著的一部“帝王学”之书，他有感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 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 该书一经问世，就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孝宗皇帝特下诏嘉奖，“命录副本付书坊刊行”，又“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1] 。及至明神宗时期，万历皇帝 也因其“书古今事理备具，考论节目精详，有禆政治”，下令“重刊传布，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并钦 命近侍大臣撰文为序，“昭示朝廷明德、新民、图治至意”[2] 。学界对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的相关研究， 可以说业已十分丰富，但对《大学衍义补》在东亚区域的传播与影响，还是少有关注的一个话题① 。同时， 该书在朝鲜中宗国王时期，曾占据经筵讲坛长达近二十年，但随后的很长时间内则几乎消逝不见，其中 之原委也不能不耐人寻味② 。因此，本文拟就《大学衍义补》与朝鲜中宗国王时期的经筵进讲问题，略做 探讨分析，就教于方家。
一、朝鲜王朝的经筵制度与“三讲”
“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的一种教育方式，至迟在宋真宗时期，就已成为“皇帝家法”的一种教育制 度[3] 。明朝建立后，虽然并未立刻恢复传统经筵制度，但朱元璋本人却时常召儒臣进讲经史。及至正统 元年（ 1436），杨士奇等人为加强对幼冲即位之正统皇帝的教育，特上疏开讲经筵，才正式成为定制，并累 朝因之[4] 。中原王朝的经筵制度，对朝鲜半岛地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至迟在高丽王朝时，就出现了以 “经筵”命名的御前讲读[5] 。朝鲜王朝建立后，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经筵制度也不断发展完善[6]。
朝鲜太祖国王李成桂即位之初，就设立经筵官，“兼掌进讲经史”之事[7] 。但朝鲜王朝初叶也如明初 一样，“经筵”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常态，“虽设经筵，停讲之日盖亦多矣”[8] 。世宗大王即位后，强化了经筵 进讲制度，专门设置经筵厅，“加设经筵官，知经筵一人、同知经筵一人、侍讲官一人”[9] 。又设弘文馆掌内 府经籍，治文翰，备顾问，“并用文官，提学以上以他官兼，皆带经筵”[10] 。 自己更是“好学不倦，每日御便 宫视事，退御经筵，除奉上王游宴之外，未尝暂废”[8] 。成宗国王时期，增置弘文馆官职，“王日开讲筵，宰 相、台谏亦令轮参，又有夜对，以尽群下之情”[11]，经筵制度得以确立，并形成了每日三讲（朝讲、昼讲、夕 讲）的基本规制：
我朝日三御讲筵，谓之法讲。前一日承政院揭示粉板曰：来日某时讲朝讲，则领经筵事一 员，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中一员，特进官二员，承旨一员，玉堂上下番两司各一员进参；昼讲如 朝讲，而领经筵事不与焉，特进官一员轮对，宗臣、武臣各一员，两司城上所诣台者微禀同入；夕 讲如昼讲，又有召对焉，夜对焉。特进官之设，始于成庙朝，只参朝讲，中庙朝命并入三讲［12］。
可见，成宗国王时期已然形成了“日三御讲筵”的“法讲”制度。其中参与“朝讲”的官员有领经筵事 一员，知经筵事、同知经筵事中一员，特进官二员，承旨一员，玉堂上下番两司各一员；“昼讲”“夕讲”大体 与“朝讲”相同，但领经筵事官员不用参与。及至中宗时期，又将特进官入侍，扩展到了“昼讲”与“夕讲” 之中。
关于“三讲”之间的讲授关系，成宗国王即位之初，首先就“朝讲”与“昼讲”，大体确定了这样的基本 规制，“朝讲，音、释各三遍后，上读音、释各一遍；昼讲，上读朝授音、释各一遍”[13]8册444 。不久之后，随着 “夕讲”的开设，又有所调整，规定“昼讲”主要讲解“朝讲”所授内容，而“夕讲”则讲解前日所授内容，“昼 又讲朝授，夕讲前日授 ”[13]9册 113 。也就是说，三者之中，“朝讲”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昼讲”与“夕讲”主 要是对“朝讲”学习内容的进一步复习、巩固和提高。因此，“朝讲”参与人员的身份与地位，及其对国家 政治的影响力，也是相对较高的。
李光涛通过对《朝鲜成宗实录》相关经筵资料的分析，认为朝鲜王朝前期的经筵“既无进讲之仪式可 言，又无什么‘讲章’之虚套，而乃是君臣之间临文发挥，随事讨论古今得失之所在”，尚处于不太完备的 状态[14] 。与同时期的明朝相比较，朝鲜王朝的“经筵”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从国 家政治生活的角度来看，则也与明朝类似，“经筵”活动常常并不限于“学问”研习本身，还不时延展到了 国家政务、政事的讨论上，“大抵朝讲，则大臣、台谏，皆入侍，时政得失，民间疾苦，亦得闻之矣”[15]18册623。 这使朝鲜王朝的经筵制度，也如明朝一样，成为了朝廷政务处理与国家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①。
二、《衍义补》传入与中宗时期的进讲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是对宋代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一种补充。而《大学衍义》作为劝导“人君治 国”的帝王之学，早在吴元年（ 1367），就在儒臣宋濂的推荐下，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他命令将该书 “大书揭之殿两庑壁”，不仅自己时常观览，还曾命宋濂在西庑为群臣进行讲解[16] 。这一政治举措与风 气，对朝鲜王朝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太祖国王李成桂即位后，也在大臣的建议下，“命大司成刘敬、内史舍 人柳观更日入值，进讲《大学衍义》”[8]。“大学”之学问，也由此成为朝鲜王朝经筵进讲与君臣研习的重要 内容。及至成宗国王时期，朝鲜儒臣李石亨认为“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其论帝王为学之本，为治之 序，善恶之所以分，治乱之所自由，极尽且备”[17]，但内容略显繁杂，不利进讲，遂与洪敬孙、赵祉、闵贞等 一起，对该书进行删裁、增补，撰成《大学衍义辑略》一书，并成为经筵讲读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文献[13]8册650。
《大学衍义》重点在于培育帝王的“内圣”之德，因而对帝王“外王”之功，则少有述及。而丘濬《大学 衍义补》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大学衍义》的这一结构缺陷。因此，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明孝 宗皇帝的重视，也因此引发了朝鲜方面的注意。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成宗二十五年（明弘治七年， 1494），朝鲜赴明使臣安琛在北京自购了《大学衍义补》一书，将其带回国内，并进献给成宗国王[13]12册462。这也是目前所见诸史料记载中，《大学衍义补》传入朝鲜的开端。
《大学衍义补》传入朝鲜不久，成宗国王便因病去世，随之即位的燕山君，沉溺于暴政与朝臣的争斗 之中，经筵进讲几乎废弛不举。中宗元年（明正德元年，1506）9月，吏曹判书柳顺汀、知中枢府事朴元宗、 副司勇成希颜等人发动政变，迫使燕山君退位，并迎立成宗另一子晋城大君李怿嗣位，成为朝鲜王朝历 史上的中宗国王。
中宗国王即位后，经筵制度也日渐恢复正常，此时确定的“朝讲”进讲书目为《尚书》[15]14册 84页；到中宗 四年（明正德四年，1509）4月3 日，又开始进讲《春秋》[15]14册329；中宗七年（明正德七年，1512）7月4 日，进讲 朱熹、蔡元定的《易学启蒙》[15]14册565；中宗十一年（明正德十一年，1516）10月2 日，换讲《礼记》[15]15册232；中宗 十二年（明正德十二年，1517）8月 8 日，讲《大学衍义》[15]15册308 。中宗十三年（正德十三年，1518）1月4 日， 在赵光祖等人的力主下，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久废的“昼讲”之制，开始在“昼讲”中进讲《小学》[15]15册384。
可见，《大学衍义补》在朝鲜中宗国王统治的前期，还未被纳入朝廷的经筵进讲之中。但从《朝鲜中 宗实录》的记载来看，该书在朝鲜君臣中还是有着一定影响的，在经筵进讲的对答中，也不时被朝鲜君臣 提及。中宗三年（明正德三年，1508）3月 14 日的“朝讲”中，在讨论“风闻言事”问题时，领经筵事大臣成 希颜就谈到“有丘濬者，识见甚高，撰《大学衍义补》，极言风闻之非。臣尝观之，以为甚是。”[15]14册238 中宗 十四年（明正德十四年，1519），中宗国王在与群臣讨论国忌日服色的时候，大臣安瑭也引述了《大学衍义 补》中关于“浅淡服”的相关言说[15]15册555。
就现有资料来看，《大学衍义补》被正式纳入经筵“朝讲”，似乎是在中宗十九年（明嘉靖三年，1524）。 据《朝鲜中宗实录》记载，这年7月22 日，中宗国王“御朝讲，讲《大学衍义补》”，并与领经筵大臣南衮就其 中的“公铨选之法”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讨。[15]16册323可以说，《大学衍义补》似乎有些略显突兀地进入了 朝鲜王朝经筵进讲的行列，并且占据了“朝讲”的最高位置。之所以说“略显突兀”，主要有这样几点 原因：
第一，中宗十二年，就已进讲过《大学衍义》，再进讲与之同类的《大学衍义补》，可以说是略有重复之 嫌疑。而且，就《大学衍义补》在当时朝鲜的地位、影响来说，与一些大臣推荐的《性理大全》等书[15]14册339页 相比，还是有所差距的。
第二，中宗十三年，赵光祖等人重启“昼讲”，并一改常制新讲《小学》一书，显然是意欲进一步提升 《小学》的地位，实际上是为《小学》进入“朝讲”做准备。
第三，《大学衍义补》一书，虽然为朝鲜君臣所接受，但对其内容，还是有着诸如“其议论有不纯正处”[15]17册166 之类的种种非议。将这样一部有“争议”之书纳入“朝讲”行列，似乎也有些草率之嫌。
但不管这样，《大学衍义补》最终被纳入到了经筵进讲的行列之中，而且出人意料地竟然占据中宗朝 经筵讲席，长达近二十年之久。直至中宗三十七年（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9月，检讨官洪昙上疏指出 《大学衍义补》已经进讲多年，一直未能毕讲，主要原因是中宗国王近来少御“朝讲”，只在“昼讲”“夕讲” 讲读，拖慢了速度。因此，鉴于现在讲义所剩不多，希望中宗国王勤开“朝讲”，争取在一个月之内结束 《大学衍义补》的进讲。对此，中宗国王予以了认可，“大抵朝、夕讲，相间为之，《衍义补》余卷不多，则数 御朝讲可也”[15]18册623 。然而，即便如此，《大学衍义补》进讲的真正终结，还是拖了近半年之久。中宗三十 八年（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2月 13 日，弘文馆官员在上启中才提到“《大学衍义补》，今将毕讲”，并询问 “毕讲后，经书进讲事，前已议得，经书中以何书进讲？”中宗国王则给出了“先讲《周易》”的答复[15]18册660。
可见，《大学衍义补》在朝鲜中宗时期的经筵进讲，大致起于中宗十九年七月，结束于中宗三十八年 二月，长达近二十年。之后，中宗国王虽然确定了继续换讲《周易》的计划，但由于其后不久就罹患重病 去世，这一计划并未能很好执行。新即位的朝鲜明宗国王，则在大臣尹仁镜等人的推动下，确定了“朝、 昼讲则《小学》，夕讲、夜对则《孝经》，以此迭讲”的经筵讲读计划[18] 。从此，《大学衍义补》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离开了朝鲜王朝经筵进讲的讲席。
三、《衍义补》进讲背后的朝鲜政争
《大学衍义补》传入朝鲜后，正值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相对激烈化的一个历史时期。朝鲜世祖李瑈时 期，围绕着专制王权与中央集权的强化，一部分受到世祖信任、优待的功臣群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勋旧派”的政治势力，一直占据朝鲜政坛的中枢位置。成宗国王即位后 ， 不满于“勋旧派”势力过大，开始引入新兴的“士林派”以制约、抗衡“勋旧派”，从此，“勋旧派”与“士林派” 的权力斗争不断加剧[19]。
“士林派”在燕山君时期受到王权的强烈打击，发生了朝鲜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士祸”——戊午士祸 （燕山君四年，明弘治十一年，1498），“士林派”官员被大量流放、问罪。数年后，燕山君又发动了第二次 “士祸”——甲子士祸（燕山君十年，明弘治十七年，1504）。这次“士祸”，燕山君不仅针对“士林派”，也对 “勋旧派”进行了无差别的打击、杀戮与迫害。这种局势下，“勋旧派”与“士林派”暂时抛却成见，在朴元 宗、成希颜、柳顺汀的领导下，于 1506年发动政变，幽禁燕山君，迎立晋城大君李怿，史称“中宗反正”。
李怿即位后就为“戊午士祸”平反，使“士林派”元气有所恢复。但朝政大权依旧掌握在以“三大臣” （朴元宗、成希颜、柳顺汀）为首的“勋旧派”手中。为巩固势力，他们要求中宗国王以“靖国”之功，重点对 勋旧派官员进行封赏，前后多达数百人。这引起了“士林派”的极大不满，他们以封赏过滥，且“听闻”所 封多有不实的名义，进行驳斥、批评。“勋旧派”也随之进行了反击，其中《大学衍义补》中宋人胡寅及丘濬 本人，关于武则天“风闻言事之失”的议论，就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学术依据① 。之后，双方的权力斗争 ， 围绕着争取王权支持这一核心，也渐渐深入地扩展到了“经筵进讲”这一政治与学术场域。
中宗时期的“勋旧派”与“士林派”，虽然从学问属性上都属于程朱学派，也就是朝鲜所说的“性理 学”。 但从其学术基础来说，还是多少有所偏重。“勋旧派”由于长期主掌政坛，主持对主上“帝王”能力的 培养，也形成了其侧重于以“大学”为核心的经学学问的特色与优势。而“士林派”作为后起的政治势力， 其核心人物的学术根基则主要以“小学”为主，②这也成为他们与“勋旧派”争夺经筵主导权（“得君行道”） 的重要学术武器。
中宗国王即位后，经筵的主导权自然控制在了“勋旧派”的手中，力推以“大学”为核心的经学教育， 也将经筵作为他们影响、亲近国王，进而操控国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与场域。对此，“士林派”领袖金安国， 曾试图予以改变，他以“废王（燕山君——笔者注）进讲《春秋》，至于遏人欲存天理，全不致意讲明，而或 至诛乱贼之事，反覆问之，其所降旨，必举《春秋》强臣叛乱之事……终至大败”为例，希望中宗像成宗国 王时期那样，改讲《性理大全》[15]14册339 。但这一建议，显然是不会被“勋旧派”采纳的。
之后，“士林派”采取迂回政策，积极推动在四学儒生、地方乡校中推进“小学”教育，并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与影响力[15]15册233 。中宗十年（明正德十年，1516），为制衡“勋旧派”势力的扩展，中宗国王起用“士林 派”核心人物赵光祖，“士林派”势力大增。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1518），在赵光祖等人的力主下， 恢复停摆已久的“昼讲”，且不与“朝讲”同步，额外进讲《小学》诸书[15]15册384，使“昼讲”成为“士林派”争夺 王权支持的一个重要学术阵地，君臣间“相与论难不辍，或至日晏”[15]18册452。
然而，随着“士林派”势力的快速增长，不仅与“勋旧派”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也引起了中宗国王的疑 虑与担心。为进一步平衡政局，他于中宗十四年（明正德十四年，1519）底依托勋旧派洪景舟、南衮、沈贞 等，发动了“己卯士祸”，将赵光祖等士林派官员抓捕、流放，不久又将赵光祖赐死，使士林派势力受到重 创。不过，中宗国王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士林派”，士林派在朝廷中依旧还有一定势力，同时，他还任 命与士林派关系较好的金安老为吏曹判书，并将女儿孝惠公主嫁给其子金禧，以此来牵制勋旧派。因此，“昼讲”及讲读《小学》之事，在“己卯士祸”后依旧被延续了下来。《朝鲜中宗实录》中宗十五年（明正德 十五年，1520）4月5 日的记录中，就记载了中宗“御昼讲，讲《小学》”，并与侍讲官郑士龙就“忍”的问题， 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讨论[15]15册642。
这一局面，显然是“勋旧派”不愿意看到的。在这年6月 19 日的“朝讲”中，领事大臣李惟清等就借讨 论王安石变法问题，对赵光祖等人的倡导“小学”之教，进行了抨击，认为“近年光祖之徒，假托《小学》之 道，谓唐、虞之治，一朝可立，故人皆惑之”，并提醒中宗“今光祖之类，虽已伏罪，亦当戒谨，而防其复起之 渐也。人心操舍之无常，甚可畏也。”[15]15册669次年（中宗十六年，明正德十六年，1521）9月4 日的“朝讲”中， 南衮等人则以中国许衡、陆秀夫故事为说辞，正式提出了回归“大学”之教的建议：
许衡，一时大儒。当世祖立国之日，中统、至元之治，皆衡之功也……而以《大学》修身为本 之言，尤为精切……近者儒士皆驰骛于外，名为做治心之功，而不事于读书、制述，无开心、明理 之学，而有饰外、遗中之弊，不亦误耶？ 如《小学》诸书，岂有以读书为不可哉？ 又岂有不读书而 能有用哉？ 其弊至今犹存……宋臣陆秀夫航海之时，亦劝讲《大学》章句。况在平时，其尊师、 重道之意，尤不可不念也。［15］16册61
于是，随着“朝讲”《大学衍义》的即将结束，在南衮等勋旧派大臣的极力主张下，经郑光弼提议，最终 确定在“朝讲”开始正式讲读《大学衍义补》。 同时，将尚未讲毕的《大学衍义》剩余内容，放置在“昼讲”中 继续讲读。而作为“士林派”学术象征的“小学”，则被从中宗国王的经筵讲席中逐渐清除出去，“大学”体 系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学衍义补》也于这种机缘巧合中，首次登上了朝鲜王朝的经筵讲坛，并在其 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延续了近二十年之久，也对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不过，及至明宗国王时期，随着“士林派”的再度崛起，并在朝廷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大学衍义补》 也随之渐渐退出了经筵讲坛。直到近二百年后的朝鲜英祖国王（在位时间 1721— 1776年）时期，才再度 进入朝鲜王朝的“经筵”行列[20]。
四 、结语
朝鲜王朝建立后，沿袭前制，设立“经筵”，对国王进行“帝王学”教育，并日渐形成了所谓“三讲”（朝 讲、昼讲、夕讲）的基本规制。不过，经筵活动的内容，常常并不限于教育及研习学问本身，也包括了对国 家政事的讨论与处理，因而“经筵”也成为朝鲜君臣政务处理与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域。
“大学”之教，一直是东亚儒家政治文化中“帝王学”的重要内容。丘濬《大学衍义补》问世后，不仅得 到明朝君臣的重视，也引发了朝鲜方面的关注，并很快传入朝鲜半岛。《大学衍义补》传入朝鲜前后，正值 朝鲜王朝“朋党政治”渐趋激烈化时期，“勋旧派”大臣与新兴的“士林派”势力，围绕朝廷政治的主导权 ， 展开了殊死争夺[21]，并延展至学术领域之中。“勋旧派”由于长期主掌政坛，形成了其以传统“大学”之教 为核心的学问特色与优势；而“士林派”的学术根基与学术武器，则主要以“小学”为主。中宗国王即位 后，经筵的主导权虽然控制在“勋旧派”手中，力推以“大学”为核心的经学教育。但“士林派”却采取迂回 政策，积极在四学儒生、地方乡校中推进“小学”教育，并在中宗十三年成功将“《小学》诸书”纳入“昼讲” 行列，以为进一步夺取经筵主导权做准备。
“士林派”崛起及其与“勋旧派”矛盾的加剧，使中宗国王出于平衡政局的目的，依托“勋旧派”大臣发 动“己卯士祸”，对“士林派”予以打压，士林派势力受到重创。而“勋旧派”为确保自身经筵主导权的稳 定，逐步将“小学”之教从经筵讲席中清除。同时，在《大学衍义》即将毕讲的情况下，由南衮、郑光弼等勋 旧大臣主导，最终确定了续讲《大学衍义补》的讲读计划。于是，中宗十九年七月，《大学衍义补》正式登 上了朝鲜王朝的经筵讲坛，并从此占据中宗朝经筵讲席长达近二十年。可以说，《大学衍义补》的经筵进 讲及其之后的退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王朝中后期，朝廷政局及政治文化演变的基本脉络与 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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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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