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业到统战部后被分到对台办，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十二月份的某一天，统战部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主要议程是动员全体同志积极参加扶贫工作。
根据中共商丘地委和行政公署的具体安排，针对当时全区出现的部分地区贫困状况，为确保全区不能出现外出讨饭、更不能出现饿死人現象的发生，地委行署发文要求，全区区直机关、区直各单位都必须高度重视，拿出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深入农村第一线，进行扶贫。
按照上级分配的扶贫单位，地委统战部与地区民族宗教局两家负责民权县伯当回族乡。对此，统战部需要选派一名同志下去扶贫，时间半年，到次年的六月份小麦收割结束，要求大家自愿报名，组织批准。
我听了动员后，几乎没加思索，就积极报名了，表示愿意下去扶贫。结果，很多人并没报名，就我报名最积极主动，而统战部领导居然就决定安排我这个最新的同志下去从事扶贫工作了。
我虽然自幼出生在农村，但离开家乡、离开农村毕竟十三年了，对于贫困深有体会，可如何开张扶贫是根本没任何认识、感悟和办法的，更谈不上如何去开展工作了，真可谓是“赶鸭子上架”，可既然报了名，不下也得下，那就下去吧。
下乡扶贫的具体要求是，必须有一名领导带队、两名工作人员，下去之后要长时间在农村吃住，以确保扶贫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动员会议结束两天后，我便随统战部一名副部长侯XⅩ以及地区民委(全称商丘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刘XX，一同来到了民权县伯当回族乡，开始了我们根本不熟悉、且无所适从的扶贫工作。
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调查、了解、走访、摸底、排查，最终把困难户找出来。
通过调查走访，我们找出了导致贫困的多种原因，即:家中有病人、家庭人口多而无劳动力、收成不好、意外受伤、生病等多种原因而致。为杜绝因吃不上饭、穿不上衣，难以度过麦收前几个月的艰难时光，外出逃饭或被饿死人现象的发生。
到伯当回族乡的次日，我们便与乡政府负责此项工作的乡干部、会同村委会干部一起开始了走访、调查，及时确定贫困对象，以便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
确定困难户后，统战部、地区民委，会同乡政府，逐级从单位内拿出相应的扶贫资金，并号召大家捐款捐物，集中发放给那些特别困难的家庭。同时，引导困难的家庭开展自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管理好冬春季麦田，以使夏粮丰收，形成良性循环。
扶贫的日子是枯燥无味的。白天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乡政府食堂与乡干部一起就餐，吃饭人数中午最多，大约二十多人，早饭和晚饭也就是七八个人。
乡党委书记李xx同志，对我们两个很是热情周到、关爱有嘉。他专门安排一位乡党委副书记负责此项工作，并让他与我们一道工作与生活，同时设法度过漫漫的冬天长夜。
在下乡扶贫的那段日子里，散步聊天是我们打发漫长时光的主要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失时机的开展工作。如积极主动的与一些有影响力、且德高望重的回汉族老人交流交谈，力求从中了解到更多信息。如谁家最贫穷?为何致贫?有何办法等。通过详细情况的了解与掌握，我们再逐一走访，从而使扶贫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在那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更没有暖气的环境下，晚上睡觉即使盖上厚厚的两床棉被也是浑身发抖，被窝都是凉的。
白天工作时间，日子特别好打发。乡政府内有一张乒乓球台，此时担任乡长的赵xx同志因会打乒乓球，他便利用休息时间，常常陪我挥拍打一阵子，好不痛快。
伯当乡距民权县城有十几公里，交通极为不便。按规定，我每周六下午可回商丘市一次，休息一天，可是却要等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到县城，而到县城后再转乘长途公交车到商丘，周一回伯当乡亦然。
最困难的是一旦有了雨加雪，有二公里多的泥宁道路特别难走，常常累得我是气喘吁吁、苦不堪言。后来，由于刘ⅩX单位有事，回到了原单位，便只留下了我一人在此工作。
由于我是新人，特别敬业，从周一到周六，我从不脱离工作岗位，不论是地区扶贫领导还是统战部和民委领导下去检查，我始终在岗在位，从不擅自离岗。好在那时下乡还有每天一元钱的辛苦补助费，每周往返车票也一并报销。
三个月的扶贫日子终于结束了，接替我的是统战部另一位同志。
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六月，统战部担负的扶贫工作任务结束了，按照有关部门要求，需要做一个扶贫工作总结，由最后一个人负责撰写。
而那最后一位同志，却把扶贫工作总结写的一塌糊涂。由此，我也了解到，统战部能掂动笔杆子的不多，嘴巴吹牛还行，而写文章则相差甚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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