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卫生值日安排表(幼儿园卫生值日安排表)

我出生在1960年代后期的农村,未及半岁,父亲英年早逝,母亲拉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求生。按说,贫寒之家的孩子应该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我是例外,既不勤快也不节俭!究其原因,一是父亲早逝,母亲操劳于生计,我是无人管教的孩子;二是家境虽然贫寒,但好在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生活在一起,算是个大家庭,还不需要我从小挑起家庭的重担;三是由于缺乏家庭的管教,加之从小痴迷于看小说,我的价值观大多来自于书本,特别是古今中外英雄义士侠客情怀之类对我影响甚大。于是,我就像一棵野草,在荒芜中野蛮的生长。与同龄的小伙伴们相比,我一是不爱干也不会干农活,二是对他们热衷的钓鱼摸虾掏鸟窝之类的“活计”不擅长也不热衷。我的兴趣主要有两点:一是读书,二是“玩水”(游泳)。

父亲未能对我耳提面命给予教诲,却留下了很多的书。我上学很早,一旦识字了,就喜欢抓着书就看,父亲留下的书大多是故事书,从古代的到现代的小说都有。我记得看的第一本书就是父亲留下来的,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字是《春秋故事》,那应该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上山放牛的时候拿着那本书看完了。那时候还小,认字不多,但连蒙带猜的也能搞清楚故事的大概。那本书里的故事大都不记得了,隐约记得的大致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郑庄公与继母“黄泉相见”,公子重耳、公子“小白”等故事。

父亲生前本是国家干部,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读书人,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辞职回乡,却自学成才变成了一名鼓书艺人,我们老家叫作“说书的”。父亲说书的名气很大,方圆几百里无人不知。父亲说过的书很多,从《封神榜》到春秋战国,从楚汉争雄到《三国演义》,从《隋唐演义》《西游记》到《杨家将》、《水浒传》、《岳飞传》到《朱元璋》,一直到《林海雪原》《潘冬子》……这么些书我差不多在小学到初中阶段都读完了。

我从小学到初中,是一个爱逃学、爱看小说,劳动课总偷懒的学生,但学习成绩却总是数一数二。1977年,文革后全国恢复首届高考的时候,我刚上初中,我的初中是在家乡的三港中学上的,设有初中、高中各两个年级。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文革前大学本科毕业的,有工农兵学员,有师范速成班的,也有临时抽调的代课老师。其中就有我的亲舅舅,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录取的大学生。

1978年,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热潮中,学校首次评选学习标兵。我被评为初中部的“学习标兵”,全校仅有初中高中各一名。全校师生分成两拨,分别送两位学习标兵回家,学习标兵胸带大红花,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全体师生随后护送,敲锣打鼓,热闹非凡。我当时年仅12岁,个头最矮,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接受大队护送和道路两旁观众的“瞻仰”,一路上观者云集,几乎都在发出“这么细的伢儿,这多人送啊!?”惊叹。

1979年的时候,我们那所中学的高中被取消,我们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要参加中考。中考后的去向有五:一是黄冈高中,那是地区重点中学;二是县一中,是县重点高中;三是骆驼坳中学,那是全县仅次于一中的镇中学;四是另一所乡中学,读初三;第五,就是什么也没考上,回乡务农。

我作为初中的学习标兵,老师给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考上黄冈高中,二是考上罗田一中,结果是一个没考上,考上的是骆驼坳中学。没考好的原因,首先当然是我的确不努力,我的舅舅对我是恨铁不成钢。记得初二开始住校,舅舅让我住到他的宿舍,住了几天,我嫌不自由,就以不打扰他为借口,蹭到学生宿舍去了。到了学生宿舍,也不安分,经常晚上溜到外面同学家。

同学当中,有两兄弟,一个叫世民、一个叫世国,他们家就住在学校后面叫九龙湾的村子里。一天晚自习之后,他们两兄弟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去了之后,三个人躺一张床上,他们兄弟一定要让我讲故事,我无法推脱,只能从命。我们老家把讲故事叫“谈传”,所谓“谈传”是空谈,是区别于“说书”的另一种形式(没有鼓板)。记得我谈的是我最喜欢的大唐故事,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从开国到征讨四方的系列故事。

乡下的房子不隔音,我们讲的都被隔壁房间听的一清二楚,世民世国兄弟的大哥大嫂就在隔壁房间,有时候我们讲的太晚了,他大哥就提醒我们该睡觉了。在他们家不知道睡了几个晚上,直到有一天下晚自习后,刚到他们家,赫然发现,堂屋里坐满了人,差不多是全村的所有老人!世民世国兄弟的父母热情招呼我说,他们都是来听你谈传的,你的茶都给你泡好了。我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很快的,九龙湾村民听三港中学的学生说书的消息四下流传,自然地就传到了学校。为此,我舅舅决定抓我的现行,而我们却都还蒙在鼓里,结果就是被“当场抓获”。我被舅舅带回学校,舅舅对我“约法三章”:一是上课不许看小说;二是必须按时完成学习任务;三是晚上不许去学生宿舍,当然更不许跑出校门。尽管如此,以当时的学习条件和我的学习自觉性,要想考上重点中学还是不大可能。

这里说的学习条件,首先就是师资条件,老师当中,除了舅舅是大学毕业,还有一个英语陈老师很不错,其他老师大多为工农兵学员,所以,我的课程中,除了舅舅教的数学和陈老师教的英语还算不错,语文凭自己的基本功勉强应付外,其他课程都是云遮雾罩、稀里糊涂。这样的学习成绩也是不大可能考得上黄高、一中的,能考上镇中学也算是正常结果,而且考上的就我与另外两位徐姓同学,我名列第一。

1979年9月1日,我背上行李去骆驼坳中学高中报到。新的学期,随着我升入高中,我初中的两位最好的老师都调走了。我的舅舅被调往县一中,我的英语老师被调往骆驼坳中学。巧合的是,报到第一天我居然和英语陈老师同行,就是我走到三港中学门口的时候碰巧遇到了陈老师。或许是陈老师专门在等我,我们坐了同一辆拖拉机,“同车抵达”骆驼坳中学。我被分在高一(1)班,班主任就是陈老师!

陈老师可谓我的恩师,初一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刚走到校外不远处的供销社,他从后面追上了我,对我说“海军,走,买书去!”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听说供销社里来了新书,有《安徒生童话选》和《格林童话选》,他进去买了后往我手里一塞,说“你先看,看完还我就行”。两本新书到我手里,变成了旧书才还给他。那两本书并不厚,比起《三国演义》这样的大部头,是标准的小儿科。关键是我还偏偏喜欢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对小儿科的童话故事兴趣不大,所以反而看的很慢。我小时候看的书小部分是家传的,其他多是找别人借的,借的书往往有时间限制,所以我养成了看书速度快的特点,有时候拿到一本长篇,废寝忘食地捧读,一天就能看完一本。而这两本童话我却磨磨蹭蹭的看了几个月才看完。

高一上半年,陈老师一开始就是班主任,他让我当了学习委员,从小学开始到高中一年级,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在那七年多的时间里,我除了学习成绩凭着小聪明还维持着班上的前列外,其他方面则是乏善可陈。之前的学校本来最看重劳动,而我论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总是不折不扣的“班上最差”,年纪最小、个头最矮、手脚最笨、身子最懒,可偏偏最受老师呵护宠爱。论组织纪律,我也是自由散漫,堪称班级之最,迟到旷课是家常便饭,课堂上看闲书,上学途中,每逢夏天沿途偏僻处的池塘都是我的游泳池。由于我天生胆大加上与生俱来对于水的亲近渴望,我是小伙伴中最先学会游泳的,小小年纪就充当了水上保护神的角色,在我的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年龄比我大的追随者。

高中一年级,陈老师带了半学期,就因病请假了。代替陈老师的是石桂生老师,他出任高一(1)班班主任和英语教师。石老师是蕲春人,翻译官出身,英式发音纯正优雅。他的行为做派也非常“英式”,梳着大背头,喜欢穿毛背心、白衬衣,皮鞋铮亮,典型的绅士风范。石老师还有一大爱好,就是晨练跑步。冬天,我们班每天早上在石老师带领下,从学校操场整队出发跑出校园,在公路上往返大约跑上一公里。石老师自己则继续往前,每天要跑五千米以上。石老师教了我们小半年,学期结束,新年过后他就高升了,被调往黄冈师专,做了大学老师。

石老师平易风趣,时年三十来岁风华正茂。后来到我上了大学,去黄冈师专找同学串门,顺便看望了石老师。记得他见了我有些惊讶,说我长高长大了。回想高中一年级,十三四岁的我少不更事,在石老师麾下当个学习委员,算是非常任性的,而石老师温和宽厚,虽然也批评过我,总的来说还是很宽容的。1983年7月,在黄州见了石老师一面,一别至今三十多年了。

高一下学期,要开始分文理科,我被分到了文科班。按说以我的成绩看,数理化成绩还可以,我尤其喜欢物理。物理课韩昌立老师是武汉人,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身材瘦高,语言幽默,讲课深入浅出,我上物理课十分专注,我对自然科学的着迷主要源自高中物理。我的数学老师则是瞿顶怡老师,当时已是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不久后即升为校长。我对于数学似乎没有对物理那样的专注,上课经常看小说,瞿老师明明知道我在看课外书,也没有当众批评我,数学成绩也只能是差强人意。

记得那年寒假期间,我走亲戚途中遇到回老家的瞿老师,他让我坐到他的自行车后面,边走边聊,问我愿学文科还是理科,我说我想学理科。他问“你不是喜欢看小说吗?为什么不学文科?”我说“我不喜欢死记硬背”,他说“学文科不一定就是死记硬背啊,你还是学文科吧。”他大概觉得我数学成绩一般,上课又不专注,老看小说,更适合学文科,我对此未置可否。所以新学期我就被分到了文科班。

文科班班主任是张介云老师,也是很优秀的语文老师。学期初选班干部,我由于之前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所以同学投票,我也被选进了班委会,张老师问我们的意向,我没好意思说我想做学习委员,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突出。结果是,张老师让我做了劳动委员,我顿时觉得是“奇耻大辱”,以前都是学习不好的同学才当劳动委员,是所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才干的,所以我很有情绪,但又羞于表露。张老师对我不熟悉,他让我安排班级劳动卫生,要我做一个卫生值日表出来。我为了省事,就在张老师贴在讲台上的班级名单上划了几个圈,还在旁边标上“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跟大家说,今后就照这个顺序值日。

张老师来班上,一看讲台名单被如此涂鸦,不禁勃然大怒,问是谁干的,我说“是我,你不是让我安排值日吗?”张老师说“这个是座次表,是给老师上课点名用的,你画的乱七八糟的,老师怎么看?”我说“我不会劳动,你撤了我的劳动委员吧!”张老师没有同意,他说“你损坏了我的座次表,就不罚你了,我要重新写名单,你也要重新写一个值日表!”

老师的批评让我丢了脸,劳动委员的职务让我觉得丢人,上文科班又非自己所愿,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收拾书本逃到了理科班,少年任性,无以复加!

我逃往理科班时,还是留了个心眼,专门选了个较差的班。也不跟老师请示了,直接闯进教室,找了个空座位坐下。新的班级的班主任是徐爱群老师,他在教室见到我先是很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想学文科,想学理科。他虽然意外,但也没有赶我走,碰巧,英语陈老师又回来上课了,他听徐爱群老师说了我的情况,上课见到我笑着说“挺好,你就到这个班吧。”此后,文科班的张介云老师还找过我,他跟我说,瞿校长让你还是回文科班,我说我就上理科班。

在这个较差的理科班,我当然轻轻松松的就是“学霸”了,所以就更加无所顾忌,上课看小说,自习课经常溜出校门,作业经常不交,学习态度那叫一个糟糕!但有班主任徐老师和英语陈老师的偏爱和庇护,这半年过的可算是无忧无虑。

高一结束了,我的成绩在年级只能是中等。假期中间,我舅舅专门来校与老同事们见面(他之前曾在该校任教),与校长老师们沟通后,决定让我在高一留一级,一是我年龄还小,二是学习自觉性差,瞿校长同意了舅舅的决定。

新学期开学,我这个老生又坐到了高一的教室。但在这个班我还是最小的,该班学生大多是外地转学加本校复读的学生,按说复读生应该在高二,但这些复读生却从高一开始复读。班主任是一位年届六旬的老教师,教的是语文,姓名已经记不太清了,我算是“老油条”一个,高一课程已经学过,所以无所用心,浑浑噩噩。

任课老师中,印象较深的是教英语的吴世华老师,据他自己说,他上过三次大学,一次学音乐,一次学美术,一次学英语,他教的英语课我倒没有什么进步,但他是唯一一个上课讲普通话的老师,所以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中文(普通话)比英语多。

教数学的老师先是王珏老师,那是我们县的“数学大王”,没有他解不了的题,但我不爱做题,数学也没有多大长进。后来换了一个老师也姓王,却是个典型的“土八路”,外表邋遢,语言粗鲁,但对待学生实际上却极为亲切。可惜,我不怎么买他的帐,上课时经常看自己的小说,更有甚者,有时候坐在后排,还和同桌偷偷在板凳上下象棋!

有一次上课,我在看小说,眼睛老盯着桌子下面,被王老师看出了破绽,他突然停止了讲课,直接向我走来。我临危不惧,用腿碰了碰旁边的同学,同桌会意,从桌子下面把我看的小说抽走了。“罪证”转移了,我就很笃定的仍然低着头看自己的双手,王老师走到我跟前,我也没有抬头看他,他很生气,把我狠狠的批了一通,勒令我写检查。我平生第一次写检讨,没有讲空话套话,讲了一些真心悔过的话,语句还算通顺,王老师把我的检讨当做作文范本似的当着全班念了一遍,表扬我检讨的深刻,还勉励了我一番,说是只要你把心思用到学习上,是可以成为“尖子”的。可惜,我也没有听进去,仍然我行我素,当然也就没有成为“尖子”。

晚自习的时候,我经常偷偷溜出去,到学校外面的供销社看电视。那时候的电视很稀奇,除了公家以外,在乡镇农村,私人家几乎没有。每到晚上,镇供销社在一间大会议室里面放电视,观者如云,跟放电影差不多。记得那是在1980年前后,在电视里面看过卡特总体访华,看过电视直播审判“四人帮”,看过足球世界杯预选赛,看过中国男排亚洲杯夺冠,好像就是那一次,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有天晚上,我与其他班许多同学正看得入迷,突然听见一声大吼:“骆驼坳中学的学生给我出来!”那是体育老师冯建军老师的声音,学校最威猛的老师,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冯老师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同学们呼啦一声作鸟兽散,我是天生的心理素质好,心怀侥幸的想“大家都跑了,我一个人反而安全了”,自以为躲在人丛中,老师看不见。就不为所动,继续看电视。哪曾想,我们坐在电视荧光屏前面的人脸被电视照亮的一清二楚,老师在电视后面当然看的见,冯老师对着我喊“还有学生没出来”,我以为老师虚张声势,只当没听见。冯老师一怒之下,分开人丛冲到我跟前,照我头顶就是两个“爆栗子”,我才起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在全校早操时分,冯老师点了我的名“高一(3)班某某某,他可以当特务,我喊到他的脸上他都不答应…”大概是说我的心里素质好,遇事不慌的意思。结果全场哄笑,幸亏天未大亮,同学们看不见我的窘态。但冯老师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他是校团委书记,我刚刚入团,于是他决定给我一个团组织的警告处分。记得冯老师单独找了我谈话,问我为何如此不用功,是家里条件很好吗?当得知我家在农村,家境贫寒,他十分不解,他说,据他了解,我是高一年级出了名的贪玩分子,我的解释是现在是高一,到高二再用功不迟。他语重心长的说“你就算是天才,也不能这样荒废时间,高考录取率这么低,你对自己这么有把握?为了让你变得用心学习,这次给你一个警告处分,看你今后表现,可以视情况给予撤销,否则就要记入档案!”

升入高二,就是毕业班了。高二年级共三个班,一百来号人,一个文科班,两个理科班,我们班是理科所谓的应届班,语文徐鸿飞老师是班主任。物理王光明老师、化学胡维新老师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所以我的物理化学学的还不错,尤其是物理一直是我所偏爱的科目,别人觉得很难的东西,我却兴趣盎然。政治课老师李小七,是个奇才,他在家中排行第七,大名就是“小七”。据他自己说,他只有小学时好好学习过,初中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是红卫兵闯将,能歌善舞,尤其以口才好著称。文革结束,他以代课老师身份教政治,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到高考毕业班的政治课一路带过来,最后就成了高中毕业班政治课教学的“钉子户”!他带的政治课连年高考创全县、全地区甚至全省最高纪录,而我的政治课在高考之前却从来没有及格过!

到了高二年级,面临高考,所有人都显出了拼命的架势,可是不知为何,我却依然优哉游哉。上课时依然看小说,下了课就冲向乒乓球台,晚自习的时候各科作业经常完不成,早自习则经常是在睡懒觉。因为,从高二开始我成了走读生,住到了姐夫的家里,姐姐姐夫当时在别的学校任教,姐夫的老家在学校后面的村子里,距离学校大约两里路。我每天吃住在他家,晚上到校上自习,早自习则可以不上。经常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吃了早饭去上学。

由于我在班上的慵懒拖沓表现太过扎眼,班主任徐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我谈了几次话,眼见高考在即,我的学习状态仍然没有起色,他决定给我敲一记重锤!一天下午班会,徐老师念了一首长诗,诗名曰《我班海军公》,我当时听了只觉耳中“轰”的一声,诗词的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了,反正是历数我的种种“劣迹”。教室内很安静,同学们大概和我一样被震住了,没有起哄,没有讥笑,我却宛若五雷轰顶。徐鸿飞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甚矣!他历数了我的种种“光辉劣迹”,却没有一句呵斥怒骂,我却觉得比打我的脸还难受。不能不说,老师的“爱之深、恨之切”给我的震动是空前的!

时间飞快,高考之前一个月左右,各校按惯例要进行预考,就是高考筛选。因为高考录取率超低,那时每年全国高中毕业生有数百万,最后能录取到大中专院校的不过30万,为了提高录取率,就只有降低参加高考的考生基数,所以各学校高考前要进行筛选,这就是所谓“预考”。1982年,骆驼坳中学高中毕业生100多人,预考后给的高考名额是文科20人,理科40人,我的成绩是理科第40名!

接到预考过关的通知,我兴冲冲的到学校报到。一进校门,迎面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英语吴老师,他见到我,面色严峻,但由于一直以来他对我还比较喜欢,就对我说“你这次预考很差,勉强选上了,一定要努力才有希望!”我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不免情绪低落。到了班上,班主任徐老师对我说“这一个月,你好好搞,或许能考上个中专。如果不好好搞,一点希望也没有。”可能我太让他失望了吧,他对我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物理王光明老师也找我谈话,可能我的物理考的还不错,在公认最难的科目上我为他争了气,他对我还是鼓励有加。

最重量级的老师登场了!瞿鼎怡老师这时候已经是学校一把手,他也已经有两年多没有给我上过课了,那天晚上他专门把我喊出教室,非常郑重的和我谈话。记得谈话地点是在校内一口小水塘边,周围漆黑一片。他首先说,虽然有两年多没有给我上课,但他一直关注着我,也和其他老师多次沟通,这次我的预考虽然成绩一般,但他对我有信心!他说“你的身上有很大的潜力,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能创造奇迹。黄高的学生中,有过这样的先例,就是通过预考后一个月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我相信你也能够做到!”校长的谈话宛如黑暗中点亮了一把火炬,我的内心“腾”的一声被点燃,我没有吭声,只在心里说“谢谢校长,我晓得怎么做了!”回到教室,我觉得自己已经换了一个人。

那一个月,我的确脱胎换骨了。我首先要制定一个计划,七门功课,千疮百孔,时间紧迫,不可能按部就班,我只能先弥补漏洞。我先设法找全了高中两年全部教材,高一的教材由于是两年前的旧教材,加上我的许多怀习惯,有的教材已经损坏,有的根本找不着了,我只能找高一同学先借用。至于复习资料,我从来没钱买,理科习题集之类既然没有,也就不再操那个心了。数理化三科只是把高中教材从前到后温习一遍,物理化学基础尚可,数学短板要靠做题弥补,但是时间有限,已经无法海量的做题训练了。英语60分,只能把单词尽量复习了一遍,生物科目只占40分,也只能完整地温习一遍教材。

政治课曾经是我最大的短板,但我知道,这是最容易在短期内见起色的一科,于是每天早上拿着政治复习资料拼命诵读。李小七老师为我们准备的政治复习资料全部油印,拿在手上也就几十页而已,我不喜欢死记硬背,反复诵读之下,到后来几乎达到了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境界。语文则几乎没有占用我的时间,我只能凭着从小广泛的阅读打下的基础应付高考。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1982年7月5日上午,骆驼坳中学60名考生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奔赴罗田县城参加高考。校园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全体师生为考生壮行。大卡车开到了罗田县招待所,老师同学都入住招待所,我下车后一个人独自前往县一中,住到了舅舅的宿舍。舅舅没有监考任务,他请假回乡下家里干农活,走之前,他把房门钥匙给了我,三天的食堂餐票为我准备好了,还给我准备了一罐白糖,嘱咐我吃饱睡好。

6、7、8号三天考试,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从容的。虽然高中三年,真正用功只有三十天,可我觉得似乎比之前所有考试都要轻松,没有特别纠结无奈的时候,会做的都做了,不会的该蒙也蒙了,至于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7月8号下午考试结束,同学们大多回家了,我等舅舅返校,他问了一下我各科情况,我感觉还行,尤其乐观的是政治课,几乎全部都在李小七老师的掌控之中!舅舅帮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居然说能过一类线,就是能上重点大学,我虽然感到不可思议,但隐约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7月9号,我先回到骆驼坳,到姐夫家收拾一下东西,顺便把借别人的书和笔还了,说来惭愧,参加高考,借了几本教材,连钢笔都是借的。所谓“无债一身轻”,该还的都还了,别的也不想了,该放松了,我跳进路边水塘里痛快的游了半天的泳。

下午回到家,母亲也没怎么问我考试的事情。事后才知道,母亲知道我读书不专心,对我这次高考不抱多大期望,好在我年龄还小,还可以复读。我差不多从小就被认为是要吃读书这碗饭,除了读书和游泳,其他的几乎一无所长。跟小伙伴一起去打柴,身上藏着本书,经常是空着箩筐回家。放牛的时候,要么在看书,要么在游泳,经常到吃饭的时候要满山遍野的找牛。至于干田地里的农活,则总是被讥笑的对象。所以从小就有人对母亲说,“你家小儿子不像农村伢儿,像城市伢儿”,虽然语含讥讽,但母亲生性要强,总要反唇相讥“我儿是吃读书的饭,只怕人家的伢想吃这碗饭还吃不了”!

母亲天性刚强,她老人家幼年丧母,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拉扯大了两个弟弟,大舅后来参军入伍,小舅后来上了大学,母亲却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嫁给了父亲以后,又挑起了婆家的重担,祖父年轻时落下风湿,腿脚不便,祖母小脚伶仃,父亲是国家干部,长年在外,叔叔年幼,里里外外都是母亲操持。命运多舛,父亲英年早逝,母亲三十岁守寡,上有公婆年老,下有儿女年幼,虽是新社会可以改嫁,然而母亲只怕儿女受委屈,毅然决然坚持一个人抚养我们姐弟三人。

我少不更事,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母亲也从没有要求我为家庭分忧。大姐1975年念到高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哥哥从小懂事,七岁就辍学回家,放牛打柴干农活,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记得最初哥哥不上学,母亲还拿棍子扒了哥哥的裤子按在门槛山打屁股,打一下问一声,“你上不上学?”哥哥仍然回答“不上”,母亲这才无可奈何。

母亲太强大,勤劳智慧操持有方,我从小依赖母亲羽翼遮风挡雨,并没有吃太多苦。虽然处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也算健康地长大了。虽然胆大妄为不喜约束,好在偏好读书,价值观来自书本,没有许多现实的羁绊,所谓“轻财重义”,生就了读书人的风骨。

高考完毕,对于我似乎卸掉了所有负担。1982年,我16岁,在当时农村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已经是大半个劳动力了,分田到户已经开始施行,我却做不了合格的农民。同龄人下田干活,我只能放放牛。除此外,看书下棋游泳,玩的不亦乐乎。偶尔有人问起我高考如何,我无可无不可,一概回之“不晓得”。不知道是哪一天,有人对我说,“听说你考取了重点大学?”,我问是谁说的,回答是“你舅舅。”舅舅只是听了我的回顾分析,居然这么不靠谱的话就敢对人说,可能是因为他太了解我的缘故吧!我只能心下惴惴,拼命对人说“没有没有”。。。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说“眼看过了这些天,你的分该出来了,考上考不上,总要晓得个结果,你好歹也去问一哈。”

我家距离骆驼坳镇大约15里,步行约一个钟头。那天早饭后,我走出家门,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离家五里地,迎面碰见了我姐夫。他骑着自行车,见到我后,神清怪怪的,先是问我去哪里,我说你明知故问,肯定是去学校看分啊。他就问我的准考证号码,接着扬起巴掌,给我看写在他手上的数字。我一一看去:准考证尾号,七科成绩,总分。看到总分,我不禁心里狂跳,没错,是我的成绩!他说“你真是不着急,分数都下来几天了,所有的分数都有人认领,就这个分没有人认领!由于没有姓名,只有考号,领导和老师猜测了很多人,这么高的分大多数老师不相信是你,只有负责报考的教导主任胡维新老师说是你。”我说“考号尾号是我的,成绩除了政治比我预计的高,其他的也跟我估计的差不多。胡老师是负责报考的,他说是我那就应该是我。”

姐夫说“走,先回家,向妈和你姐报喜!”。

我们走进家门,姐姐先看到我,很诧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指着姐夫说“你问他。”姐夫在后面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军考上大学了!”接着对母亲说“妈,海军考上了!”母亲惊喜交加,高声对邻居喊道:“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接下来,我和姐夫一道去了学校,老师们已经确认了那个无人认领的成绩是我的,纷纷向我道贺。我的成绩列全校第三,班上第一,也是理科四名过重点线的同学之一。偶遇几名落榜的同学,他们的神色虽然有些暗淡,对我轻松考上大学表示感慨,但也都真诚地表示,你考上了是应该的,如果稍加努力,应该考得更好。到了姐夫家,则是另外一幅场景,村子里所有人,包括姐夫家里人都表示不能理解,因为他们眼看我住在他们家一年,从未见我刻苦,反而是懒懒散散,比起隔壁家的另一同学差之甚远,而那个同学落榜,我却考上重点!言语间似乎都感慨命运不公。

我自己恍恍惚惚,既没有十分意外和狂喜,却也觉得有些不真实。是啊,古人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读书十年,浑浑噩噩,未觉寒窗之苦,一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怎么就没有那份狂喜呢?扪心自问,可能是无所用心,未尽全力,轻易得来,所以问心有愧!是啊,比起那些刻苦用功的同学,我稀里糊涂的考上大学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反过来看,如果我早点用功,殚精竭虑付出艰辛,结局又会是什么呢?

眨眼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得刚上大学那一阵,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梦中的情景是我上大学的成绩是假的,要被开除…

我在若干年前,自己也做了老师,就经常教育学生“不要自恃聪明就认为了不起,不付出努力就不会有出息,我的身上就有最好的教训!”“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但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确率!”回顾我高考的经历以及上大学以来,不思进取、无所用心,贪玩任性,以致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比较而言,像我的同学胡昌华那样勤奋执着的人才会是人生的最终赢家!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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