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农家书屋作为讨论话题，主要是因为之前对其有一定了解。在我看来，农家书屋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项政策虽然出台十余年之久，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反思和解决。我第一次了解农家书屋是听一个亲戚说起的，后来因为参加了关于农家书屋的一项暑期调研活动，借机对同镇的几个行政村情况进行了简单调研。调研主要是针对书屋管理员和部分村民，但由于样本采集和访谈方法的问题，数据代表性可能不强，调研结果可能过于片面。但总体上还是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以下将结合调研数据和一些文章资料，对农家书屋的政策做一些讨论。
一、政策提出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按照‘政府资助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我管理，市场运作发展’的要求，支持农民群众开办‘农家书屋’”，随后两年又相继出台了《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和《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将农家书屋正式纳入农村文化建设。
农家书屋，其具体含义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的、能提供农民实用的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其标准是“每一个农家书屋原则上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增加一定比例的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等出版物。”总的来讲，农家书屋是市、县图书馆向村图书室的文化辐射，是一个“文化共享”的过程。该项政策出台后，各地行政村很快落实，基本在2012年实现了全覆盖。
农家书屋政策提出的初衷，是解决农民“看书难，借书难，买书难”的问题。由于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薄弱，缺少学习资源，农民很难接触到和市区同等的文化资源。因此，农家书屋可以作为文化向下辐射的载体，为农民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而近年来，农家书屋的政策定位又有所调整，从最初的提供公共文化资源发展为助力文化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经济扶贫如火如荼地进行，相应的文化扶贫也应该同步跟进。然而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依然落后，农村文化建设亟待发展。因此，农家书屋的定位应更加丰富，着重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地区文化发展。
二、发展现状
农家书屋政策出台至今已有十几年，全国各地行政村基本都已建设完毕并投入使用。在我调研的湖北H镇的几个行政村里，农家书屋基本是在2010年左右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农家书屋在各地的发展情况有所差异，但在图书资源、管理运行、配套设施和受众人群方面大体相似。
第一，在图书资源方面，农家书屋的书籍种类和数量各地基本都是按照统一标准配备。各村书籍数量在1200册左右，种类比较丰富：从内容上看，包括种养殖类、娱乐类、教育类、政治类、科学类等；从类型上看，有杂志、报刊、书籍等。并且，各村农家书屋的图书资源也会定期或不定期更新，图书来源主要是依靠县镇文化站或图书馆下放和社会捐赠，以及各村利用拨款自行购入。总体来看，在图书资源方面，各行政村都基本达到了相关标准。
第二，在管理运行方面，各村农家书屋都配有统一标牌（“农家书屋”或“图书阅览室”），主要是村干部兼职管理，少数是退休教师志愿专职管理，都具有相应的管理规章和制度流程。其中农家书屋管理员文化程度在高中和大专水平的占据多数。就开放时间而言，其一般是与村干部的上班时间吻合，每天开放6到8个小时，每周开放五天；还有部分是根据村民的看书时间不定时开放，即有村民来看书、借书时就开放，没有村民来时就关闭。这种开放时间灵活性比较强，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农家书屋的受众面比较狭窄。
第三，在配套设施方面，各地因经济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湖北省随州市H镇的行政村中，农家书屋大多与老年人活动中心建在一起，占地面积在30m2到120m2不等，书籍统一存放在专门的书柜中。阅览室基本都配有书架、桌椅、空调等基础设施，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还装有多媒体阅览室。干净明亮、整齐划一、舒适整洁，是这些农家书屋的共有特征。
第四，农家书屋的受众群体主要是留守儿童和一些留在村里发展的年轻人。总体来看，受众面较小。一方面，由于农村的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存在阅读困难和障碍，也没有阅读习惯；另一方面，农民忙于田间耕作，阅读时间较少，即使闲下来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阅读上，而是更愿意从事经济活动。从H镇农家书屋的借阅情况来看，各村每年的借阅数量和访问人数都不多，来书屋的大部分村民会选择把书借回家看，而不是在专门的阅览室阅读。
总的来说，就H镇的政策落实情况来看，虽然各地农家书屋的建设情况令人欣喜，但来访人数却仍然较少。加上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影响，各村农家书屋基本处于半关闭的状态，甚至在调研时发现某村的书屋内堆放着很多杂物，已经完全不对外开放，挂牌成了摆设，书屋成了门面。
三、问题与思考
就上述农家书屋的发展状况来看，农家书屋各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因为疫情的影响，H镇农家书屋的发展基本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第一，从宣传上来看。村民对农家书屋的知晓率并不高，有将近六成到七成的村民完全不知道农家书屋。这可能和村里的宣传方式还有村民自身的关注程度都有很大关系。各村对农家书屋的宣传基本是依靠“村村通”广播、村民大会和黑板报等，少数通过微信群进行线上宣传，但持续时间短，后期宣传力度不够，对村民的吸引力欠缺。另外，多数村民对这种文化类宣传视而不见，采取漠视态度，或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够，或是没有空闲时间。种种原因造成农家书屋的知晓率并不乐观。
第二，从管理上来看。首先，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大多是村干部兼职，专职管理员较少。由于村干部日常事务繁多，可能难以兼顾书屋的书籍借阅、图书摆放、卫生打扫等多项工作；另外，村干部兼职并不能得到相应的补贴，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而若是退休教师、干部志愿专职管理的话，短期效果可能会得到保证，但长期要求这些志愿者每天无偿按时上下班，可能也会造成工作的倦怠和管理的疏漏。其次，农家书屋借书大多采用到期归还的登记制度，这依赖于村民的自觉性，强制力弱。久而久之，很多书籍遭到损坏，甚至丢失，造成了图书资源的流失和循环再利用价值的损害。最后，书屋开放时间依赖村干部的上班时间，基本在工作日的上午8点到下午4点，而这段时间恰好也是村民需要干活的时间，他们阅读时间受到限制，阅读积极性下降。
第三，从村民对农家书屋的态度来看。大部分村民是采取支持态度的，但由于许多村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汉字阅读能力有限，即使设立了农家书屋，也因自身原因难以从中获益。
而对于少部分经常去书屋看书的人，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是学生或留守儿童，他们会在假期到农家书屋借阅作文书、教辅等相关书籍；
其二是从事种养殖业的农户，他们会借阅关于种养殖技术的书籍，为自己的产业积累一定的文化知识；
其三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他们会在农闲时借阅杂志或小说等，当作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但是大部分村民还是存在着阅读困难的问题，难以参与到阅读中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且随着手机、互联网的普及，村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更加丰富，纸质阅读相比起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一般不为人们所选择。
第四，从图书资源上来看。各地农家书屋虽然基础设施等基本配备，但图书资源的更新速度依然很慢，并不能完全满足村民的阅读需求。且各地农家书屋的图书配置看似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但这种“一刀切”的执行方式忽视农民的主体性和地区的特殊性。根据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兴趣，他们对娱乐类、养殖类和教育类的书籍需求量应该远远大于政治类、科学类以及其它理论性的书籍，因此图书资源配置应该有所侧重。
第五，由于近年疫情的影响，农家书屋目前的发展处于一个停滞状态。根据H镇的情况来看，各村的借阅登记簿上2020年以后的记录非常少，有些村甚至为零。疫情的大背景下，各村投入大量精力防控疫情，对农家书屋可能疏于管理，且为避免病毒的传播，集体活动和书籍借阅相应也会大幅减少。
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H镇农家书屋的发展应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和调整。我的一些思考如下。
农家书屋目前的政策定位是助力文化扶贫、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其不必局限于传统的看书、借书、买书功能，而应多元化拓展新功能，促进价值的充分发挥。考虑到村民的文化水平差异较大，传统的阅读方式可能并不适配所有人，因此农家书屋可以借助新媒体进行线上文化宣传，或者通过广播的形式播放新闻、科普故事、戏曲、歌曲等，也可以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比如集体观影、文化讲座等等，以营造全村的阅读氛围，让阅读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电子化阅读逐渐取代纸质化阅读成为更为普遍的阅读方式，因此未来农家书屋的发展应更多依靠互联网拓展电子阅读功能，比如创建专门APP和村民的手机端连通，为其推送个性化的阅读内容，使阅读更加便利化。更进一步，农家书屋可以助力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可以开辟专门展区宣传党史、国史等红色文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但农家书屋的管理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首先，各村应该因地制宜地优化图书结构，根据农民需求提供书籍，提高书籍的阅读率；有条件的可与其它行政村进行图书流转，促进书籍资源的更新。
其次，普通的借阅登记制度会造成图书资源的大量流失，但如果采用逾期收费制度，又违背了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原则，同时也会降低村民的借书积极性。村干部不能采取强制手段督促村民按时归还，只能不断严格借阅程序、到期电话催还以减少书籍的丢失，但损坏依旧不能避免。
最后，兼职管理难以尽善尽美，而鉴于农家书屋的工作内容和管理难度，设立专职岗位可能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管理人员问题很难得到解决。目前村干部兼职的情况较为普遍，或许给予这些村干部相应的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完善农家书屋的日常管理。
四、总结
综上，虽然农家书屋的覆盖率很高，但大部分村庄并没有实现农家书屋的政策目标，很多地区的书屋流于形式，成为空头摆设。
如何扩大农家书屋的影响力，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如何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如何有效管理？如何将地区特殊性和时代特殊性融入农家书屋的政策中？农家书屋政策如何与乡村振兴战略双向促进？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地、各村更进一步地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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