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党课题目是，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十九大，讲述党百来辉煌历程。
我们党成立至今，已经召开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有的意义非常重大，比如一大，有的非常成功，比如七大，当然有的也略有遗憾，比如五大六大，有的则是原则上错误的，比如九大、十大，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侧重点不同，重要的我会多讲点，大家都熟悉的或者说原则上错误的，我就少讲点。
今天我主要从三个时期来与大家分享，从一大到七大的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七大之后的四次代表大会，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之后从十二大到十九大，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讲之前，我们先要理清一个概念：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晓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民主主义革命，也叫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十七十八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为了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所谓的新，就是区别于上面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总的说来，“新”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新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而新民主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新的革命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新的革命理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获取更多实用公文，请加关注公众号：办公室文秘公文稿子。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从一大到七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十二大以来，我们的党代会都是五年召开一次，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党代会的召开不像现在这样有规律。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在上海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当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我们现在有八千八百万党员同志，当时有13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受陈独秀个人委派参加的包惠僧。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12人，最后一个包惠僧究竟算不算代表，有争议；他准确说是陈独秀委派参加的，那个时候党代表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组织选举产生，有纪律要求，有党代表证可以证明身份，但在一大时什么也没有。不管12人还是13人，这些人的最后人生也各有不同，其中有7人立场不坚定，叛变了我党；有4人英年早逝，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最后站在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的两位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这两位重要人物没有参加一大呢，大家知道，当时陈独秀担任广州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当时忙着筹款办学，没时间参加中共一大，这就出现了，包惠僧去广东看望陈，然后陈就委派包代表他参加中共一大。这个在今天看来就很有意思了，在座的如果哪位当选为十九大代表，我想他不会把这个代表资格转让给其他同志，即便他同意，他所在的党组织也不会同意，因为这是一个极高的政治荣誉，是件及其光荣的事情；李大钊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他没有参加也是因为忙，当时的李大钊是北大教授，还担任一个行政职务，北大的图书馆馆长，7月份学生们放暑假，老师们要忙着出试卷改试卷，就没有时间去参加中共一大。
还有一个要说的是，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为什么我们后来把7月1号作为建党节呢？这个是因为，到了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时候，需要确定党的诞生纪念日，但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非常不好找，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都没有确切记住到底是哪几天开的会。所以，1941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文件正式规定7月1号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原因，曾经学术界争论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究竟是当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矛盾激烈运动的结果，还是由共产国际侵入的结果；所以，到底是内因决定的，还是外因造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严肃地回答，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如果是历史的偶然，同志们，什么叫偶然，偶然就是随意的、不合规律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偶然的、随意的、不合规律的，那么中国共产党说话就很难，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地回答。
对中国近代以来救亡运动的发展进行立体考察可知，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冲突运行的结果，也就是内因，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从近代中国救亡的发展轨迹看，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知识群体的必然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鸦片战争是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转折点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说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工业革命，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已经落后，但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帝国的长城被英国的大炮和鸦片轰塌，成为两半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这个时期，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所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第一波浪潮就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知道，后来洋务运动以甲午战争的战败而宣布失败；第二波浪潮就是戊戌变法，也叫作百日维新，我们知道戊戌变法最后也失败了；第三波浪潮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无数血，可怜换来假共和，也没有完成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第四个浪潮就是新文化运动，但这种远离政治，远离现实，单纯依靠伦理觉悟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同样也失败了；第五个浪潮是空想社会主义，不去触动社会现实，不去革命，自然完不成两大历史使命，两大历史任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
可以说，短短的八十年间，从1840年到1919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演绎过，西方政治制度当中好的东西都在中国实验过，结果中国的民族危难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所以说，走西方道路看来是不可行的。正在这时，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新觉悟——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发现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既然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来实现救亡图存振新中华的历史使命，那么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治势力因素，不管有没有共产国际的侵入，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存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
第二，从中国早期政党的情况来看，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发展到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
这个怎么说，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随着我国引进西方政治理念而出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组织。中国早期的政党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政党往往由社团发展而来，而与此相关的社团具有浓厚的政治民主色彩。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最初出现在晚清，其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国势日衰，就希望建立社团，集合群之力，开风气以明志，复兴国家，这里面中国同盟会就是一个典型。过去我们都强调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对中国同盟会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色彩往往都忽略了。
1918年夏天，孙中山主动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报，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即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敬佩，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的鲜明立场比李大钊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还早半年。这也说明孙中山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欢迎苏俄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晚年更是执行联俄的外交战略。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在悼念列宁的演说中，这样说道：“你给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我愿意走着你的路，虽然我的敌人会反对我，但我的人民会因此而尊敬我”。同年10月，也就是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表示，“盖今日之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就跟蒋介石说，今天我们的革命必须要学习俄国，我们党的革命不以俄国为老师就不会有成就。所以孙中山的立场对中国革命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党成立之后，他的很多骨干，朱子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一度热衷宣称马克思主义。所以，毛主席说过一句话，说，“朱子信、胡汉民、戴季陶这些人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些人都是国民党，从这点上讲，国民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比中国共产党还要早”。
虽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性质、改造中国的手段以及终极目标上都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救亡图存的深层动因、政党组织的基本元素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李汉俊、邵力子、董必武、林伯渠等等都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里嬗变而来，他们对于建立政党一点都不陌生，从形式上来讲，他们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转化成无产阶级革命党几乎无障碍。当他们的世界观实现伟大的转变后，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西式学校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李大钊、蔡和森、周恩来等等，都是杰出代表，他们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后，以社团作为纽带进行革命思潮积极学习的革命青年。所以，在这点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当时中国政党发展的必然。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看，1920年到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偶然的。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潮与五四运动是同步的，标志就是1919年5月《新青年》与《晨报》分别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随后上海的，像《民国日报》《广东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跟进，南北呼应，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神州大地荡漾起来。
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必然注重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比如说，对《晨报》《民国日报》1919年5月到8月统计，我们发现有很多文章都是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社会党的历史发展，理清了社会党中的正统派、纠正派和过激派的区别；这些文章比较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中，只有列宁的党，就是列宁一手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专制，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党来领导，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苏俄之所以在帝国包围当中挺立，就是因为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对我们中国人的冲击很大，所以我们主张效仿俄国新文明时，就提出中国建立列宁式的党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振兴中华的一种政治自觉。所以，从以上三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以上就是中共一大，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到嘉兴南湖；为什么说它重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的会址现在在上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中共历史上党代会的会址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就是中共一大的会址，再一个就是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这两个会址比较有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也就是时隔一年。那么，为什么要召开二大呢？因为中共一大提出了一个纲领，就是规定了我们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目标，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我们党的终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从共产党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所谓共产党就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党。但是，这个远大的目标如何实现，怎么把远大目标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我们讲，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这就是二大要解决的问题。
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最高目标，但如果最高目标脱离实际，“建立共产主义”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得不到人民的认可。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低纲领就是党在民主主义时期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最低纲领，回答现在、暂时、目前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所以，在这点上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智慧之处，把最高理想与现实需要做的事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共产主义，我们到现在还没实现，邓小平讲，可能要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但是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坚持最高纲领、最终目标的前提下，我们要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所以，我们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最高理想和现实要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这给我们目前的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我们今天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我们现实的最低纲领，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围绕和服务于我们的最高纲领，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到了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一大二大都是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三大的重要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是紧密相联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策略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我们党成立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南方已经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了，而且他们一直在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一种革命斗争。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态度，在中共一大的时候，我们决议当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独立的政策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这也就是讲，不与国民党建立任何联系。但是，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和当地的革命运动，马林就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阶级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联合，共同进行斗争。为此，马林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当时是一个小党，共产党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1923年7月份，共产党全国的党员只有420个，所以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因为你才420个人。共产党这边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但是反对合并到国民党当中去。党的二大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就是说我们搞党外合作，不搞党内合并，但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在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方式的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特别是津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也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问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所以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有了第一国共合作的良好基础，也就有了以后第二次的国共合作，直到今天，祖国统一仍然是摆在两党两岸人民之间的最大问题，我们希望国共，也不仅仅是国民党，也包括台湾其他政党，能有第三次合作。】
大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大二大三大开会得非常密集，21年开了一大，22年7月开二大，23年6月又开了三大，时隔一年后，中共四大于1925年在上海召开。国共合作建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蓬勃发展，二次大罢工失败以后，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逐步得到发展，革命军队由于黄埔军校的建立而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讲个题外话，最近我们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首先就是学习党章。我们的党章进行了很多次修改，四大在党章修改上面有一个组织原则，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了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这是中共四大上确立的一个原则，而且决定将党章当中“有5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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