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历程2000字论文（我的成长历程英语）

张启志

一、我的童年

记忆是最容易淡忘的东西，在岁月的流逝里，它会逐渐消失，但在生命的长河中，总还是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刻骨铭心，难以忘记。以前忙于上班教书育人，没有时间，现在退休了，闲来无事便胡思乱想。于是，我把过去记忆的一些碎片记录下来，希望给后人留点纪念。

六十二年前我出身在福泉县道坪区的一个偏远山村，这村子名叫大塘，实际上寨子门口只有一个不到2000平方米的小水塘，为什么叫这里为大塘？不知道从哪一代老人们传下来说：这里原来是两边大山连着山下凹地自然围成的一个很大的水库，那时没有水库这种说法，人们一般都叫做塘，有一年电闪雷鸣下暴雨，一条龙飞起来把水带起数丈高往寨子下方俯冲，于是，把相连的两山冲成了一条大峡谷，因此，塘就变小了。这里树木茂密，还有翠绿的竹林，寨子里住着五六十户人家，李姓、徐姓是大姓，而我家姓张——是外来户，只有三户人家(大伯、三叔和我家)。我的祖父是在上世纪30年代随我的曾祖父从重庆涪陵逃荒讨饭到贵州福泉的。曾祖父带着妻儿老小共8口人，这么遥远的路途，可想而知多么不容易。首先来到福泉高坪的杉木冲，过了几年，祖父四弟兄中伯祖父和三祖父留在杉木冲与曾祖父继续生活，四祖父到牛场水平安家，我的祖父就在大塘这个地方定居了下来。没有几年，老天不长眼，让这个非常艰难的家又失去了我的祖母。我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仅仅8岁，大伯10岁，三叔4岁。我的祖父一个人就这样含辛茹苦地把我父亲三兄弟抚养成人。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的错误众所周知，我就不说了。我的父亲后来告诉我，由于粮食缺乏饿死了很多人，值得庆幸的是我家五口人，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三个孩子（几年后，母亲又陆陆续续给我们增添了四个弟妹）都幸存了下来，我想或许是母亲在集体食堂煮饭是不是可以带点汤汤水水回家来给我们吃喝的缘故吧。随着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农村生活开始逐渐有了改善，人们准备让孩子们学点文化了。生产队长从福泉请来了一个姓李的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老师的报酬就是学生家里拿点粮食、烟叶什么的，那时我们都叫他李先生。当时，很大一部分家长不愿意拿孩子读书，认为读书不能当饭吃，不如学点农活以后可以养家。五六十户人家就只有不到十个孩子家长愿意送去学习文化。我的外祖父是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他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或许是他影响了母亲，母亲硬是把还在穿开裆裤的我送去学习，我只有五岁多，是最小的学生。要知道那时五岁多的娃娃和现在的五岁多娃娃没得比，什么都不懂，成天只知道玩耍。寨子里没有学校，借助一家农民的堂屋摆上几张吃饭用的小方桌便开始了学习。大的学生十几岁二十岁不等，他们学习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不到十岁的学习百家姓，大家都有一门必须学习的“公共课”——写毛笔字。我现在能够提笔写几个不怎么好看的毛笔字便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我当时没有学名，那时寨子里的人都叫我张老二（我本来是家里孩子中的老三，但农村重男轻女，只以男孩子排顺序），老师给我爸妈说：孩子读书得给他取个学名啊！我爸妈告诉老师，自己不识字，取不好，麻烦老师给取一个吧，于是，老师给我取了张启志这个名字，我一直沿用至今。那时我学习的是旧版百家姓，50多年了我现在都还能背诵大部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祖魏，蒋沈韩杨……”。

转眼到了1964年秋天，我已经七岁了，父母希望我到离家三公里以外的道坪小学去读书，那是一所区所在地完全小学（几年后才有初中），也是当时喜欢读书的小孩子向往的地方。那时小学入学是要考试的，考不上学校就不收，一个区所在地小学一年级只招收50名学生，竞争是何等的激烈，不像现在到了年龄你不去老师还要来做工作。爸爸妈妈都要忙于农活，没有时间带我去，只能由比我大4岁多的哥哥领我去，到主考老师面前，我战战兢兢不敢正眼看老师，哥哥总是不时地用手捏我手臂，暗示我抬起头。老师拿一些东西问我颜色、大小、多少，我都吞吞吐吐地回答了，最难的就是数数，从一开始数到一百，其实这是难不倒我的，但是由于心里发慌我只数到了91便说不出话了，一是怕、二是累。于是，老师给我打了91分，和我哥哥说：明天带他来报名。我们一年级老师叫朱大风（前年还健在，我去年离开福泉到外地居住了，没有她最近的消息），对学生严厉但是也很关心。那时冬天特别冷，凝冻也经常有，人都可以在水田里行走，估计应该是零下五六度吧。我们家到学校的道路非常难走，上坡又下坡，还要走很长的宋家寨到道坪街上这两公里烂泥路（方圆几百里没有见过像这里的路这么难走），手里提个灰笼（装木炭火用的），路滑不小心摔倒是常事，脚也湿了（那时没有球鞋更没有水鞋，穿的是布鞋，很容易被水湿透），火也撒了，就只有冻一天，手上、脚上、耳朵上全是冻疮，没有药擦，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会自然地痊愈。我年纪小，对过冬来说就是煎熬，我经常流着泪去学校，擦干眼泪进教室。一次去学校的路上，大雨把我的衣服淋湿了，上课时，朱老师看见我冷得瑟瑟发抖，拿了一件她家爱人（那时她结婚没有我也不知道，后来知道那男人就是黄春生老师）的衣服给我穿，把我的衣服拿去办公室炉子边烤，放学了我才换上烤干的衣服回家（后来我当了老师也常以朱老师为榜样尽量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我没有辜负老师的关怀，在班上成绩不错，经常帮助一些同学完成作业（实际就是直接给别人做作业）。一次一个姓向的同学叫我给他做作业，他家家庭条件可能比我家要好一些，经常带东西来学校吃，做完了他就把带来的东西给我吃。我吃得正香的时候他读高年级的哥哥来了，骂我哪一颗牙齿想吃，不由我解释，他扭着我的耳朵问我下次还敢不敢，我含着泪说：不敢了，不敢了！从此以后在小学我再也没有给谁做过作业了，我害怕别人的哥哥或者姐姐来打我。而我从小独立性就强，不愿意求助我的哥哥帮忙。

1966年秋天我读小学三年级了，这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我们福泉县道坪区的学校开始了，高年级的班级成立有什么什么战斗队，学生叫做“红卫兵”，我们中低年级叫“红小兵”。我记得比我高两个级的一个学生袁某还是红卫兵团的团长。红卫兵们经常把学校校长、主任、部分老师押到学校舞台上，命令他们弯腰90度，接受红卫兵们的批判、交代自己的“罪行”。其中有一位王老师（后来是我家亲戚），因为他家大的孩子带小的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一两岁），小的个孩子哭闹，大孩子就和他说别哭，墙壁上有花眼猫，随便指了一下墙壁，哪知墙壁上贴有一张领袖的画像。当时不知道是哪位学生在场，就报告了红卫兵领导。这还了得，马上红卫兵组织就把王老师定成现行反革命，我们道坪小学就算这个老师被批斗得多、而且残酷(红卫兵们用绳子捆，用棒子打)，庆幸的是这个老师熬过来了，现在都还健在。我们学生那时多数时间都在开批斗会，少数时间学习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数学这些基础学科连书本都没有，这样一直持续了几年。

二、青少年时期

1972年秋天，班上推荐加上简单的考试（主要是写一篇文章），我考上了高中，我主要得益于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吴栋鸾老师，他教我们的语文，老师脾气暴躁但是从来没有吼过我一声。他平时对我很严格，我的作文本每次都被他的红笔写满。语文课堂上给文章划分段落大意、提炼文章的中心思想那时是常事，老师先叫别的同学回答，然后再叫我回答，多数时间我都回答基本正确。我当时个子矮小，最怕搞劳动，因为劳动要抬大粪水到后面的山坡上去浇庄稼（我们班上的劳动基地），每次劳动时，吴老师总是安排我抄写大字报之类的文字活。我们班40余名学生就只有我和另外4人被牛场中学高中部录取。那时牛场区、道坪区和龙昌区的团阳公社、陆坪区的香坪公社的全部初中生选拔50个学生就读牛场高中，和现在考一本差不多吧。虽然还是属于文革期间，这时已经进入了尾声，出现了“复课闹革命”的要求，我们各门功课都能正常学习，并且还得到很多有水平的老师教学（比如我们的班主任兼英语：梅宗圻老师，数学龙光玉老师、物理李声鹅老师等等，后来他们很多都成了大学教授），当时的校长就是周天益老师，现在还健在。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全国所有大学都停止了招生。高中毕业的居民户口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农业户口的回乡务农。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学习就得过且过，那时我文科稍好些，理科比较差，高中阶段基本上没有些什么好值得回忆的。

然而，还是有一些事情经常在我脑海里再现。读高中时我们住的是大宿舍，就像现在的中学教室一样大，三四十人住一间，我们宿舍里还有一小间保管室，是用来装化学器皿的，这间保管室门锁着，但是窗子却有块玻璃是破的。同学们课余时间都喜欢凑在一起下象棋、军棋，我也喜欢下军棋，纸张的棋盘不经用，大家早就希望有一块宽宽的木板来做棋盘，保管室里面有一些木盘子很适合做棋盘。于是有的同学就开始打主意了，那时我个子瘦小，同学们“一致推荐”我钻进去拿出来画棋盘。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就钻进去拿了一个木盘出来，以后又有其他同学把里面的酒精灯、试管架等“洗劫”一空。过了几天，这事被班主任梅老师知道了，他追查此事。别人拿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我拿的时候很多人在场，并且有个棋盘还在我的箱子上放着。班主任找我谈话，叫我“坦白从宽”，我不认也不行，于是，我照实说了。老师调查的结果是：其它物品下落不明。只有我拿的木盘放在老师的办公桌上。班主任随即把我带到教务处交给邹邦琦主任，并如此这般地告诉了主任（这是一个严厉且坚持原则的领导，若干年后我当校长时，他就是我们的教育局长， 2018年在遵义去世。）。我当时很害怕，站在主任办公桌对面，不敢正眼看他，邹主任可能正在批改作业还是做什么，他放下手中的事情说：以后不要这样，需要画棋盘和梅老师说或者和我说，我们叫木工做一块嘛，从窗子进去万一玻璃划伤你怎么办？回去好好认识认识。或许是邹主任看到我穿着朴素衣服、因营养不良而瘦小的身躯可怜我而不忍严厉地批评我吧？也亦或是大量的物品都丢失，找回这个木盘也没有多大作用，何况我确实坦白了应该从宽？一场虚惊……。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学期末班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告诉我，拿木盘一事要写在成绩单上。那时的成绩单是要拿给父母签字，开学报名时交回给老师的。我为此事担惊受怕了很久，因为我母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如果知道我“偷”了学校的东西，打不一定，骂是少不了的，还有可能书都读不成。果然，放假那天我从老师那里领到了成绩单，老评在评语处写了“私余学校曲盒” 几个可怕的字，实际老师也思来想去才这样写的，没有写成偷已经很宽待我了。成绩单当天拿回家后，晚上吃过饭全家人坐在一起，我母亲叫我把成绩单拿出来，聪明的母亲不让我自己念而叫我姐姐念（那时，我哥哥在外参加工作组搞路线教育，没有回来。），从各科成绩念到教师评语，当念到“私余学校曲盒”几个字时，母亲打断姐姐的话，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急忙插嘴说：老师发给我做实验用的盘子，忘记还了，过了几天才还。我母亲说：这老师也是，还了就算了嘛，还写在成绩单上。又一场虚惊被狡猾的我化解了。我姐姐由于姊妹多只读到四年级就辍学回家带弟妹没有继续学习了，她对“私余学校曲盒”这几个字也不怎么理解，任凭我这么解释而不说话。

我读高中时，还在文革期间，国家经济萧条，我家经济非常困难，每个月父母东拼西凑给我8元钱做生活费。有一次我回家要生活费，家里没有钱，借都没办法借，寨子上家家都穷。怎么办？父母思来想去实在无法。爸爸开始时低着头一句话不说，突然，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去后面竹林砍竹子抬到牛场去卖，卖了你就有生活费了。母亲说：不行啊，那是集体财产，万一被人发现丢脸得很，还要被罚。我父亲是退伍军人，解放前就参加革命，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认准的事情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但是他还是犹豫了一会儿。他说：难道要我儿子为了这点生活费没有读完高中就回家来？凌晨，大约两点左右，爸爸叫我起床，我们借着微弱的光线到了距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竹林里面，我“放哨”，爸爸很快就砍了五六棵大竹子。爸爸抬着竹子，我们穿过寨子，往牛场方向快走，牛场距离我家20余公里，大约走了10余公里天才蒙蒙亮。这时我们父子二人放慢了脚步，因为已经过了道坪公社的地界了。过了界我们就不怕了，万一有人问，我们就说是自己家的竹子，我家房屋左侧确实有一片竹林，属于我家私有，但是没有大的竹子。那是侵犯集体财产啊……，艰难的年代，本分老实的父母为了儿女有时也会铤而走险。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当时虽然已经17岁了，身体还是很瘦小，没有正常17岁男孩的力量大，这是靠工分收入的年代，全劳动力干一早上活3分，白天10分，我力量小，农活又不太会，分组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父母别人都不愿意接收我，真的很无奈。过了一段时间，生产队长安排我做文化人做的事情了，给大家记记工分，记记账等；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少，高中毕业的我虽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在大家的眼里我还是个“秀才”，当时我是我们寨子百余户人家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生，比在我们生产队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凭还高，他们全部都是初中毕业生。渐渐地，生产大队的领导发现我是一个农村的文化青年，长相也还过得去，推荐我进入道坪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到三公里外的道坪排练节目，那是没有工分，完全是义务的事情，有时候深夜十二点左右才能回家，路途要经过约两公里左右的无人山坡路，一个人走夜路总有些害怕，老是觉得后面有个黑影在跟着我，后背直冒冷汗。

我们家现在是属于福泉岭矿区范围，那时还未开发，一一五地质大队在我们那里勘察、钻探等。我家住了一个贵州工学院的教授，他叫税哲夫，当时已经接近60岁了，这个老人是日本留过学的，不但懂地质、还懂针灸。他对我很好，教我针灸，常有当地村民找他看病，完全不收费。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已经可以独立给一些病人针灸了，并且一些不方便的部位我可以隔着薄衣服给病人扎。一直到1977年我在师范读书时教授还给我寄银针和书籍来，1978年我参加工作后写信给他，没有回信，或许老人通信地址变化，以后多次写信还是没回音，现在我都还怀念他。可惜工作后由于教学工作忙我也就把针灸放下了。

1975年冬天，福泉县召开五干大会，即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五级干部都参加的会议，我家父母、哥哥和我都到福泉参加了会议。当然我不是干部，是代表道坪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福泉参加文艺汇演的，那时我们是在福泉中山场舞台上表演节目，好不自豪啊！1976年春，宣传队解散了。我又被生产队推荐到大队去去参加“长修队”，这是从每个生产队抽调人员组成几十上百人的队伍，任务是修生产大队安排的梯田、水库、电站等，报酬还是拿工分。我在队里还是做文化人的工作，当出纳，我大舅是民兵连长兼队长，他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对我们很严厉。一次他去公社开会，吩咐我在家管事（主持工作），第一次当一把手，很是高兴。当时正从电厂拉线到道坪周围，电厂到道坪拉线距离大约是六七公里，我便安排一部分人抬电杆、一部分人挖立电杆的洞。有一个姓何的队员我安排他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捕麻雀”，就是用网去捉鸟，他平时有空就喜欢去捕麻雀，并且效果都还不错。我告诉他：捉到一个记1分，捉10个就记10分哈，上不封顶，多多益善，那人高兴地答应了。捕的这种鸟叫“大眼照”，把毛拔了用水洗干净后放点盐，拿在火上烤来吃香得很，长修队每天都是水煮青菜，吃腻了，我也是想给大家解解馋才这样安排的。那知道，何某这一天就逮到了两个鸟，我很不高兴，并说：先讲好的，根据你的收获今天就给你两分。他不依不饶，说要向队长告我的状。第二天，我大舅开会回来何某和我舅说了，我被我舅舅狠狠批评了一顿，问我为什么这样安排？并且扣我当天工分5分给何某，那一天何某7分我才5分，真是“大义灭亲”啊！

长修队的集体生活我喜欢，很有乐趣。但好景不长，1976年秋天，长修队修建好了道坪两岔河电站后就解散了。于是，我又回到生产队。这时，正逢道坪区和牛场区共同将原来牛场到道坪这条公路加宽，每个生产队都分到一段工程。我被安排保管雷管、炸药，打风钻机，这是公路工地上唯一一件当时的高科技劳动工具，需要有一定文化的人来掌控，所以又落在我身上，另外还要负责放炮。放炮这活看起来简单，用燃着的香烟把导火索点燃就可以了，但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活路，要是遇到排除哑炮，更是危险。一次我们点了十炮，有一炮没有炸，我和一个伙伴正往前去准备排除，还差约15米左右的时候，“轰”的一声炮突然炸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和同伴猛扑在地上。还好除了腿上被燃浪冲起的碎石块砸了点皮外伤外并无大碍，现在想起来还在后怕。修路期间，吃住都在工地附近，因为工地距离我们生产队10公里左右，往返路途较远浪费时间。

一天早上我刚刚起床，生产大队一个姓徐的领导通知我叫我赶快去道坪学校考试，说什么考大学。我急匆匆地跟着来人到道坪小学，大约有十四五个人已经坐在一个教室里埋头开始考试了，有的是我高中的同学、有的是我前面毕业的高中校友、还有我初中的同学、甚至有我认识的在道坪小学代课的老师也在。监考老师拿了试卷，指个座位给我，我摸身上因为走得匆忙没有带笔，一个监考老师给了我一支笔，我便开始了答题。语文是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写论说文是我的强项，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写了，如果我能上大学，毕业后我会回来建设我的家乡，并且动员大学同学到道坪小学当老师，在学校办起高中部（因为就读高中时根本没有客车跑牛场到道坪这条路，我每次从学校回家往返都是步行，四十余里路步行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们当地学校能有个高中。实际两年后道坪学校的确有了高中部，但是师资缺乏，只存在了三年便撤掉了）等等；数学题目有四个大题，共十来个小题，题量不大，但是多数题目我都不会做，题目都是初中内容，按理说我一个高中毕业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文革时期的一个高中毕业生的的确确数理化水平达不到初中生的水平，因为我们在读小学高年级时，大约有三年没有开数学这门课，初中高中我也没有好好学习数学。其中有一个数学题目我倒是会做，至今还记忆犹新，是一个测量山高的题目，考的是30度角所对直角边等于斜边的一半这个定理，这个题我应该做对了。考完试我就立即回工地了，根本就没有报什么希望，因为我听说只有4个录取名额，五个公社，每个公社还摊不上一个。并且我们公社考生里面读高中时学习成绩比我好的至少有两个，还有一个考生是道坪学校代课的老师，是福泉中学高中部毕业的，据说读书时成绩就很好（后来读师范和我是同学，叫邓朝俊，大约在2008年左右已经去世）。大约过了十余天，我哥从道坪来到工地和我说：你考上学校了，道坪学校杨书邦校长叫你去填表。杨校长曾经帮过我大忙，那是1972年8月，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别人的都发了，就我的迟迟不发，很快新学期要开学了，但是通知书一直被道坪公社的某领导卡着不发，原因可能是我外祖父有什么“历史问题”牵连到我们这一代，是杨校长去找那人理论才发的。我向工地领导请了假，立即赶往道坪学校，找到杨校长，他拿来一张志愿表给我，并告诉我，这表虽然是大学录取志愿书，但是目前只有福泉县师范一所学校在招生，你愿不愿意去读，愿意就填，不愿意就不填。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校长：我愿意、我愿意。和我一起填表的还有那个在道坪学校代课的老师邓朝俊。我们公社的考生考得好，全区四个名额，我们就占了两个。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我觉得至少有三四个考生应该比我考得好，为什么我被录取，而他们落选了呢？或许是我的那篇文章感动了校长？

大约过了五六天的样子，杨校长托人给我送来了福泉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这时已经是1976年12月20多号，学校通知3天后到校报到。那时农历和公历时间基本接近，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道路上没有一辆汽车，怎么办？我毅然决定步行去学校。清晨，父亲母亲为我收拾行李、好劳动工具，那时学校要求必须带撮箕、锄头等劳动工具，学校在福泉的东门大坡有劳动基地，经常都要去劳动半天到一天。甚至玉米快成熟时，在基地旁搭个窝棚，男生两人一组晚上还要在那里值守。他们含着泪，也许是高兴，亦或是心痛我带着这么多行李步行百余里路吧，为我送行……

我独自一人从家走到福泉烟科所，这时接近天黑，并且饥寒交迫。步行了90多里路，道路又有凝冻，还挑着30来斤重的姓李，再也走不动了，我便硬着头皮到一个朋友家住了一晚上，这个朋友是上山下乡到我们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叫李平林，现在和我都还保持联系，下乡时他就住在我家，并且和我住同一铺床，刚安排回烟科所工作不久，以前我们亲如弟兄。第二天李平林陪我一起去学校报到，并且告诉我到福泉读书回家远，不方便，周末经常去他家。然而，我还是很少去，他家姊妹五个，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

来到师范，接待我的是一个面容清瘦、有着学者模样讲一口贵阳话的40左右的男老师，他就是我们后来的班主任高德强老师。老师拿报名表格给我填，待我填完后老师走出办公室，我们站在走廊上，他给我介绍学校食堂、宿舍、班上教室乃至厕所的位置等等。师范学校坐落在福泉山下，这里有崭新的教学楼和宿舍，宿舍仍然是大教室。学校远离街上的喧嚣，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很快找到自己的宿舍和床号位置，把床铺整理好，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儿，这时高老师来了，他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床沿上，向我问这问那，主要是问我的家庭情况、读书时最喜欢什么科目等等，并且告诉我，学校明天要举行一个迎新会议，要我代表新同学讲话。随即老师拿了一小沓信笺纸给我，叫我准备准备写好发言稿明天早上给他看看。那天我上身外面穿一件布扣子的正宗农民蓝布棉袄，这棉袄是我临走那天爸爸从他身上脱下来的，是政府免费发给爸爸穿的。我家姊妹多，家庭经济困难，置办不了新棉袄给爸爸穿，爸爸那时是生产队长，冬天经常要穿着打了补丁又补丁的棉袄去开会，上面领导看见了很是同情，于是发了一件寒衣给我父亲，这也是我从记事起穿的第一件新棉袄，以前都是穿哥哥穿过的旧棉衣，那样的岁月怎么会每个孩子都能够穿新衣服呢？多数人家都是小的孩子穿大孩子穿过的衣服；下身穿的是两条黑布单裤，脚上穿一双浅帮的球鞋，那也是我唯一的一双鞋。我想老师怎么会安排我这个穷学生代表新同学讲话啊，可能还是我表上的文化程度——高中毕业“害了我”？我从小就害怕在生人、众人面前说话，然而，害怕归害怕，我还是有点受宠若惊，这是多么高的荣誉——“代表新同学讲话”。于是，我积极准备。迎新会议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参加会议的全校老师、学校领导、七五级、七六级的学生近100余人。在会上我打起精神，用我那地道的道坪腔、高亢地朗读我的讲话稿，不时迎得阵阵掌声。讲话的内容现在我还大致记得：主要描写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相遇在师范学校，这里学习环境优美，党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要刻苦学习才能报效祖国，报答父母和老师等等。老师的鼓励和信任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各科成绩力争在班上名列前茅。

夜深了，教室和宿舍的灯的都关了，灰暗的教学楼路灯下有我读书的身影；周末同学们去豆腐桥、仙人洞、东门大坡以及距离福泉较近的同学家玩耍，而我自己就在宿舍的床上或者福泉山幽静之处看书；放寒假同学们都回家了，而我主动要求留下来和另外一名同学守校，其目的也是好好安静学习，直到除夕前一天才回到家。我深深懂得，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得有一桶水，而我们已经被文革耽误了很多时间，各科基础知识都比较差，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除了音乐、体育差些而外，主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在班上都名列前茅。那时我们家经济还是很困难，爸妈每个月仍然像读高中时一样每个月想办法给我寄8到10元钱做零花钱，学校每个月发3到5元助学金，吃饭是国家拨的生活费，生活有保障，比读高中时好得多，但是比起大多数同学还是属于贫困生。那时大哥开始上班了，但还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叫社会力量，相当于现在的合同工吧，每月20多元的津贴，但是那时他还抽烟，抽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一次大哥写信和我说：兄弟你数学能考100分我寄10元钱给你。哥哥知道读初中高中时我数学不好，在班上只是中等，经常考试不及格，所以以此激励我。我暗暗努力，不久，学校组织数学百题竞赛，我全部正确，获得了100分，我把试卷寄回哥哥上班的地方，他收到了试卷后确实给我寄来了10元钱，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40余年，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1978年7月，我师范毕业，那种高兴难于言表，因为，今后每个月可以领到一笔工资自己支配了。虽然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工资只有30多元，但是那时物价不高，生活要求也不高，温饱还是可以解决的，甚至节约点还可以补助父母一些，从此贫穷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三、工作后的主要经历

1978年7月，我从福泉县师范学校毕业，8月，教育局通知去领报到通知，我被分配到福泉县高坪中心小学（有戴帽初中），我们有的同学分配在福泉中学、城关中学（就是后来的福泉二中）、福泉县第一小学、龙昌中学等等环境较好的学校，而我却分配回到我的家临近的高坪公社的中心小学。我们在师范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好几个同学都分配不够好，或许是文革刚刚结束，不正之风——“开后门”的原因？或许是根据学校的需求分配的？1978年3月，我们10多个成绩较好的在校师范生被县教育局抽到全县各个学校带薪顶岗实习，我就是在高坪中心小学实习，我没有来时这个学校物理化学没有人上，这两门课初二初三都没有开，我来这里实习后，不包括早晚自习，每周上27节正课：初一数学、初二物理、初三理化。特别是初三课程很压头，4个月要上完两年的物理一年的化学。办公桌上作业本经常“堆积如山”，初三学生毕业时我把物理化学都上完了，中考居然还有学生考及格。那个时候福泉中学面向全县招收一个尖子班，语文、数学、政治三科计入总分，物理化学是参考分，但必须及格才能进入这个尖子班。进了这个尖子班的学生基本上后来都考进了大学。当时我实习时的一个学生吴秀章便考进了这个班级，后来高中毕业考入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现在在福泉中学任教，可以说是我们福泉的物理权威。我正式分配到这里后，工作仍然很重：初三数学、物理、化学我一个人承担，但是那时精力旺盛，除了工作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我不甘心就是个中师毕业生，我要工作后考大学。那个时候有政策规定：工作两年以上考上大学带工资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1977年刚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我在读师范一年级，学校推荐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参加高考，复习了半个月左右，学校通知我们，文件规定在校生不准参加高考。参加工作后我买了14本数理化自学丛书和一些文学书籍，当时我学习非常刻苦，疲倦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或者扫扫地什么的然后继续学习。两年后，14本自学丛书我已经学习了不少于两遍，还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等。

终于盼到1980年的高考报名，我满怀信心地向当时的校长申请要求参加高考，政策规定在职人员参加高考必须单位负责人签字，否则报不了名。他说你走了这初三数理化就没人上了，你忍心扔下学生吗？不管我怎么哀求，他就是不给我签字。我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

自己的学习并没有耽误教学工作，我担任的初三数理化以及刘文森老师担任的语文教学成绩，在全区五个初中中考成绩中名列前茅，现在这班学生每年聚会还邀请我参加，当时他们的任课老师仅仅我一人还在世，四十年了，很多学生还和我有联系，比如，宋培明、李秀堂、袁仲香、张俊、刘明会等，当时临近乡镇以及临近县慕名而来就读初中的学生不少。1981年首次教学大纲考试，本人获得全区初中数学教师第一名的好成绩，年终县政府还给予表彰。1982年全县“过教材关”考试我又是道坪区初中数学过关唯一一人，当时还给涨了一级工资6元钱。那几年每年中考抽业务骨干教师到县集中评卷，我都参加，这也是一个向有经验老教师学习的好机会。我虽然没有进入大学学习，通过自己系统的复习，我的文化知识得到了扩展，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为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进不了大学，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三弟张启林身上，那时我弟弟刚好进入初中一年级，我把他接来和我一起吃住，我对他要求很严格，老师布置的作文他写好我给他批改后再抄上正本，数理化课本上的题目要求他全部做完，除了上课老师批改的外我都要给他批阅，经过努力，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牛场中学高中部学习。在他就读高中一年级时，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荣获黔南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黔南州教育局、黔南报社领导通知他到都匀现场出题给他写，我记得他写了一篇题为《高山浪漫曲》的文章，领导们看了都说写得不错，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贵州《少年作家》一书里。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这篇文章影响了他的前途，从此他把很多精力放在写文章上，而数学、物理、化学这些科目就成了他的“副科”。他自己也意识到光会写文章考不起大学，于是他和我说要求回来复读初三考师范算了，我也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回来读了半年初三后参加中考，高于中等师范录取线30多分，但是由于我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被人举报说他高中停学不满一年（当时的政策是这样），招生办没有投档，就这样我三弟今后磕磕绊绊几十年，现在虽然是福泉市作家协会主席、福泉市政协委员，在福泉也是小有名气之人，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成为体制内国家工作人员。

由于我工作努力，教学成绩和业务水平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这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出来充霸王”，大约是1982年12月左右，当时的县教育陈良谋局长和区视导员杨书邦校长在学校办公室找我谈话，陈局长当开始时出了一个题目给我做，a的算术平方根，我作了解答，后来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你怎么抓好教学工作？我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些想法，给他们说：建立考核制度，奖勤罚懒等等，我的回答得到了领导的肯定。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年终考核、评比制度，都是吃“大锅饭”。

1983年3月我调到汽坪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学校没有校长），我和原来学校的老主任徐泽华老师都是正教导主任，教育局任命文件也没有明确谁主持工作，徐主任主动说叫我主持工作，我那时才26岁，从来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说心里话，还是有些胆怯。我说：徐主任，俗话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应该你主持。于是，开始几个月我协助徐主任工作，我做教导主任的工作，担任初三数学和化学课程的教学，徐主任做校长的工作。几个月后，教育局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徐主任向他们提出由于自己家庭负担比较重，希望我主持学校工作，他协助等等，教育局领导同意了，并且和我谈了话，从此，我走上了学校一把手的岗位。当时汽坪学区下辖11个小学，不但要上好自己的课程还要管理好学校，特别是要监管下面好下面11所小学，交通不便，经常要步行往返三十来里路程，工作非常辛苦。在这里工作虽然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但有几件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各行各业开始走向正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开始抓教师的业务学习，教师必须参加过课堂教学关、教材考试关。我和已经过了关的几个老师在两个月内要听全学区70多个公民办教师的课，给予公平的评价，作出是否同意过课堂教学关的结论。学校分散，每天还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非常辛苦。那时全学区民办教师比例比公办教师大，教学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还要利用周末时间集中辅导，否则过不了教材考试关。我辅导语文的字、词、句、文章篇章结构等，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辅导，教师业务水平有一定提高。

汽坪学校这个地方，虽然当时是公社所在地，但用水非常困难，学校十几个老师和二十多个远道初中生要在学校食堂就餐，只有一个60多岁的女老人给师生煮饭，每天要去很远的地方挑水，很是辛苦。公社机关是通自来水的，我没有调去时学校多次和公社领导要求给学校也通自来水，但是公社领导以水压力太小，供应不了这么多人为由不同意接。公社的自来水管就从学校食堂内通过，我们只能听见水响得不到水用。既然要求不行，那就不请示了，我和一个姓何懂水管安装的老师准备好水管和管件，借来安装工具，一天晚上我们锯断了通往公社的自来水管，硬把水接在了我们食堂的大水缸里面，大家的高兴无法形容。没过几天我哥找我说（当时他已经是这里的党委书记了）：你这样搞蛮干，把我们的水管锯断了自己接通水，影响我们机关用水，大家对我有意见嘛。我说，兄弟调在这里来又是主持工作，希望你当哥的多方给予支持，我们学校也在你的管辖下，以前学校多次向你们要求你们不同意，我只能这样了。我哥比我大四岁多，从小就让着我，他也知道我说的在理，只是说说罢了。当然我告诉食堂炊事员，晚上公社机关用水的人少了，我们把大水缸接满，尽量不影响他们用水。终于解决了学校师生食堂用水了，老师们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那时除了工作学习，业余时间很枯燥，公社有台电视机，师生去看，公社秘书徐玉华要收费，当然收费不是目的，主要是房间里站不下这么多人。我去看是没有问题的，我哥是书记、徐秘书是我亲老表，我又是学校领导，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但是其他师生就不行了。于是，我们学校也想买台电视机，解决一下业余文化生活，我和财务人员李老师、徐主任商量，李老师告诉我，现在学校账只有几百元钱，要保证学校必要的开支，没有办法拿出钱买电视机。我说现在学校师生住校的不多，可否把那栋空余的厢房卖了用卖房子的钱买？徐主任和李老师直摇头，学校财产要处理必须得请示，即使同意卖，钱也是要上交的。当时我已经主持工作了，我说出什么问题我负责，你们贴公告出去卖了。不几天，房子以捌百元钱成交了，我揣着这个钱，自己出路费和我未婚妻谢汝华一起去都匀买回了一台14寸熊猫牌电视机。大家七脚八手安好接收天线，晚上打开频道开关正在放霍元甲电视剧，大家高兴得欢呼雀跃。周围十几里地方的老百姓晚上不辞辛苦打着火把来我们学校看霍元甲的电视剧。一天晚上几十人在办公室里面看得正起劲，突然我听到木楼枕“嚓嚓嚓”的响，我赶紧叫大家疏散出去，我下去查看楼枕已经开裂，好危险，从那以后我们就把电视机搬到楼下去收看了。过了一段时间，县教育局教研室仲跻平主任（我们后来的教育局长）下来检查工作，我如实向他汇报了卖房子买电视机的事情，他批评我说你这是拿买酱油的钱去买醋啊，是不对的，我回去向局长汇报，你就等着被处分吧。我当时表态，只要局领导把我调离这个偏僻的地方，我就自己出钱把电视机买了。或许仲主任隐瞒了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向局长汇报，我没有被处分，相反，以后他一直对我很关照，可能他认为我是一个敢作敢为、襟怀坦白的人吧。

汽坪学区当时共有110余名教师，其中：公办教师只占20%左右，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约占80%。公办教师主要集中在中心学校，其余学校以民办教师为主，代课教师为辅，当时民办教师的待遇分两部分：县级财政拨款和生产大队基本上各占50%，生产大队资金来源非常有限，大队干部自己的工资都很难解决，何况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当时工资就是二十元左右，就是这二十来元钱，都得不足，很多人每个月就只能领到县财政下拨的十来元钱，生产大队的已经几年没有发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很多民办教师就是这个时候离开了教师工作岗位另谋出路的。如果民办教师待遇再不落实部分学校将面临瘫痪。我先找公社分管教育的领导想办法，他说公社没有这笔开支，答应在开大队干部会议时把民办教师待遇纳入会议议程研究。但是研究没有结果，于是，我和徐主任商量，能不能用谁读书谁拿钱的办法来解决，他也觉得可以，于是，新学期开始我们就每个学生多交了5元钱，叫做民办提成款，从此民办教师工资终于可以按月发放了，教师队伍开始稳定了。以后我调到高坪学区负责、区视导组负责，我都推广了这种做法。并且县教育局后来还在全县推广了多年，直至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为止，这种“谁读书谁拿钱”的解决民办教师待遇的做法才终止。

由于工作有点成绩和思路，得到当时区视导员黄继康的重视，在汽坪工作一年半后，1984年8月调高坪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年仅27岁），也是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来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坚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当时全县选了三所学校作为聘任制试点学校，中学是福泉二中，小学是马场坪小学，我们高坪中心小学作为戴帽初中试点的代表。学校副校长、主任、老师都由校长聘任。当时我在中心学校聘任了一个副校长、一个教导主任，分别在谷榔、高坪司、英坪、茶场大队学校聘任了一个主任主持学校工作，和全公社老师、学校负责人都签定了一年的聘任合同。当时没有经验可以学习，也不能像现在那样上网查资料，全凭自己和同事们商量摸索，真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人员实行聘任制、20%工资实行浮动，中心校和大队学校的负责人是支持的，但是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分配制度，反对实行浮动工资制。匿名举报者有、直接上访者也有。于是，上级派当时在文委负责的我的师范班主任高德强老师来调研。我详细地和老师汇报了学校开展工作的情况，大部分工作得到老师的肯定，但是我记得老师也和我说：你有改革精神很好，但是步子太大了。老师主要是指浮动工资的事情，确实我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

在高坪搞试点聘任制时，工作辛苦难以用文字述说。为了保密全学区期末考试的题目，我独自一人拟制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的题目，小学数学，初中数理化，小学内容我不熟悉，还得先看教学大纲，命好题后自己用钢板刻，刻写好又要用手工印刷，还得自己拟写评分标准。夜以继日地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当时我儿子张杰刚出生，我妻子生孩子一个星期就自己煮饭吃，有时候有亲戚来看望还要煮饭菜招待来人，真是苦了她，身体还落下一些病。我妻子是深明大义之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我的工作成绩，我一直对她心存愧疚，只是不说罢了。当时，何明远任副校长，他负责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的语文题目、试卷的制作等工作，辛苦不在我之下，他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很要好，像兄弟一般。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高坪学区工作大有起色，1988年7月教育局邹局长，他就是我读高中时牛场中学的教务主任，在我家里找我谈话，希望我出任道坪区视导员。视导员就是分管全区教育工作的一把手，当时我年仅31岁，我想他老人家胆子真大敢把全区教育委托给我管理。视导组仅仅五个人，农教专干、基建管理员、出纳会计、教研员，我主要是负责一些方向性的工作指导和全局性的考核评比。多数时间花在基本建设上面，当时基建点多、价格低，很多工程都是在偏远校点上，交通不便，水电不通，可以说困难重重。一些承包人干着干着就不溜了，甚至人都找不着。我和视导组专管基建的刘德智老师成天风里来雨里去都还是没有把工作搞好，加上又没有经验，财务制度当时不够健全，出纳会计一人负责，一次会计出差不在，基建管理员没有付款记录，一个基建点项目经理来领工程款，并且很急着进材料，会计临走时留有支票在刘德智老师那里，我就签字同意付款了，哪知道，这个项目经理竟然领了款不再施工了，并且向监察局告我们的状，说他贿赂了我和基建管理员。 县监察局对我和刘老师都进行了立案调查，诬告的东西总是有漏洞的、是经不起核查的，比如他说给了我三千元钱，什么时间给的，而这个时间我就没有在道坪，他说是从银行取的钱给我的，全部是十元票面，但是当天他取的钱一张十元票面都没有，银行单据上盖有背书的章，填写有面额，全部是伍元票面，谎言不攻自破。调查结束后，在教育局邹局长的支持下，我们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告他们公司违约，他们败诉。短时间内他们又恢复了开工，很快就把工程完成了。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自学法律，并参加了全国统一的自学考试，三年后取得了贵州大学主考、省自考办验印的法律大专学历。法律大专毕业后我又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大专，当时不准跨专业报本科，否则我直接报汉语言本科学习。四年后我又获得贵州省教育学院主考、省自考办验印的汉语言文学大专学历，可惜不是本科，否则我后来的发展会更好些。有一次教育局石明光局长问我是不是本科学历，福泉中学差个副校长，可以考虑我去，但是我只是专科学历。

在视导组工作期间，道坪法庭的刘庭长在一次全县法庭庭审现场会上请我当人民陪审员，我的表现得到法院领导的好评，领导会后问我愿不愿意改行到法院工作，我回答愿意。法院领导和教育局领导联系，但是教育局领导不同意，我就没有走成。1991年8月教育局已经下文把我调局督导室工作，但是又没有去成，原因是上级文件规定：新当选的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任职不满一年不能调离，我当时是道坪镇纪委委员，任职还没有满一年。

1992年7月教育局仲跻平局长到道坪检查工作，他和我说找好人接我的班就可以到局督导室工作了，当时有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夏平同志、教育局副局长许守权同志在场。许局长建议我到龙昌中学担任校长，他说这个中学正需要像我这样性格的人去管理，仲局长和夏县长也觉得可以。于是，同年8月我调到龙昌中学担任副校长主持工作，当时教育局用人有些保守，多数学校都设副校长主持工作。这个中学领导班子不团结，学校管理散乱，教育局免去了该校校长和一个中层干部的职务，我向局领导建议原校长担任党支部书记，局领导们采纳了，当时老师们还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实际我1984年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到了这个学校后，我从学校考勤制度抓起，实行除病假丧假外的请假扣工资制度，学校开会校长迟到记三次、中层记二次、教师记一次。过去学校通知开会有的老师可去可不去参加，更有胜者还有互相邀约不去参会的现象，以前学校连考勤制度都没有建立，管理随意。中考学校考不好，有的老师居然以学校工会名义张贴通告到街上反宣传学校，想搞垮学校。我痛恨这种做法，于是，我规定：今后凡是不维护学校利益和荣誉，有意诋毁学校的行为，一旦被我发现将请示教育局调离我校到边远地区工作。我当时除了学校行政工作外，还兼任初三代数或者化学或者思想品德教学工作。个别老师觉得我的第一学历是师范生，而他们很多都是师专毕业的，在学识方面有些不服，经常拿些数理化题目在校长办公室来问这问那的，都被我一一化解，逐渐地折服了他们。特别是有一次中考，我教学成绩较差一班的思想品德课，20分事实政治题目全部被我关注到，都是《半月谈》刊物上刊载的，这个班级是宋用林老师当班主任，管理得不错，学生学习积极性高，中考考出了好成绩，有五六个学生被中专师范录取，当时社会上用录取师范中专的数字来判断一个学校中考成绩的优劣，当年中考成绩大大超过了全县平均成绩。当时教务主任孙品林老师、总务主任李声发老师是我的左右手，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我才30多岁，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学校逐步走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1997年正值福泉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省级验收，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初中学生年辍学率不能高于3%。龙昌地域广，我们划片包保动员学生入学、复学，经常自己带头风里来雨里去，自己的摩托车都跑散架了，工作很不是一般的累。当时教育局仲局长开会时给我们校长说过，“普九”验收后给校长们都调到工作环境更好的地方工作，果然1997年下半年“普九”验收合格后，1998年8月仲局长在调离局长岗位到市人大任职前兑现了以前给我们校长的承诺，临时离开龙昌中学，我把自己以前的一些管理制度全部烧掉了，我想今后这些东西再无用处，我的校长生涯到此结束了。新任校长提前一个月来熟悉情况，他也不问我要这些东西，四年后我又担市实验学校校长，一切制度又从零开始制定。

1998年8月我调到市区的福泉市职业高级中学任总务主任，学校规格高，但是学生仅仅200多人，招生开始困难，教师多学生少，我除了每周上3节法律基础知识课外，负责学校的后勤工作。学校玻璃坏了、办公室门锁坏了我都自己维修，空闲时间很多。下班后还养花养鸟，好不自在。好景不长，第二年我调福泉二中工作，任政教副主任，保留原级别，这是我在担任学校管理职务方面的低谷时期，但是二中刘广龙校长没有认为我职务卑微而瞧不起我，反而先后安排我在党支部组织委员、办公室负责人、工程招标负责人、基建管理员等重要岗位上工作。我经常陪同他外出办事，跑贷款新修教学楼等，每年招生季节我都和他跑遍了全市十几个初级中学，我一心一意辅佐他。我调离二中时，虽然我俩都在福泉市内工作，却洒泪告别。以后我在另外一所学校担任校长，初中招生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我对他从未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

2002年6月福泉市实验学校招考学校校长及其他领导岗位，我看到了文件，当时我已经当了四年的学校中层干部已经习惯了，不再想进入校长岗位了，何况我刚刚超过45周岁，当时文件规定其中一个条件是45周岁内才能报考。一天，我接到教育局许守权副局长通知（他当时分管人事），叫我到教育局去一下，石明光局长找我有事，我匆匆忙忙赶到教育局找到石局长，石局长问我怎么不报考市实验学校校长职位，我说我超龄了，我4月份刚满45周岁，我也不想报考，他说：如果我把你年龄的事情请示分管副市长他同意了，你就报名参加考试可以吗？我勉强答应了。他立即向分管教育的王为旭副市长电话说了我的情况，王市长说刚刚满45周岁符合条件，同意报考。别人都报名一个月了，也就复习一个月了，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考试了，我没有信心。于是，我耍赖，我说组织上要我报考我不交150元报名费行不，石局长欣然同意。我在想：我和石局长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为什么非要我报考？或许是局长认为在报考的人当中没有他认为可以担当新学校校长重任的人选吧？其实不然，后来几年、十几年后，当时好几个入选和没有入选的同志后来都提拔到比我的职务还要重要的岗位上。

既然答应报考，就要好好准备，不要考得太差。于是，我在朋友那里借来了资料复印，按照指定书目进行复习。这次招考实行笔试加答辩，九个人报考校长，因为复习时间没有别人长，笔试的分数屈居第二，淘汰3人，6人进入答辩，答辩我是第一，笔试加答辩我是总分第二名，前三名进入组织考察阶段。也许因为我经历丰富，先后担任过小学教务主任、校长、视导员，中学校长、总务主任等职务，组织上录用了我到市实验学校担任校长。2002年7月初我和王洪忠副校长、屠伦菊主任提前到学校开始准备工作：白天，大街上设点招生、督促基本建设、筹备落成典礼；夜晚，签定物品购置合同、拟定规章制度等等，根本没有周末。说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近两个月下来人瘦了十五六斤、晚上站着洗澡时都打瞌睡，那种辛苦真是前所未有。

2002年9月18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7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悍然踏上了祖国东北的热土。也许是福泉教育决策者赋予这所学校的一种历史责任吧，那天早上，晨曦初照，秋风送爽，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在激昂的宣誓声中，福泉教育改革的硕果——福泉市实验学校——一所集教育、科研、示范于一体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诞生了。第一学期学校共有47名教师、近400余名学生。当时，经费相当的困难，实验学校属于举债新建的学校，每个学生除正常交费外还要多交1000元作为建设学校的费用，但是这个钱全部上交教育局用于还债和学校建设。学校没有经费不能正常运转，我带头把自己还未到期的定期存款12000元取出来借给学校，其他除了两个老师经济困难外，所有老师每人都借了500元给学校作为办公经费，学校才走出困境，老师的借款半年后陆续归还，而我的借款是最后一个归还的。

这个学校的老师文化知识扎实、教学工作很好安排。但是老师们来自于不同学校，有完全中学的高中老师、有初级中学的老师、也有来至教学点的小学老师，各校管理制度不相同，在一年内我们陆陆续续建立了三十多种规章制度，这个时候我真后悔离开龙昌中学时把我的一本制度烧掉了，否则也还有些参考。那个时候还没有普及计算机，没有电子文本，我也还不习惯上网查阅资料，逐渐我认识到计算机知识的重要，要求老师们白天上课晚上学习计算机知识，学了还要考试，考试不合格继续学习，直至合格为止。自己也带头学习，我还把校长办公室和计算机老师黄国雄的办公室合并在一起，便于自己向他学习。渐渐地，计算机一般应用我会了，系统软件安装我会了，网络维护基本上我也会了，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要归功于黄国雄老师。两年后我的校长办公室离开了计算机房，我安排了一个踏实肯干、为人谦虚、汉语言文学功底比较扎实的老师担任校长助理，他就是后来的副校长李永俊，我向他有意无意地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我认为，学习从来都是无止境的，我记得在龙昌中学时我也有意安排孙品林老师和我在一个办公室，他学历不高，只是个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但是他功底扎实，本来他任教务主任，应该在教务处办公，但是我却有意安排他在校长办公室和我一起办公，也是便于向他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是我一贯的做法。

2009年11月，我校遭遇了建校七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七年级两名学生遭受非典的袭击被市疾病防控中心进行隔离治疗，那段岁月，是我人生中难以忘记的特殊岁月。天天吃在学校，住在学校，每天早上、中午第一个到校门口用红外线体温测试仪为师生进行体温检测，当教室里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时，我才拖着沉重的步伐迈入办公室趴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许多老师看到我疲倦的样子劝我回家休息，我说不能，领导就是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人，能带领大家战胜困难的人。经各部门协调，从全市紧急抽调了80余支疫苗为我校教师接种，但全校85名教师，14名后勤工作人员，由于教师多而疫苗少，我说：老师们，疫苗不够，我年纪大，经历的苦难比你们多，身体素质比你们好，我最后一个接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困难的时期。

在廉洁自律方面我严格要求自己。2012年3月，学校建校10年，准备给每个老师买一个杯子做纪念。一个办公用品推销商到学校推销保温杯，临走时，推销商在我办公室留下了一个样杯，过了几天，另一个推销商也来推销，我拿出样杯来作比较时，从装保温杯的包装盒里露出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信封里竟然装了5000元现金，很显然，该推销商是为了做成生意而用来行贿我的，我立即用该推销商留下的名片上的电话与之联系退还，可恶的推销商开始并不理会，后来我说，如果不接受退还就将钱交给纪检监察部门，这时，推销商才同意将其银行卡账号告诉我，我随即让学校出纳甘大丰老师将5000元贿款汇给了推销商。

我在实验学校担任校长12年，没有在学校评过一次优秀，每次评优班子成员们都建议推荐我，我都拒绝，总把指标尽量分配给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我校的《教师绩效工资考核分配细则》《竞聘上岗实施方案》《教学质量奖励办法》《教师年度考核办法》《教师节表彰优秀教师评选办法》等与教师切身利益有关的考核办法，我都是亲自起草，然后交由校务会讨论、再由教代会讨论、最后经全体教师大会80%以上通过方开始实施，而且这些考核办法中没有人情分，都是有据可查的、有章可循的客观性分数。

我是学校年纪最大的老师，但对智能手机的熟悉程度绝不输给年轻人，我不是用来玩游戏，而是最大化地发挥手机智能化办公作用。全校100多位教职工以及500余名住校学生的家长电话我都存在手机里，许多班主任查找不到的电话，我很快就能通过手机查出。我认为作为一校之长，就是要不断学习，给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供先进的工作设备。体现在：一是我校的大部分科目实现了集中备课资源共享，减少了教师书写教案的时间而得以钻研教材、分析学生；二是全体教师都配备了办公用笔记本电脑以方便查找资料；三是教室、实验室安装了班班通让教师教学手段现代化；四是勤学楼和志远楼分别安装了黑白和彩色电子显示屏可以使全校师生第一时间了解学校的重要工作；五是全部教师都申请了个人邮箱、移动短号并加入家校通，更是畅通了学校和教师之间的交流渠道，各种考核结果公示能让教师尽快知悉；六是创办学校网站和文学社以扩大学校影响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是兴国安邦的千秋基业，教师则是实现这一宏伟事业的先行者，只有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从教师中来，到教师中去，理解教师工作的艰辛，修炼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并且去教育功利化、去教育边缘化、去教育应试化，我们的教育工作才有希望。

2012年我已经55岁了，有时觉得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向市教育局申请辞去校长职务，许局长和我说陪我们搞完这一届，到下一届你再退下来吧，于是我又接着主持学校工作。第二年，蒋仕萌局长上任不久，我们以前是同事、朋友，我不好提出来，我担心她说我不支持工作，又干一年。2014年7月，我已经超过57岁了，我写了辞职申请，亲自找到蒋局长，她同意了我的申请，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教育局下文，终于免去了我的校长职务，担任教育局督学至2017年4月退休。我工作了近40年，有艰辛、困难，也有快乐，有曲折、也有顺利，有失败也有成功。现在，我已经63岁了，我的一生也过大半，没有做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我努力了，我问心无愧。我感谢党组对我的的培养，感谢我的老师们对我的教导，感谢同事们多年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对我的付出。

昨天已成为历史，岁月也许会带走或浓或淡的记忆，但关于教育的点点滴滴却将会成为我生命里永不退色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