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与《金瓶梅》所借用的《西厢记》# 金瓶梅研究专栏

邢慧玲

《金瓶梅》借用和抄引了许多前代和同时代人的作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借用和抄引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是因为集体创作、众人加工形成的么？如果是，这些借用和抄引应该是散乱的，它们之间不可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不可能处处有所照应，产生出完美的艺术效果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目前，学术研究精细化已经是一种国际学术趋势和方向，如果我们只能从宏观上把握《金瓶梅》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精华之作，而不能精细化研究，连这部作品的作者和创作缘由都一无所知，所谓的宏观研究也会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点不到痛处。而对《金瓶梅》文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背景、人物原型、艺术特色及语言现象等进行深入研究，以利于早日解决作者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都知道《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引出的一枝，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比对和分析。《金瓶梅》对《西厢记》的借用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最早发表文章专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知名学者蒋星煜先生，他在《<西厢记>对<金瓶梅>的影响——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以大量的例证论述了《金瓶梅》是深受《西厢记》影响的，之后又有周钧韬先生与之讨论的文章《也谈<西厢记>与<金瓶梅>_____与蒋星煜先生商榷》、又有卜键先生《李开先与<金瓶梅>中有关<西厢记>之描写——<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一项重要参证》，后来徐大军《<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史小军《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等文均对《金瓶梅》借用、抄引《西厢记》之现象列举了大量的例证。其中将《金瓶梅》这一明显特征与作者问题联系起来的只有蒋星煜和卜键先生，蒋星煜先生在论文中谈到：“我认为徐朔方先生的李开先一说，黄霖的屠隆作一说，都是不无可能性的。从来考证《金瓶梅》作者文章不涉及《西厢记》，故作此补充。”此补充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可惜后来他于《<西厢记>在<金瓶梅>中之反映》一文中又否定了自己的推论。

卜键先生在《李开先与<金瓶梅>中有关<西厢记>之描写——<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一项重要参证》一文中，第一，从李开先善于利用西厢酒令的创作手法上分析其可能为《金瓶梅》作者；第二，李开先熟悉《西厢记》的排场，惯于化用；第三，李开先以淫诲之眼光看待西厢记，与《金瓶梅》相合；第四，李开先于细末之处，善于利用《西厢记》中词语。论述虽颇为详尽，对分析、研究《金瓶梅》和《西厢记》这两部古典名著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明代关于《西厢记》词曲、酒令、情节、排场等几乎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而以淫诲眼光看《金瓶梅》的也绝不止李开先一人，所以似不能作为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有力证据。

我发现《金瓶梅》中所借用的《西厢记》有明显的徐渭特色，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之：

一、徐渭评注《西厢记》的本色论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体现

徐渭在《西厢序》中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煦煦也。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谁与语！众人所忽余独详，众人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

徐渭在此处提出的“本色”论成为影响同时代公安派三袁等文坛领袖及后世学界的重要戏曲理论，“本色”思想是徐渭艺术理论的核心。他在自己评注的《西厢记》剧本中便体现了“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我煦煦也”的艺术特色。

“本色”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专用术语，最早见于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具体到徐渭的本色，他明确提出了“宜俗宜真”的观点。“俗”与“真”是徐渭本色论的核心。

徐渭在《题昆仑奴杂剧后》中说：“凡语人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准，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若于此一恧缩打扮，便涉分该婆婆，犹作新妇少年哄趋，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着一文字，与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补少，促作整句。锦糊灯笼，玉镶刀口，非不好看，讨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处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误人野狐，作娇冶也。”

徐渭评注《西厢记》的特色和《金瓶梅》中所借用的《西厢记》一样，都是“俗”到极致的。

可以说在所有被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名单中，徐渭是留下《西厢记》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位。现存的《西厢记》评点系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李卓吾批评系统，共有六种刊本；一类是徐文长批评系统，也有六种刊本；另一类便是糅合——考订系统。可见徐文长对《西厢记》研究的深度在明代除李卓吾外，是无人可比的。也可见徐渭对《西厢记》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因徐文长批评《西厢记》的影响很广，所以流传过程中被人篡改、作伪的现象极为普遍，我仅就学界公认的最可信的版本，即徐渭的学生、隔壁邻居、对徐渭极为敬重的明代王骥德的古本西厢记校注本中所引徐渭评注为依据，来探讨徐渭对《西厢记》的评价和特色。我们先来讨论徐渭评点《西厢记》之“俗”：

《明王伯良古本西厢记校注一卷》中，评到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第二折《二煞》词时王骥德写道：“徐云：一万声二句猥俗，何孔目讥之良是！”一万声二句即指在《金瓶梅》中多次出现的：“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搥床”。这两句词徐渭认为是猥俗的，但他是越低俗越赞叹，越欣赏的，而且认为《西厢记》作者对崔莺莺有讥讽之意，他在探究是何孔目要如此讥讽美丽多情的崔莺莺呢？那么《金瓶梅》里多次引用《西厢记》里的这两句唱词又是何孔目呢？作者为什么要将潘金莲等俗之又俗的女人比作崔莺莺呢？一个“讥”字道尽作者用心，《金瓶梅》从主题到人物都是有所刺的！我们很应该循此线索去认真探究一番这里面又究竟是何孔目呢？

又如：在《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杂剧》第四折《煞尾》：“虽然是老夫人晓夜将门禁，好共夕须你称心。末云：休似昨夜不肯。红云：你挣揣咱，来时节肯不表尽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在于您。”王骥德批道：“徐云：言鱼入网本没逃处，却在渔翁手脚利钝耳。”可见徐渭对文中性事之注目，如金瓶之俗也！

再如在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杂剧》第一折《煞尾》：“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叹鲰生不才，谢多娇错爱。”本来一段美词，王骥德的批注却是：“徐云：二曲妙在一气，女子经男，则男偃而乳缓。”可见对医学和性学极有研究的徐渭特色，与《金瓶梅》中对性事及医学知识之描写相似。也可见徐渭的大雅若俗，大俗亦雅。

类似批语还有不少，比如“没正经却有趣”、“识当音志言，记忆而不忘似太文，更详调养圣贤心属措大腐语”、“三才以下数语过板且不似婢子语”、“有过以下数语不免头巾”、“骂人语有趣自别”等，均可见徐渭之本色特征及与《金瓶梅》相似之处。

我们再联系他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在“随其所宜而适”的哲学思想先导下而推演出来的随顺“人欲”说，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将众人啧啧称赞的莺莺与张生的纯美爱情关系回归到符合人性本质特征的现实关系、变红娘成人之美的豪举为替自己将来打算做小的私情了。原来为的就是一个“本色”。《西厢记》和《金瓶梅》都体现了徐渭在要紧处不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的好水准，体现了他不杂一毫糠衣的真“本色”。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

二、《崔氏春秋》与徐渭的“春蛇秋蚓”及全是“史公文字”的《金瓶梅》一脉相承

徐渭“本色论”的另一个核心便是“真”，也就是创作个体的本真性。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形真、事真、情真、性真几个方面。

古代小说戏曲中写婚姻爱情故事的很多，《金瓶梅》作者为什么要借《水浒传》和《西厢记》说事儿呢？必有其用意之处。无缘无故、完全靠杜撰会产生出这样一本奇书来么？不可能。《水浒传》是以招降宋江的故事为主线的，《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有没有招降的史实呢？有，这就是胡宗宪曾招降并剿灭海盗王直和徐海，也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战争。徐渭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之一，直接参与了招降王直、徐海的策划、招降和战争，本应成为千古不朽的诸葛亮式人物，不料却被胡宗宪连累险丧性命。徐渭一生中对此最辉煌也最痛苦的日子是他反映自己真情实感的最佳素材。写胡宗宪招降的故事从《水浒传》招降故事中引出一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为何将《西厢记》引入《金瓶梅》，并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结构故事的重要线索呢？如果徐渭完全用纪实手法写这段历史，由于当时的权贵及政治形势，他想说的心里话，郁结在心中的怨气和愤慨是无法抒发的，他痛定思痛之后的思考也是无法反映出来的。他想说真话，想反映一段不为人所知的真实的历史，想嘻笑怒骂，无所顾忌地挥洒他的豪情，释放心中的块垒，他要告诉人们胡宗宪所以不能成就千古英名是因为过于放纵，受酒色财气之害的缘故，所以他将当时最流行的西厢故事引进书中，从西门庆的私生活入手，使之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通俗小说在民间传播，无疑是一种大胆而聪明的举措。

另外《西厢记》被明代人称为《崔氏春秋》或《春秋》，甚至有人因将四书五经中写鲁国史实的《春秋》首句“春王正月”误为《西厢记》春秋的首句“游艺中原”，而闹出笑话来。为什么《西厢记》会被称为《春秋》？李开先“会合以春，别离以秋”的解释不一定正确。扬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强先生的话值得重视：“《春秋》开编年记事体例，笔法谨严，据传乃孔子修订鲁史而成，在“五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代编年史书往往沿用这一名称。《西厢记》又名《春秋》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它作为叙事文学描写崔张的恋爱史，与作为史书的《春秋》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它章法结构严谨，明清文人对《西厢记》的批评鉴赏无不突出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厢记》开创了纯文学作品沿用“春秋”这一名称的先例。实在不可低估这一文化现象的意义。”

《西厢记》中的人物原型来自唐传奇元稹的《莺莺传》，记载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后来王实甫将结局改为大团圆，但仍然不失为一段春秋史话。这与《金瓶梅》所要表现的一段嘉靖年间的真实历史和现实生活是有相通之处的，《金瓶梅》最初被称为《金瓶梅传》，所以明代袁宏道认为《金瓶梅》胜于枚乘《七发》多矣，清代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全是史公文字，强调应该把它当作《史记》来读。

徐渭曾经写过这部春秋史话么？他在写给钟天毓的一封信中说：“近来日作春蛇秋蚓，腕几脱，无暇作旱斜语。少伺或有句许，当寄去请教。昨壁长有《长吉集》《琵琶记》在尊处览看，望归之。”春蛇秋蚓也就是关于《春秋》的蛇蚓，这是怎样的一部《春秋》，怎样的一盘蛇蚓呢？累得手腕都快要脱落了，哪里有闲功夫说别的呢？“腕几脱”写尽了著书人的无限艰辛，其著述篇幅之鸿大、之奇伟历历在目。

《金瓶梅》可以解释为三位女主人公名字的揉合，也可以理解为在金瓶中插梅。徐渭煮茶也有高招儿，据《中国茶典》载：“明朝徐渭，曾取梅、兰、桂、菊、莲、茉莉、玫瑰、蔷薇等名贵花瓣，杂入茶叶中，装入锡瓶内，隔水烹煮，水沸即行取出，等瓶内茶花水干后泡茶。”一个穷书生当然用不起金瓶，他一边在锡瓶里煮着杂糅梅花、莲花、桂花、菊花、兰花与各种鲜花的香茗，品尝着那种美而奇的味道，一边将《水浒传》、《西厢记》以及他所读过、见过的各种美曲妙文掺合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嘉靖历史杂糅到一起，再加上自己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及对社会生活的精辟见解、嘻笑怒骂，才写出这样一部惊世骇俗的《金瓶梅》来！徐渭锡瓶里的花《金瓶梅》里都有。女人堆里就有春梅、秋菊、金莲、桂姐、兰香等花名。没有女人叫玫瑰，却有：玫瑰花兜肚、髻内安着许多玫瑰花瓣儿、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玫瑰搽穰卷、玫瑰元宵、玫瑰鹅油烫面蒸饼、玫瑰花饼、玫瑰糖糕、玫瑰馅饼儿、顶皮酥玫瑰饼儿等等；茉莉有：双料茉莉酒、茉莉花酒、茉莉花肥皂、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擦身、一盆茉莉、敬济拿两枝茉莉花儿给金莲戴；蔷薇也有蔷薇架、谁家院内白蔷薇、一架蔷薇满院香等几处，其它各色花也都盛开在《金瓶梅》中。这是徐渭沏出的一壶上好花茶啊，百味俱全，余味无穷，千品不厌，也正因为《金瓶梅》杂揉了生活和艺术的种种真实状态，它才成为明代嘉靖年间的百科全书，比官方修撰的史书更能反映真实的人生百态。徐渭不仅自创新法煮花茶，他画的《杂花图》如今也是国宝。

可见《金瓶梅》用的就是杂揉法，而不是先在民间流传的集体创作和胡拼乱凑，还可见《崔氏春秋》与徐渭的“春蛇秋蚓”及全是“史公文字”的《金瓶梅》是一脉相承的，反映出徐渭“本色论”中写真的一面。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

三、徐渭不仅精通北西厢也欣赏南西厢

蒋星煜、周均韬以及一些现代学者均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既精通北西厢，又熟悉南西厢的。我赞同这一观点，认为《金瓶梅》作者对南北西厢都是十分精熟的，不仅对其中的情节、词语、习俗烂熟于心，而且能够将《西厢记》完全融入《金瓶梅》中，成为其中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完全活化活用起来，滴水不露，没有对戏曲知识及南北方言均十分熟悉并且有所研究的高人是做不出来的。不过这些学者都认为《金瓶梅》所演唱和借用的大多是北《西厢记》，仅有个别地方借用的是《南西厢记》，我就不敢苟同了，应该说《金瓶梅》作者是十分熟悉北《西厢记》的，但他更喜爱《南西厢记》，这从《金瓶梅》文本中可以窥见一二。

前面几位学者在论文中所提到的《金瓶梅》《西厢记》所借用和抄引的地方一类是情节，一类是词曲。情节基本上是南北西厢共有的，不能证明是借用之南西厢还是北西厢。词语已经被列举出了许多，但有的是属于王实甫北《西厢记》所特有的，比如，“散相思的五瘟使”，在《南西厢记》写作“散相思氤氲使”，但大多数词语是南北西厢记共有的。崔时佩、李日华《南西厢》中有些唱词几乎与《王西厢》中的一模一样，只是将北曲曲牌更换为南曲曲牌。比如几位学者都提到的《金瓶梅词话》中第六十一回和六十八回，演唱了《西厢记》中的两支曲子：

68回：四个妓女才上来唱了一折“游艺中原”，只见玳安来说……

61回：那申二姐向前行毕礼，方才坐下。先拿筝来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后吃了汤饭，添换上来，又唱了一套《半万贼兵》。

68回：妓女上来唱了一套“半万贼兵”。李日华南《西厢记》中也有这两套曲，只是唱词略有不同罢了。《金瓶梅词话》里只说了曲名，并没有抄出曲词，怎么就知道这是引用的北《西厢记》呢？在《金瓶梅》中唱戏的是海盐弟子，唱的是海盐腔和昆腔，不正说明她们唱的是南《西厢记》而不是北《西厢记》么？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伏涤修先生在论文《重评李日华西厢记》中说：

清代焦循《剧说》言:“李日华改实甫北曲为南曲，所谓《南西厢》，今梨园演唱者是也。”焦循说的是清代梨园的演出情形，其实在明代《南西厢》就已经广受欢迎了。《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回提到西门庆与乔大户家结亲，为了给宴请乔大户家亲眷的宴会助兴，他派人去请王皇亲家的家乐小厮们来唱《西厢记》，孙崇涛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写王皇亲家家乐是由苏州“小厮”“戏子”组成的早期昆剧家班，这几回所写扮演的《西厢记》就是李记《南西厢》。孙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从《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四回“宋御史索求八仙鼎吴月娘听宣黄氏卷”的描写中可以得到证明。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四回中写道：“安郎中唤戏子：‘你们唱个《宜春令》奉酒。’于是贴旦唱道:……”（因《金瓶梅词话》及南《西厢记》中这段《宜春令》套词较长，篇幅所限，我将另撰小文比对。）

贴旦所唱的《宜春令》曲词，是《金瓶梅》全书中唯一完整录下的《西厢记》套曲。我们把小说中所写的唱词曲牌与汲古阁本李日华《南西厢》第十七出“东阁邀宾”中所写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词话》正是依据《李西厢》而写。我们完全可以从《金瓶梅词话》和李日华《西厢记》所引用这套唱词的不同之处，看出兰陵笑笑生是全套搬来借用并有意将个别字句加以修改的。《金瓶梅词话》中所借用的这段南《西厢记》中唱词就明显比北《西厢记》此折中唱词文雅而细致许多，从此处可以看出作者的眼光与好恶来。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是留下南《西厢记》版本的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正德、嘉靖间的李日华，一个是万历年间的李日华，《金瓶梅词话》所依版本应该是正德、嘉靖年间崔时佩弟子李日华的南《西厢记》。

凌濛初、李渔等对李日华的南《西厢记》十分不满，许多文人也都群起而攻击李日华为“点金成铁手”，一时詈骂之声不绝。徐渭虽十分推崇北《西厢记》，并且深有研究，但他对南《西厢记》也十分赞赏。这也间接说明了《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南方人，而且不仅精通北西厢，某些地方更欣赏南西厢，与徐渭的特点相合。

四、南腔北调人徐渭对南、北人的方言及习俗均烂熟于心

《金瓶梅》因是从《水浒传》借来的一枝，所以也借了《水浒传》中的一些人物和山东方言。但他是南方人，又不自觉地会不时流露出吴语来，所以《金瓶梅》也成了集南北方言于一体的杂花瓶。

徐渭晚年为自己题写的一幅概括自己一生的著名对联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他曾多次游历北方，亲友中也有不少北方人，这对他熟悉北方方言无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从北曲中学习方言也是徐渭掌握方言的一个重要途径。《金瓶梅》中有许多方言是从《西厢记》等北曲中直接引用过来的。

我们怎么知道徐渭对北方方言和习俗是十分熟悉的呢？从《王伯良古本校注西厢记》徐渭对《西厢记》的评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如：第二本第一折，《六幺序》中有：“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王骥德注：“徐云：北方尘土如雨，故曰土雨。”

第二本第三折，《幺篇》中有：“你那里休聒，不当一个信口开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过。”王骥德注：“徐云：他我犹言你我，北人乡语多连搭说，犹今说已而曰我和你也，言你且莫信口多说，不知我之福分如何，若论容貌，便做个夫人亦不忝耳，然他字即指张生，亦得恐不必以你我说也。”

第四本第三折，《小桃红》中有：“一个恣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耨。呸！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王骥德注：“徐云北人谓相昵曰耨。[关汉卿金钱池有：耨处散诞，松宽着耨]，又[散套]不记得低低耨那时不害半星儿羞，正应宾白娘跟前有甚羞意，徐云亵而雅，真妙手也。”

第四本第三折，《收尾》中有：“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王骥德注：“大小，北人乡语谓多少，词隐生云犹言偌大也。徐云宋儒语录多用之。”

难道这些批注还不足以说明徐渭对北方方言及习俗的注意搜集和精通么？他自己是绍兴人，吴语自然是烂熟的。

五、徐渭评价《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与《金瓶梅》中人物形象吻合

我们再来看徐渭对《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评价有哪些特点。

《金瓶梅》中潘金莲和宋惠莲都因小脚而惹起许多风波，西门庆等对小脚的格外关注与嗜爱，与徐渭对小脚的嗜好有关。他曾与幕僚、好友沈明臣一起用鞋杯喝酒：

“《鞋杯嘉则令作》：

南海玻璃直几钱，罗鞋将捧不胜怜。

凌波痕浅尘犹在，踏草香残酒并传。

神女罢行巫峡雨，西施自脱若耶莲。

应知双凤留裙底，恨不双双入锦筵。”

还有咏鞋小的诗：“《钮给事中花园藏陈山人所画水仙花次王子韵一首而陈文学示我五首故我亦如数》其四：弓鞋窄窄寸来罗，踏水乘鱼浅浅波。谁把江蛾勾入画？夫人自嫁不吾过。”

《观伎走解》：“人似明珠马似盘，超腾隐现不离鞍。各弯镫底罗鞋窄，都在空中妆翠寒。”

最著名的咏小脚诗还是徐渭的《闺人纤趾（调菩萨蛮）》：“千娇更是罗鞋浅，有时立在秋千板。板已窄棱棱，犹余三四分。

红绒止半索，绣满帮儿雀。莫去踏香堤，游人量印泥。”

其中“莫去踏香堤，游人量印泥”两句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

徐渭在评注《西厢记》时也对小脚格外关注，王伯良古本西厢记校注本第一本第一折《后庭花》处，王骥德批注：“徐云：衬残红二句只应上白，怎生便知他脚小意？休题眼角以下又推出一层意，慢俄延以下四句，正脚踪儿将心事传也。刚刚打个照面，正眼角儿留处也。栊门指莺莺进去之门，言其行之纡徐，恋及门而举步差，远得打个照面而传情无已也。……徐云至此方是妙语。”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对《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斗鹌鹑》中“对人前巧语花言，背地里愁眉泪眼”的评注曰：“徐云：畅好干干之甚也，巧语花言即上觅破绽之意。谓我著甚要紧，管你这事，你今日对我有许多巧语花言，伤犯着人，到背地里却又愁眉泪眼，不能自持也。”与《金瓶梅》中女主人公形象相似。

又如第二本第二折《上小楼》曲：“‘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此处，王骥德评注：“徐云：陆云笑林常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脏神曰羊踏破菜园。实甫当用此成红娘之谑耳。亦见启颜录。”《金瓶梅》中的幽默风趣，笑料连篇，徐渭对古代笑话之熟悉如数家珍，风格有相似之处。

再如《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金菊花》后有一句：“说来的话儿不应口，无语低头，书在手，泪凝眸。”王骥德批道：“徐云：无语低头只寻常扯凑。自他人旁观而状之则可，不应莺之自称书在手，泪盈眸一句下勿不作韵。”也许正因为徐渭对此无语低头的注意，才有《金瓶梅》中多处形容金莲等无语低头之举止。

另有一注也很有意思。第三本第四折《越调.斗鹌鹑》曲中有：“恨已深，病已沉，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王骥德批道：“徐云：昨夜今日须活着。言昨夜如此，今日又如此，句冷句热以调弄之也。盖红娘不知是情诗订约，真以为送药方又哄之也。”徐渭提出的“句冷句热以调弄之”，不正是《金瓶梅》中所使用的冷热金针法么？难道又是巧合？

还有一注依我愚见也与徐渭和《金瓶梅》有共同点，姑且罗列于此，俟明师点拨。第三本第三折《清江引》，在“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处，王骥德批道：“徐云：此隐语也。旧解花木瓜言其好看不中吃，本草木瓜味酸。以酸丁嘲张生。”徐渭对花木瓜的酸十分注意，嘲张生为酸丁。徐渭集里有《吃酸梨偈》：“你也痴来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树皮。东海也无频婆果，且留性命吃酸梨。”这段诗里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瓶梅》为什么被明清人称为《奇酸志》？与徐渭的爱情和人生经历有无关系？有古代笔记和资料证明徐渭与王翠翘曾经有过一段恋情，也有史料记载王翠翘后来成为胡宗宪的妾，如果这些记载属实，徐渭每天在胡府出入，并记录胡府的风流韵事，是否与翠翘有关？是否也会拈酸吃醋？《金瓶梅》里究竟有没有王翠翘的影子？此酸与《奇酸志》的酸味儿是否相投？被称为“王美人”的宋惠莲的原型究竟是不是王翠翘？这些念头似乎有些离谱儿，所以关于王翠翘事，一直在查找材料，未敢轻易下笔论证。且留悬念，以待详考。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

六、红娘是饶头是徐渭评点西厢记最重要的特色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紫花儿序》：“猜他那穷酸做了新婿，猜你个小姐做了娇妻，这我这贱人做了饶头。”王骥德语：“饶头妙甚。”

蒋星煜先生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一书中，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的血缘关系一节里谈到：“这“饶头”在所有较早的刻本中都作‘牵头’，最初改‘牵头’为‘饶头’的是徐文长，王骥德也照搬，张道浚于是也改‘牵’为‘饶’。他不仅没有说明是根据徐文长本或王骥德本改的，而且也轻描淡写地在眉批中写道：‘牵头饶头俱好，牵头人人说得出，不如饶字佳尔！’”

又谈到：“关于这个问题，凌濛初在《集评》中对徐文长和王骥德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牵头”本自妥当，徐、王皆改为“饶头”，且曰“妙甚”，不知越人苦认红娘为邦丁何谓，如前写“与从良反及那里发付我”俱作是解，可笑。不思《会真记》，张生内秉坚孤，终不及乱，未尝近女色，止留连尤物，仅惑于莺。此岂易沾染者，而必以馋目酸态扭煞，乱红娘耶？！即玩全剧中曲白，张惟注意莺尔，曾有一语面调红娘否？红亦止欲成就二人耳，别无自衒之意也。’凌濛初虽然在集评中这样批评了徐文长、王骥德，但仍旧感到意有未尽，于是在《紫花儿序》结束后，又用夹注的形式作进一步的批评。他说：‘弋旭梨园，作生先与红乱，丑态不一而足，无怪越人有饶头之癖矣！’凌濛初在这里指出了那些改‘牵头’为‘饶头’的《西厢记》校刻本已经在舞台演出中暴露出黄色庸俗的倾向，而且作了综合归纳，认为‘越人有饶头之癖’，他虽然说得过火一点，对于《西厢记》的看法和评价还是相当正确的。”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

国内有许多关于红娘形象的讨论，也是针对“牵头”与“饶头”展开的。与蒋星煜先生一样，认为“牵头”好的，只是觉得“饶头”有损红娘的形象，有黄色庸俗倾向。“牵头”说比较大众化些，中国古代“牵头”也叫“撮合山”，谓牵拢双方者。《古今小说》卷一《珍珠衫》中有：“婆子只为图这些不义之财，所以肯做牵头。”与现在世人所说的红娘形象是一致的，是红娘作为中间人,成人之美的形象。但也只有在徐渭之“馋目酸态”视野下，才会有“饶头之癖”。有些地方至今形容吃饱了再多吃一口，仍沿用再饶一口的说法。用“牵头”还是“饶头”,成为辨别是否徐文长本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金瓶梅》中西门庆和陈经济每至偷情不成时，总要先饶上一个红娘：

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提刑官引奏朝仪》，西门庆想念已故的李瓶儿，梦中相会，身边没有女人，便拿小厮王经顶替。写道：“正是：不能得与莺莺会，且把红娘去解馋。”

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两战林太太吴月娘玩灯请蓝氏》，西门庆欲与林太太和蓝氏成双，不想遇到来爵儿媳妇，便又成了饶头：“正是：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10]1213

第八十二回：《潘金莲月夜偷期陈经济画楼双美》，陈经济学张生会莺娘潘金莲，“猛然从荼縻架下突出，双手把妇人抱住。把妇人唬了一跳，说：“呸，小短命！猛可钻出来，唬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搂便将就罢了，若是别人，你也恁大胆搂起来？”经济吃得半酣儿，笑道：“早知搂了你，就错搂了红娘，也是没奈何。”

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寄柬谐佳会》，陈经济这次会莺娘未成，真的遇见红娘春梅成了好事，又写道：“正是：无缘得会莺莺面，且把红娘去解谗。”

连西门庆行酒令时也不忘饶头之念：第六十回《李瓶儿因睹气惹病西门庆立段铺开张》，西门庆道：“我只掷四掷，遇点饮酒：六口载成一点霞，不论春色见梅花。搂抱红娘亲个嘴，抛闪莺莺独自嗟。”

足以证明《金瓶梅》作者也是有强烈的“饶头之癖”了吧？这是十足的徐文长特色，与他人不能混淆。这里也顺便讨论一下第七十八回与第七十四回完整录下的《宜春令》套曲中都将莺莺改为莺娘，有学者认为是为了与红娘对应才改为莺娘的，我认为是因《金瓶梅》中的莺莺原型并非如《西厢记》中真正的崔莺莺一样是妙龄少女，而是半老徐娘，所以才有意改动一下以示读者。

卜键先生在其论文《李开先与<金瓶梅>中有关<西厢记>之描写——<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一项重要参证》中谈到，李开先“这个短短的院本确确是从淫的角度来评价《西厢记》的。”并着重指出院本里有李开先院本里“崔莺莺被写成使得‘张君瑞书房内害淹缠病、寻死觅活’的‘低头有千条之计’的哄人精，红娘被骂成是‘穿了半生破袄’的‘皮肉行经纪’。”并指出《金瓶梅》中多次出现“架儿”一词，这些都是李开先院本与《金瓶梅》极为吻合的证据。且不说《金瓶梅》中的莺莺形象与李开先描写的“哄人精”形象并不完全相符，她并不在西门庆书房里“害淹缠病”，哄也是只哄别人，对张生还是很诚实的。只说红娘被骂为“皮肉行经纪”与《金瓶梅》中的几位充当红娘角色的形象也不甚相符，“皮肉行经纪”和“架儿”都是“牵头”形象，而不是“饶头”形象，不能拿来“解馋”用的。这也说明卜键先生关于李开先作为《金瓶梅》作者的重要参证是不太可靠的，而从以上分析和举证可以看出，《金瓶梅》所借用和抄引《西厢记》的特征倒可以作为徐渭就是《金瓶梅》作者的重要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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