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学院学报编辑部（滁州学院学报版面费）

按：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推进古籍数字化，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没想到，国家对古籍这么重视！去年底，我写了一篇关于拙著《唐诗正本》出版的感想，一直没有发布。值此契机，发出来吧。

有了大数据，古籍整理应当推倒重来！

盛大林

拙著《唐诗正本——大数据视域下的唐诗新考》正式出版了。捧着墨香四溢的新书，感慨良多。

作为一个没有职称的本科生，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从事科研，更没有想过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然而，这竟然都成了现实。

本书考证了23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唐诗。虽然考证及辨析都比较细致，但终归都是个案的研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更谈不上理论体系，但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发现了很多前人没有发现的讹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不多说了。自以为更有价值的还是研究方法的尝试或创新。

责任编辑李少华先生说，《唐诗正本》具有“开创性”。李先生这样说，可能有客套的成分，但我自以为也当得起这三个字，而且相信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开创”了什么？一是首次运用大数据进行考证。本书考证的23首唐诗，大都有前人考证过，但他们引用的文献及版本都很少，超过20种的都不多，而本书考证的每首诗，平均引用的文献及版本多达七八十种（有些因为文本无异而未在表格中列举），有的甚至上百种。也正因为占有的文献及版本较多，所以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比如关于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几篇论文中，至少有5处文献是前人没有引用过的。基于这些新的文献，我提出了全新的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竹径通幽处”讹为“曲径通幽处”亦成学界共识，但何时何人将“竹”改为“曲”说法不一。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曲’字为毛刻之误，审矣！”他认定始作俑者为是明末清初汲古阁的毛氏父子。其实，毛刻《常建集》中仍然是“竹”，并未改成“曲”，而且在此前，有好几种版本已经改成“曲”了。余嘉锡如此大错特错，也是因为他看到的版本太少。

二是在占有海量文献及版本的基础上首次进行了同一文献的多版本考察，这一点更为重要。所谓“同一文献的多版本考察”，是指对同一文献在不同历史时期刊行的各种版本进行比对并加以辨析。比如王安石辑编的《唐百家诗选》，流传下来的有宋、明、清等朝代的版本，这些版本都不尽相同，对照考察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崔颢《黄鹤楼》的首句，在明朝以前的所有版本中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后来讹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为后人窜改已成学界共识，但为何人窜改并无一致意见，主流的观点认为把“白云”改为“黄鹤”的是王安石，因为这个变化首先出现在他选编的《唐百家诗选》中。查阅《唐百家诗选》的清代四库全书本或民国的万有文库本，其中确为“黄鹤”，但《唐百家诗选》的两个宋刻本中均为“白云”，这说明王安石背了“黑锅”。再如今年9月20日央视《百家讲坛》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称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被窜改为“床前明月光”和“举头望明月”分别是明代的李攀龙和曹学佺窜改的，依据是他们辑编的《古今诗删》和《石仓历代诗选》。查询这两部文献的清代及以后的版本，两处确为“床前明月光”和“举头望明月”，但明刻本中却为“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这也说明李攀龙和曹学佺被冤枉了。朱子辉副教授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查考的版本太少，更没有进行多版本的对照。

很多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献，比如施蛰存的《唐诗百话》、黄永武的《敦煌的唐诗》，在引用古籍文献时没有注明版本出处，作者可能以为文献的内容不会改变，无须注明具体的版本，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比如关于崔颢《黄鹤楼》中的“白云”与“黄鹤”，施蛰存在《唐诗百话》中说“《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唐诗鼓吹》确实有“黄鹤”的版本，但大多数古籍版本为“白云”，综合判断，“白云”应该是原本。

当然，有些学者关于个人诗集的校注，比如《王维集校注》《岑嘉州集校注》，也作了多版本的比较，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依据的古籍版本也比较少。

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很多学者完全没有版本意识，甚至搞不清文献与版本的区别。或为有意的窜改，或为无心的讹误，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存在异文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无法避免。一般的读者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专业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校勘考证的学者却不可不察。不然，很容易出现纰漏。

还有一个细节，也可称为“开创”，那就是我在文献版本出处中首次注明了页码，比如卷几“第几页”。《中国韵文学刊》的编辑在编发拙作《大数据颠覆关于“鬓毛衰”的主流认知》过程中曾经问我：“古籍版本中没有页码呀，你怎么注上页码了？”以往的论文或论著中，都是只注明古籍版本所在的卷数，确实无人注明过页码，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古籍版本也是有页码的，只不过大都看不清楚甚至字迹不显而已。为了弄清古籍版本中的页码，有时颇费心力，但为了准确，我不厌其烦。比如：某一页的页码模糊不清，但前一页是五，后一页是八，那么中间两页当然是六、七。这也说明，《唐诗正本》所引用的每一处文献，我都找到了原始的出处。找不到原始出处的，宁愿舍弃。在版本考证这个问题上，我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所谓的“权威”。比如关于“竹径通幽处”讹为“曲径通幽处”，余嘉锡说得斩钉截铁，似乎无可置疑，但我还是查验了毛刻《常建集》，结果发现并非如他所言。关于“竹”与“曲”，南京图书馆研究员徐忆农也曾作过考证，他在论文中提到，“据沈乃文先生相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刻本《诗人玉屑》中常建诗句作‘曲径’而非‘竹径’。”他也据此得出了早在宋代“竹”已讹为“曲”的结论。“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定广新编的《分类唐诗三百首》亦采此说，可能就是源于徐忆农的论文。事实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也有说是元刻本）《诗人玉屑》中的此句为“竹径通幽处”，我亲自目验过。当然，由于宋刻本极其珍贵，不允许借阅，我看到的只是此本的胶片。照相机不会窜改文字，凡人却会犯错甚至说谎。徐忆农拜托的沈乃文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馆员，不知是徐忆农听错了，还是沈乃文说错了，抑或沈先生也未查阅原本（当时肯定还没有胶片），只是顺口一说而已。

因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出自安徽滁州，我就把考辨此诗的论文投到《滁州学院学报》。在编发此文的过程中，编辑曾经问我：“您从哪儿查到那么多文献和版本？有些文献和版本，本地几位专门研究韦应物的专家都没有见过！”闻听此言，我得意地一笑，心里在说：“意料之中”。顺便说明一下：我能获取海量的古籍文献，与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无关。《唐诗正本》引用的古籍文献及版本，99%来自网上的各种数据库。事实上，我很少去北大图书馆——尽管它的馆藏相当丰富，但也无法与网上的数据库相比。

所以，我在《唐诗正本》的后记中说，非常感谢互联网及其数据库。众多的古籍数据库，不仅提供了海量的文献，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检索的效率。我能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这40万字的论文而且发现那么多讹误，没有那些古籍数据库及其大数据，是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如果采用传统的检索手段，到图书馆逐个版本地查考，五年甚至十年都做不到。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先生在一次演讲上说，南京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在最近三四十年异军突起，主要是因为程千帆教授的加盟夯实了古典文献学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拿李白的《静夜思》来说，现在流行的诗句“床前明月光”和“举头望明月”原本为“床前看月光”和“举头望山月”，这一讹变已为学界公认。回过头来，再看那些认为两个“明月”如何精彩甚至揣摩当时李白如何思念家乡的赏析文字，是不是非常可笑？——分析来分析去，对象却是一个“山寨”的版本！

在考证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文献中的讹误太多。古籍版本且不说，就连很多专门的校本也不可靠。比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中的“胡儿琵琶与羌笛”讹为“胡琴琵琶与羌笛”，中华书局出版的《岑嘉州诗笺注》没有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岑参集校注》也没有指出。为什么都没有发现？应该是因为查考和参校的版本太少、太近，校勘者肯定没有看到过《唐百家诗选》的两个宋刻本。这两个宋本都是残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可能就是因为不完整，都没有影印本面世。在没有数据库或没有上网之前，要想查阅此本，实在很难。

现在，有了互联网及其各种古籍数据库，文献考据及其整个古籍整理工作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有必要完全推倒重来！这不是要否定前贤在古籍整理方面所作的贡献，而是时代变了，一切都要与时俱进。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文献信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全新的文献环境，听任文献中的种种讹误流传下去，是不负责任的。

本书几乎每一篇文章，在分析版本源流时，我都会加一句大同小异的状语——“在本次检索到的N种文献及版本中”——这句话一再重复，似乎有些哆嗦，其实不可或缺。虽然我引用的古籍文献及版本远远多于前人，但仍然只是古籍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很多古籍文献没有数字化，我没有看到所有的文献及版本，所以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事实上，前人论述中的很多错误，比如余嘉锡的“‘曲’字为毛刻之误，审矣”，就是因为过于武断。

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正在快速推进。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项工作就会完成。

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变动，我的文献考证工作不得不告一段落。出版《唐诗正本》以及写下这篇文字，也就是想做一个小结。仅仅做了两年的学问，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作为一名偶然的闯入者，我之所以胆敢向很多“权威”大家指谬，可能有些不知深浅，但主要还是因为有根有据。古籍俱在，斑斑可考。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能否认那些事实性的错误。

由于引用的文献太多，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虽然我已经很细心，但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期待方家的指正！

2021年11月26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