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奋进前行力量
同志们：
在党的XX大报告中，A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这要求我们要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实践伟力，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赓续精神血脉，让伟大建党精神薪火相传。新时代科学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理论蕴涵与赓续路径，探究其“从何而来”“内涵是何”“弘扬路径何在”的逻辑理路，对于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机会，我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奋进前行力量》为题，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无产阶级建何种党、如何建党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理论渊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及取得百年重大历史成就的强大精神力量。“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原点，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哲学旨趣。“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土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先进分子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惊天伟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恩格斯说，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面对各种迫害和驱逐，为追求真理，马克思从未停止过革命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唯心史观认为绝对观念、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决定历史走向。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惊天伟业，彰显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二）历史境遇：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探索
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特殊的历史境遇，其萌发于近代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不懈探索。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探索。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列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提出科学的改革方案，以失败告终。在不废除封建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封建地主阶级发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在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下，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种社会思潮提出的救国方案都没有成功。“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具有与生俱来的远大理想、担当精神、革命精神与奉献精神，呈现出较以往政党不同的信仰信念、革命气质与斗争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与挽救民族危亡的不懈探索具有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伟大建党精神源自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源自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理想。在近代国家歧路彷徨、人民翘首怅望的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伟大的建党精神，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带领人民坚毅前行，扭转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
（三）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忠孝节义、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赋予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血脉，是伟大建党精神生成的文化之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生成提供了文化土壤。从老子、孔子到孙中山先生，中国历史上无数先进人物都曾希望“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能够实现。《礼记》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述未来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为大同世界进行规划设计，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蕴含着对世界大同的追求。可见，“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提供了文化滋养。“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和担当精神的继承。爱国主义和担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早期革命先驱建党救国的原动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李大钊用爱国主义唤醒人民的反帝意识，喊出了“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的警言；毛泽东用担当精神呼吁广大学子救国救民，喊出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倡议。中共二大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将爱国主义和担当精神熔铸在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舍生取义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生取义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大义面前舍生忘死的价值选择。《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舍生取义、自强不息”思想的影响下，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丰碑。“忠孝节义、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提供了文化基因。《左传》中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忠孝节义要求对国家尽忠，对父母尽孝，对他人至公无私。“对党忠诚”是对古代忠孝节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述；老子主张“以百姓之心为心”；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这些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着相似的内涵，孕育出“不负人民”建党精神的形成。
（四）实践基础：革命先驱的建党实践
伟大建党精神萌芽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先导的人”，他通过写理论文章、授课演讲、参与思想论战等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介绍给青年学生，为北京乃至全中国进步青年学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贡献。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有老师、学生、工人、记者等不同职业人员，同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超越了地域的界限，遍及20多个省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立其基，导其先河”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根深深扎入中国土壤打下了基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还领导青年学生筹办工人夜校，组建工人俱乐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岁末年初，李大钊接待了来自苏俄的伊万诺夫、维经斯基等人，在谈话中涉及准备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等内容。伟大建党精神开始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酝酿建党的实践，始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的途中，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留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到达上海后，陈独秀积极发动组织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注重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教育水平。1920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工人参加游行集会，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纪念活动。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北京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为建党初期掀起工人运动高潮奠定了基础。1920年6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初名为“社会革命党”，8月正式命名为“共产党”。1920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践行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伟大建党精神初步形成于中共一大的召开。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奋斗目标，选出党的一大中央局，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党纲”“信仰”“初心”“使命”“组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党的最低纲领，也没有制定出党的章程，因而还需继续努力才能完成建党伟业。伟大建党精神最终形成于中共二大的召开。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弥补了中共一大的两大欠缺。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和党的第一部章程的制定，标志着建党最终完成。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指明了方向，发挥着举旗定向的重大作用。党的第一部章程确立了党的建立和建设的根本方针，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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