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激原则与政治义务》

作者：毛兴贵

本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

文章摘要

感激原则有时候被用来解释和证成公民的政治义务，根据这种理论，公民的政治义务说到底是一种感激义务。基于家国类比的感激理论夸大了家庭与国家的相似之处; 从感激义务的积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尝试由于将感激国家的义务限定于服从法律，从而与感激表达方式的可选择性相违背;

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虽然可以避免前一种进路的缺陷，但无论是将政治义务看作对国家的感激义务还是对其他所有公民的感激义务都有失妥当，而且这种进路也不能解释政治义务的复杂性。感激理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明，我们不能把政治义务建立在感激原则的基础之上。

文章结构

政治义务研究中的感激理论把我们的政治义务看作一种基于感激原则的义务，它是把道德领域内的感激原则运用于政治领域的产物。这种理论有两种版本。一是通过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类比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借助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激义务来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二是并不借助于家国类比，而是直接从感激原则得出公民的政治义务。

这一版本又有两种不同的进路，一种进路从感激义务的积极方面出发去证成政治义务，而另一种进路则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去证成政治义务。本文将依次考察这三种感激理论，最后对感激理论作出总体评价，并指出为什么不能把政治义务看作一种感激义务。

一家庭、国家与政治义务

首先，从家庭与国家的对比来看，它们之间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正是基于这些相似之处，我们习惯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把官员说成是“父母官”。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是否足够强以至于我们能够将两者相类比并得出此处的结论，则值得怀疑。

其次，子女是否有义务服从父母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便在儒家传统下，也并非主张子女应该一味地服从父母。

最后，即便承认子女有服从父母的义务，家庭内部的这种义务也很难与公民服从国家的义务相提并论。一方面，子女的服从义务( 如果存在的话) 往往随着子女成年而消失; 另一方面，这种义务的要求在内容上也远比政治义务的要求狭窄。

二积极的感激义务与政治义务

感激义务的要求既包含了积极的方面，又包含了消极的方面。就是说，感激义务既要求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也要求我们不要去做某些事情。对于这两种要求，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积极的感激义务和消极的感激义务。对于将政治义务奠基于积极感激义务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的感激理论; 而对于将政治义务奠基于消极感激义务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感激理论。

积极的感激理论摒弃了上述成问题的家国类比，它是一种从感激义务对公民的积极要求出发来证成政治义务的理论。其基本论证如下: ( 1) 我们有义务感激那些给予我们帮助或利益的人或机构;( 2) 国家给了我们利益; ( 3) 所以我们有义务感激国家; ( 4) 感激义务要求我们对国家给予适当的回报; ( 5) 服从国家的法律是适当的回报; ( 6) 所以我们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法律。

这种理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暂且假定公民确实有道德义务感激国家，服从国家的法律也确实是适当的回报方式，但是，由于履行感激义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选择的，因而感激义务的内容是模糊的。我们为什么非得以服从国家法律的方式来表达对国家的感激呢? 毕竟，服从法律并不是感激国家的唯一恰当方式，比如，宣扬爱国主义也可以看作一种表达对国家感激的很好方式。

再退一步说，就算服从法律是感激国家的唯一恰当方式，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法律，基于感激义务履行方式的可选择性，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服从某些法律而不是服从所有法律、在某些时候服从法律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法律来表达对国家的感激。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选择服从哪些法律以及何时服从法律。

诺齐克下述用来批评公平原则的说法完全可以用来批评感激理论: “不管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不能这样行动: 先给人们利益，然后又要求( 或强取) 偿付。”这种做法对个人的自主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有人可能会回应说，国家最需要的就是公民的服从，否则国家将很难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感激义务要求我们用服从来感激国家。对此，西蒙斯提出了两条反驳。第一，即便如此，我们也只需经常服从法律而无需总是服从法律，便可以满足国家的这一特殊需要，但政治义务并不意味着要经常服从法律，而是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要服从法律。第二，感激义务并不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去满足施惠者的最重要的需要。

政治义务与感激义务显然有着很大差异，将政治义务视为感激义务会得出很多不切实际的结论。

三消极的感激义务与政治义务

积极的感激理论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它难以调和政治义务的具体要求与感激义务内容上的模糊性，就是说，感激义务的内容是不确定的，而政治义务则是确定的。为此，有学者另辟蹊径，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来证成和解释政治义务。

沃克尔区分出不同的感激义务，他不再把政治义务建立在积极的回报义务之上，而是借助于“不要以种种表现出对施惠者缺乏善意的方式行动的义务”。这种义务要求受益者: ( 1) 在无需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帮助处于危难之中的施惠者; ( 2) 满足施惠者的合理请求; ( 3) 避免伤害施惠者或做违背其利益的事情; ( 4) 尊重施惠者的权利。

由于不服从法律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公民应该服从法律。不过，沃克尔指出，感激理论并不要求我们不加批判地服从任何法律。比如，对于某些错误的法律，服从它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时，感激义务便要求我们不服从。

从积极的角度看，感激义务的要求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从消极角度看，感激义务对受益者的行为施加了种种限制，任何行为只要违背了这些限制，便可以看作违背了感激义务。这样，沃克尔的消极感激理论就很好地避免了感激义务的模糊性所造成的困难，从而使得感激理论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义务理论。

第一种批评由西蒙斯提出。他认为，对机构的感激是不可能的，只能对人表示感激，政府是一种机构，所以感激理论是不合理的。

通过把政治义务界定为对同胞公民的感激义务，沃克尔虽然避开了西蒙斯提出的对机构的感激不可能的批评，但是西蒙斯的批评不止于此，他还认为对一群人的感激也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提供利益的时候，一群人几乎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或理由。

更何况，就算全体公民的确能够基于对某个公民的共同关爱而为他提供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利益，从而这个公民有义务感激其他同胞公民，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利益产生于他们共同的守法行为。

这样，我们便不能把政治义务看作对同胞公民的感激义务。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对政府的义务，那么消极的感激理论便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除了不服从法律以外，还有很多行为可能损害政府的利益，基于感激义务的消极要求，我们似乎有义务不去做那些行为，比如，对政府的决策和制度进行批评，对政府官员进行舆论监督，这些行为显然是不利于政府的。

说到底，消极的感激理论对公民所提出的要求太多了，它不仅仅要求公民不要违反法律，还要求公民去做许多公民原本没有义务去做的事。

四对感激理论的进一步评论

感激理论抓住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其公民提供重要的利益，那么它很难得到其公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对三种不同的感激理论分别进行了批评。除了它们各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以外，它们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削弱了感激理论的合理性。

第一，从感激义务产生的必要条件来看，把政治义务看作对同胞公民所负的感激义务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为同胞公民提供利益的行为并不能满足感激义务产生的必要条件。

第二，只有当施惠者为了他人的较大利益付出很大努力或牺牲时，感激义务才较强。

第三，感激义务的履行应该是自发的，施惠者不能强求受益者履行感激义务，受益者的感激义务并不与施惠者的任何权利相对应，即感激义务本身是不能强制履行的。

第四，感激理论面临着一个与非自愿主义的公平原则理论类似的问题，它意味着，对于任何给予我们利益的国家，我们都有感激义务，无论自己是不是其公民。

第五，感激理论和公平原则理论一样，都诉诸公民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利益来证成公民的政治义务，因此它也和公平原则理论一样，不仅不能证成一般的政治义务，相反，它恰恰证明公民与侨民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国家及其法律的义务在性质上和内容上是一样的，一个人并不因为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对这个国家及其法律担负一种特别的义务。

文献支撑

引注数量：22

文献分析：著作和英文文献较多。

亮点总结

写得很有趣，论证很清晰。

今日小评

学习学习，读之令我减轻了很多心理负担。

作者简介

毛兴贵，西南大学哲学系教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讲《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概论》、《西方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在《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哲学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和译文40余篇，出版译著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责任编辑

冯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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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

文章类别：政治学

发文时间：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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