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爆发，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抗疫策略争议，亦有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认知作战，令香港乃至国家陷入非传统安全层面的威胁。
有人或者会说，抗疫策略和措施的讨论，是一个医学问题，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不但会审视现时传播的病毒变种速度、传播率、重病率、致死率，以及会产生后遗症之外，还要探讨采用某种策略或措施的实质操作性，而大部分人探讨实质操作性时，亦不会只谈人力或物力上是否做得到，还会探讨采用某项措施的代价，当中必然涉及社会资源分配及再分配，以及谁会在某种抗疫策略下受益或受损的问题。
是故，讨论采用何种抗疫策略，从来是一个政治课题。提出不同的抗疫策略主张，往往不只是影响着主张者的利益，还会影响着主张者背后一大群人的利益，甚至会影响着本国乃至是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当我们主张采用何种抗疫策略时，某程度上已反映着主张者支持为某种策略所付出的代价，从中亦反映着讨论者所信奉的意识形态。
以所谓「与病毒共存」的主张为例，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说得直白一点，不过是「自然群体免疫」的新瓶旧酒，而所谓「自然群体免疫」，便是不采取人为干预任由疫病自然传播，最终使得很大比例的人口在感染之后，要不病故、要不获得免疫力，从而令其他尚未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而免受感染。
事实上，英国在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之初，其首相约翰逊已提出过类似主张，只是当时立即引起公众哗然，批评此一做法是拿国民作白老鼠，是「不负责任」、「危险」和「狂赌」，之后英国才采取起人为干预的抗疫措施，直到去年7月，西方开始改称「与病毒共存」，并且逐步放宽各类抗疫手段。
当然，若要细分「与病毒共存」与「自然群体免疫」，两者仍有些微差异，例如：所谓「与病毒共存」会鼓励大众接种疫苗，这亦算是一种人为干预的抗疫手段，问题是现时的疫苗未能有效防止突破性感染，病毒又随着交叉感染而不断变种，而变种后传播率更高，所造成的公共医疗系统被挤兑，又会推高致死率，还未说痊愈仍有的后遗症问题，所以无论接种覆盖率如何，所谓「与病毒共存」依旧无法达致「自然群体免疫」。
换言之，所谓「与病毒共存」在现阶段而言，并未能降低感染率、重病率、致死率和痊愈后患上后遗症的人数，可见西方国家采用此一抗疫策略，显然不是因为医学上的效果更佳，而是他们可能认为，错过了积极人为干预的最佳时机，病毒扩散幅度已大至无法切断所有社区内的传播链，又或者涉及一些其他的政治或者经济上的考量，因而认为「代价」太大。
例如：不同年龄层或社会阶层，感染后对于公共医疗服务的依赖程度不一样，或者不同阶层的感染率因居住环境和社交圈子而存在差异，又或者对于某些阶层而言，部分人为干预措施弊大于利，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设计本身，又令从政者更容易向某些阶层倾斜，最终令那些国家在现阶段便放弃积极的人为干预，而是主张所谓「与病毒共存」。
由是观之，从疫情爆发开始，部分西方国家早已不打算采用人为干预方式抗疫，只是最初引起民众哗然，于是等到疫苗诞生之后，便用「与病毒共存」这个新瓶，装「自然群体免疫」的旧酒。耐人寻味的是，当西方改变抗疫策略之后，为何外媒、香港本地媒体，以及内地舆论，都开始出现「与病毒共存」的主张呢？很明显，这些抗疫策略上的争议，其实是在发动「认知作战」，至于原因为何，为免本文篇幅太长，只好迟点另撰一文再说。
文：陈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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