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经典图书馆学认为，图书馆学发端于17世纪而正式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中国图书馆学是在20世纪初西方公共图书馆制度及欧美图书馆学思想输入中国后才产生的。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中国学者置身于西方图书馆学语境下得出的，现在看来未必准确。因为它暗自预设了这样两个前提：即图书馆学是把图书馆当作社会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来研究推广的；图书馆学是把图书馆当作一类社会机构或公共事业来经营管理的。而这两个前提或者条件，正是早期西方图书馆学的两个主要特征。譬如，被西方誉为图书馆学开山鼻祖的法国图书馆学家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 Naude，1660～1653）在其《关于如何创办图书馆的意见书》中最早阐述了公共图书馆的理想，强调“将书提供给公众使用”，“即使对最卑微的能多少获益的人也不要限制”[1]；最早使用“图书馆学”一词的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 W. Schrettinger，1772～1851）于1808年在《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中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图书馆实施有目的的组织所需要的理论准则的概括”[2]，学科属性的机构化特征十分明显；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的英国图书馆学家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不仅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The Public Libraries Art）的通过，更是在其专著《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1859）中专辟下册《图书馆经营》，阐述公共图书馆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图书馆不应受政党影响，图书馆是公益事业）[3]，并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践行了其图书馆经营管理思想。19世纪末，英国的图书馆学干脆就叫“图书馆经营学”（Library Economy），直至20世纪初这个名词在英国仍被继续使用。
然而，图书馆学发展迄今，其研究重心已逐渐剥离了“图书馆”这一机构实体，完成了向“知识域”（对知识进行存储、排序、加工、整理、提炼、传递等活动范畴[4]）的转向。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给图书馆学下的定义是：“图书馆学就是发现、搜集、组织及运用印刷的与书写的记录之知识与技能。”[5]这一定义为图书馆学摆脱机构化的束缚拓展了空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客观知识论”为先导，“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知识集合论”等各类学说继之而蜂起，如抽丝剥茧般一步步地逼近了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人们对现代图书馆学的认识与西方图书馆学的最初面貌相去又何以道里计？照此看来，由西方民主制度建构及公共事业管理衍生出来的近代西方图书馆学，也只是汇成以知识论为核心的现代图书馆学这条大河的一截支流。它既不是源头，更不是全部。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曾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单一性的现代化“将导致许许多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6]。以西方图书馆学产生之初的特征来评判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是否也否定了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发生过程的多元性？是否抹杀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原创精神与民族特性？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知识论的系列研究成果对未来图书馆学无疑极具理论前趋价值，但笔者以为，它更具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历史回溯价值，因为它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疏通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化血脉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本文拟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作一探究，以期为重新考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生过程和疏通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因承关系提供助益。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 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题实由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分期问题所引发。学界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对于中国图书馆学，从20世纪初图书馆学萌芽，到20世纪末现代图书馆学建成，20世纪的图书馆学史就是它的全部历史。”[7]在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认识下，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学思想被严重忽略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因承关系也因此被割裂。其直接后果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只能在西方图书馆学范式划定的领域内行进，只能沿着西方图书馆学走过的道路步其后尘。因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倾向。郑全太对这一倾向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不仅图书馆学的产生过程是多元的，图书馆学的发展与未来趋向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走“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8]之路。傅荣贤从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并不支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图书馆学模式的论点出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在‘拿来’的同时，须增强学术输出意识，为‘和而不同’的世界图书馆学贡献自己的心智。而这种输出必须基于传统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在西方话语的‘他者镜像’中有针对性地挖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优秀成果。”[9]李满花也认为，输出意识是中国图书馆学走向原创性的学术诉求之路。为此，必须用中国话语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在中西图书馆学的相互关照中加强对话，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应坚守中国图书馆学的本体论价值。“表面上，晚清以来中国人文主义的目录学为西方形式主义的目录学所取代、中国整体型图书馆管理思想为西方分析型管理理念所取代等都是具体技术的‘转向’，实质上却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深层本体论的丧失。正像文化存在类型差异而无优劣之分一样，图书馆学本体作为对图书馆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也只有观点不同而没有高下之别。目前，中国图书馆学界步趋西方话语，本质上是默认西方图书馆学本体的优越性，甚至唯一性。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现代化进程中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结果。”[10]
其实，中国学者也不乏构建原创性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学科的愿望，“但前辈学者满足于仅仅在分类编目技术的框架内构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使得除此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诸如，对图书价值的认识、对图书馆功能、管理、使命的界定等等）逸出了学者的视野，造成先贤智慧的大量流失。并且，中国古代的分类编目技术主要是由《七略》以来的历代书目担当的，而古代书目不是在逻辑理性的层次上运思的，这不仅在学理上不符合现代新兴学科的标准，在实践上也无力与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分类编目技术一争高下。”[11]因此，寻找一条恰当的管道来实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对接”，便成了后辈学者发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原创性的必由之路。
受知识论的启示和影响，从知识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成了当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傅荣贤对中国古代书目结构的特性作了分析，将其归纳为“以具体文献名直接命名类目”、“以核心文献点明类名的内涵”、“暗分的小类以具体文献为标目”、“通过具体文献暗分小类”及“随具体文献而附其类”，并认为中国古代书目的这种坚持以具体文献为基点的特性，对于解决当代知识管理中标引词的人工化与检索词的自然性之间的逻辑悖论具有启发意义[12]。李满花指出，“当知识组织取决于以技术形式出现的若干精确规则时，也与用户基于自然语言的习惯性提问渐行渐远”，“而作为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的主要形式，古代书目认为知识组织更多地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认知背景、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凸现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人文信念，这对于纠偏现代知识组织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不无启迪”[13]。龚蛟腾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书目的实质就是元知识，是关于知识的知识。书目编纂是元知识生产，书目整序是元知识组织，书目交流是元知识服务，而目录学的实质就是元知识管理[14]。以上研究为探求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知识论的契合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就本文论题来讲，其探讨范围略显狭窄，而仅限于目录学领域。与前者不同，戴建业以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探讨了宋代郑樵文献学思想的知识论取向。他从郑樵对文献学价值目标的设定、对各种知识类型的价值重估、对文献学功能的扩展等层面，阐述了郑氏文献学知识论取向的基本特征及历史意义[15]。但遗憾的是，他没能进一步阐述文献学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关系，且仅限于发掘个体文献学家的学术思想，亦有一定局限性。
笔者在合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着重论证文献学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同一性，并拟从文献学发展路径全面考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本文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择取西汉至清代以来有代表性的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为研究对象，系统查考其文献学著述，着力留意其有关知识论取向的文献学思想的表达，运用文献举证与“知识考古”的方法，将之与现代图书馆学知识论学说进行横向类比，以寻求两者之间的相通和契合之处，以期获得若干有益的启示。
3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文献学特质
“图书馆学”这一名词的正式出现，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由日本和欧美传入中国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学[16]，只不过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更多地是以它特有的形式——文献学（即所谓广义校雠学）表现出来的。学界经常批评中国古代藏书楼不具备公共性和开放性，并把它作为质疑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存在的一个重要论据，笔者以为这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这种惯常思维，其实还是把“图书馆学”局限于“图书馆”这一狭小的机构领域。诚然，公共性是近现代图书馆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藏书楼也确不完全具备近现代西方图书馆的公共性，但“图书馆”的公共性并不是“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图书馆”不等同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绝不仅仅限于“图书馆”这一机构领域。与近代西方图书馆学侧重于将“图书馆”作为社会制度的建构对象不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发生过程走的是一条游离于“图书馆”（藏书楼）之外的道路。
发端于中国独特的文献体系和文化土壤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长期受制于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足的经济模式，没能在文献的公共利用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学说和制度，但却在文献整理和利用方面取得了令西方难以企及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单体现在古代先贤对文献价值的深邃洞见，以及无以计数的文献整理成果，更在于他们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文献学研究体系。它包括：①对文献本体的研究，即对文献的载体材料、装帧形制、体裁和体例、文献制作和传播方式的研究；②对文献内容的实证研究，即通过版本鉴定和校勘获得可靠的文本，通过辨伪获得真实的文献内容和著者信息，通过辑佚获得文献完整的篇章结构；③对文献内容的阐释，即通过句读、注释、翻译，帮助读者准确理解和把握文本内容；④对文献的整序和检索，即通过分类、编目、索引等揭示文献内容的逻辑关系和形式特征，为读者指引文献线索；⑤对文献内容的组织编纂，即依据某一选题和体例，对原有文献内容进行编纂，如史书（在起居注、实录、日历等档案材料基础上）、类书、杂钞、丛书、别集、全集的编纂；⑥对文献的典藏，即文献的购求（即今之所谓采访）、收藏、装补、曝书、流通管理等。以上所举，涉及文献的二、三次整理，有的至今仍属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有的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知识服务多有契合。这一被后人称为“校雠学”或“文献学”的学问，实际上承担了文献支持和知识保障的研究功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相适应，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本土化的（非“图书馆”机构意义上的）“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因其专注于文献本身，反倒更易突破作为实体机构的图书馆（藏书楼）的藩篱，从而成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术规范。显然，中国古代民间广泛存在的文献收集、整理、传播、利用活动，并不都是依附于图书馆（藏书楼）这一实体机构而展开的；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献学家，如郑玄、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也并不都是执掌一方藏书机构的“馆长”（Curator）。凡文献之所在，流风所被，文献的整理利用活动就普遍存在。鉴于中国古代学术活动多从文献整理这一基本起点出发的事实，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文献学）实早已融入中国传统学术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也只有当一门学科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核心研究方法被各领域内的学者广泛采用，它才可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并获得隽永的生命力。这可从中国文献学两千余年来绵延不绝的学术史得到印证。反之，当一门学科只能依附于一类机构或制度才能存在，它的科学性反倒更易受到质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这个一级学科类名，不是至今仍有学者在质疑其科学性，并试图从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文献机构共似的文献（知识）整理与服务活动中抽象出共有的学科本质吗？[17-19]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文献学基因在学科的社会普适性方面更具天然的优良品质。
4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知识论取向
比较中西图书馆学的发生过程，我们发现，两者存在路径上的差异。前者因专注于文献内文本知识价值的发掘，而多游离于图书馆（藏书楼）之外，孕育和融合于中国传统学术活动之中；后者因关注社会公众知识获取权利的平等，侧重于文献外图书馆制度的建构和经营，而多以独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民族性差异本身并不构成比较两者优劣的依据，相反，它们互为交融和补益，最后殊途同归，共同奠定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根基。从文献学路径出发来认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我们不难发现它与现代图书馆学在知识论取向上的契合点。
4.1 文献涵义：知识及其交流方式的二重划分
“文献”一词最早见自《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20]南宋朱熹则更为简洁地解释为：“文，典籍也；献，贤也。”[21]因为郑、朱二位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对“文献”涵义的经典阐释一经产生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一直因袭下来，如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大夫。”[22]明代焦竑所编《国朝献征录》、清代李桓所编《国朝耆献类征》，书名中“献”取的就是“贤才”之意。
孔子与《论语·八佾》
在笔者看来，古代先哲将“文献”作“典籍”与“贤才”的划分，实寓含深意。“典籍”与“贤才”的实质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古人治学和著述之前必讲究“征文考献”，如司马迁编撰《史记》，除采用《六经》、《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先秦典籍外（即所谓“征文”），还遍游天下，寻访故旧，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即所谓“考献”）。“征文”，即典籍的搜集整理与组织利用，与今天的文献工作并无二致；“考献”，即通过人与人的交流，获取知识与信息，与现在的参考咨询、情报服务也并无本质不同。而今天，作为国家标准的《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里的“一切”，当然包括“物化”和“活化”了的知识载体，文献学也就当然地涵盖了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或所谓“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或所谓“物化知识”与“活化知识”）的组织与管理。这与古人讲求的“征文”与“考献”又有何异？郑、朱二位将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归结为“文”（客观知识的载体——典籍）和“献”（主观知识的载体——贤才），实暗自契合了现代知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二重划分。
在郑、朱的基础上，公元14世纪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叙》中进一步对“文献”涵义作了如下经典的阐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23]马氏的文献观可以概括为“叙事为文”，“论事为献”。他在编纂《文献通考》时，将凡是见自比较正式的“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的资料，只要是信而有征的，都顶格书写，谓之为“文”；而将凡是录自当时臣僚及近代诸儒的非正式场合的言谈清议，只要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的，都缩格书写，谓之为“献”。马端临自觉地将取自不同渠道和场合的材料作这种划分，极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中叶由美国社会学家门泽尔（H．Menzel）从载体角度提出的“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的信息交流论，后者经由苏联情报学家A．И．米哈依洛夫的整理和发展，成为体系严密的科学交流模式。笃行讷言是中国古代学人的特点，马端临虽没有正式提出知识交流论，但却在700年前编纂《文献通考》时实在地践行了这一理论。
4.2 文献价值：知识传承的载体
中国古代其实不乏经典的图书馆学著述，如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归纳了先秦以来历代图书聚散的规律（“五厄论”），提出了图书采访的原则和方法；宋程俱《麟台故事》总结国家藏书管理经验，对藏书机构（麟台）的社会意义、历史沿革、行政隶属、建筑设计，官员的职掌、选任和待遇，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等作了全面阐述，内容深刻而详瞻；宋郑樵《通志·校雠略》系统地探讨了文献访求（“求书八法”）、校勘、辑佚、分类、编目和流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清章学诚《校雠通义》系统阐述了目录学理论和著录方法，阐明了图书资料、学术研究与目录的关系，总结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这些中国本土的图书馆学著述，蕴涵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其中或多或少地论及了文献的价值。但对文献价值阐述最全面深刻的，还当数唐初魏征的《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序》开篇即阐明了文献教化人伦的功用，“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其次，阐明了文献辅助政治的作用，“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再者，阐明了文献的思想教育功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4]
但《隋书·经籍志序》对文献价值的认识并没有就此止步，它还进一步阐释了文献在知识传承方面的功用：“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25]这段论述清晰地阐明，文献作为知识传承的载体，可以起到通达古今的作用。其实早在曹魏时期，曹丕《典论·论文》也有过类似表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6]我们不否认古人著述有传名的功利因素，但至少表明，当时的人们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泛义的知识）要传之不朽，必须通过著述形成具体的“翰墨”、“篇籍”（即文献）。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文献在传承知识方面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虽恪守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的教诲，但又不甘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因此在历代学人的著述中，固然有不少存养省察、穷理尽性、脱凡入圣等带有一定超验意义的表述，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他们对于超越个体生命永恒价值的追求，恐怕更集中、更明确、也更具体地表现为对身后声名的追求。而古人所谓“三不朽”中的“立言”，对于古代文人而言是最可行的。这不仅因为文人本来就是以“言”为业，且“德”与“功”也只有凭借“言”才能永传不朽。“言”，可以是思想学说，也可以是记“德”、记“功”的历史描述，但传诸身后就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知识。而这些都必须假借文献的传播才可能达成。故此，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发出了“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27]的感慨，宋代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也提出了“文以载道”的类似观点。这说明，古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献承担起传承知识和传播思想的职能，实乃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
4.3 文献组织：“会通”观与知识系统的建构
中国古代知识系统的建构主要是通过目录学来完成的。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学问推崇“学以至圣人之道”，把主要属于知识领域的学习行为归结为伦理道德范畴，将忠孝、礼义、仁爱、心性、天理之类的社会规范尊为“道”，而将专门学问与自然知识轻之为“器”。这种学风反映在文献学价值取向上，就是把“弘道设教”、“阐明圣学”作为终极目标，具体表现在书目的类目设置上，从《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尚能与“六经略”、“诸子略”并立，而至《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体系时，原与经、子并列的“兵书”、“术数”、“方技”，均被并入“虚论其理”的子部。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例，经为准绳而“垂型万世”[28]，史载史事而彰善瘅恶，子尚义理而自成一家，集摛辞藻而抒情叙事，它们都属于人文科学知识的范畴。而诸如刑法、礼制、职官等属于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天文、地理、农家、算法、医方等属于自然科学知识，在《隋志》中都没有单独设类的资格，只好归并入史部，或淹没于子部[29]。因此可以说，以四部分类法为主流的中国官方目录在组织文献与建构知识体系时，对知识类型存在严重的价值偏见。但是，这一状况由于南宋郑樵及其文献学思想的出现而有了重大改变。郑樵的文献学思想以其知识取向为特征，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郑樵没有将文献学的旨趣定位于传统的“弘道设教”、“阐明圣学”的务虚层面，而是有更为实际的目标——造就博雅之才。这决定了他的文献学价值取向是综合知识，而非儒学道统。与宋儒空谈心性决然不同，郑樵人生最大的志向是“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为此，他“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30]，最后写就了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学名著《通志》。《通志》精华尽萃于《二十略》，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学科知识，这在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的理学家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提出了著名的文献“会通”思想，并将其贯穿于《通志》的编撰中。郑樵推崇孔子，并不是推崇其高山仰止的道德修为，而是推崇他“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郑樵服膺司马迁，不单是敬服其忍辱负重的精神，更是敬服他“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他在继承孔子、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31]具体来讲，“会”就是“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通”就是明其“类例”，别析源流，将古今知识条理化、系统化。
博通百家的郑樵的雕塑
第三，重新构建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郑樵以崇“实学”而薄“空言”的价值标准，依据“类例”原则，重新建构了古代知识体系：“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凡“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32]。与前者六略（注：《七略》的“辑略”为虚目，实为六略）及四部分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不同，郑氏的知识体系最大特点就是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而视之，而不是以所谓儒家道统统揽一切，厚此而薄彼。譬如，他别“礼类”、“乐类”、“小学类”于“经”之外，出“星数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于“子”之中，将“道”与“器”并立，“理”与“艺”比肩，这说明郑氏是从知识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建构古代知识体系的，意在囊括古今知识，而决非“阐明圣学”。
郑樵一反儒家崇“道”薄“技”的传统，将文献学的本旨回归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知识的积累、传播，其文献学思想呈现出来的知识论取向，在当时普遍空疏浮华的社会风气下，对传统文献学传经卫道思想起到了有力的拨乱反正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引接西方新知预作了精神储备。
5 结语
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异立。但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献体系，中国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传统，这些是西方图书馆学所无法替代和包容的。但自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长期习惯于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自觉地得了一种心理怪疾：西方之外是无所谓科学的，西方的一切理论和方法都是可以奉为圭臬的。表现在当下的图书馆学研究中，研究者“冲动性的研究动力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外部环境和条件给图书馆学共同体带来的新奇、焦虑和不安，甚至来源于某些研究者意欲‘拯救’图书馆学或引导自以为正确潮流的潜在意识。而中国图书馆学如何看待自己的遗传基因，如何继承原有的优良传统，怎样在‘存古’的基础上去‘开新’，以养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这些问题反倒被人们忽略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的学术资源、学术理性和学术规范，已经不再对当今的图书馆学研究发生某些规定、约束、指引的作用了”[33]。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损失，也是世界图书馆学的遗憾。
我们发掘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中的知识论倾向，并不是以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进姿态去挑战西方图书馆学在世界图书馆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地位，也不仅仅是彰显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学术个性，而是试图揭示和印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图书馆学的建立可以是多路径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以其独有的文献学思维方式，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性，它不应该被硬生生地阻隔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殿堂之外。尽管这种知识论取向在理论上还够不上完美，古拙中甚至还带夹杂着一丝乡土的青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续传其原创精神，疏通其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文化血脉。惟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
[1] 袁咏秋，李家乔主编．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19-220
[2] 菊秋芳，门淑华．西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经典释义述评[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4）：35-36
[3]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9
[4] 王子舟．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理性走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5）：5-10
[5] 台湾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编．图书馆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50
[6]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71
[7] 范并思．基于德尔菲测评的图书馆学史研究[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4（3）：11-14
[8] 郑全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J]．图书馆建设，2003（3）11-14
[9] 傅荣贤．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J]．情报资料工作，2008（1）：34-37
[10] 李满花．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拿来、原创和输出——兼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现代价值[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8（4）：6-8
[11] 傅荣贤等．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为什么没有被建构为一门成熟的现代学科——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J]．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1）：13-16
[12] 傅荣贤．古代书目结果中具体文献的作用探析及对现代知识管理的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7（12）：120-123
[13] 李满花．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价值的可行性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08（1）：41-44
[14] 龚蛟腾．元知识与元知识管理（学）——关于书目情报与目录学本质的探讨[J]．图书与情报，2008（1）：29-33
[15]，[29] 戴建业．论郑樵文献学的知识论取向[J]．图书情报知识，2009（5）:41-51
[16] 程焕文．略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时期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2）：14-18
[17] 王新才．卷首语——名与实之一[J]．图书情报知识，2008（2）
[18] 王新才．卷首语——名与实之二[J]．图书情报知识，2008（5）
[19] 李明杰．卷首语——名与实之三[J]．图书情报知识，2008（6）
[20]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6
[2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
[2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92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叙[M]．北京：中华书局，2006：4
[24]，[25]（唐）魏徵．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3
[26]（魏）曹丕．典论·论文．见：（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97
[27]（南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序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25
[28]（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经部总叙[M]．北京：中华书局，1997：1
[30]（宋）郑樵．郑樵文集·献皇帝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23-24
[31]（宋）郑樵．郑樵文集·上宰相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37
[32]（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04-1805
[33] 王子舟先生就本文论题与笔者的私人通信．2007-07-04
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
图片源自网络
责任编辑：彭颖
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
............试读结束............
查阅全文加微信：3231169 如来写作网：gw.rulaixiezuo.com（可搜索其他更多资料）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231169@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wuxingwenku.com/3350.html
